由于崇祯殉难，京都陷落，太子朱慈烺下落不明，立储问题一直困扰着明朝遗臣。福王朱由崧在一部份旧臣的簇拥下抢先在南京谒陵，后二日称监国，五月十五日即皇帝位，是为弘光帝。然而，东林党大臣虽然一力反对，但拥立者有四镇重兵作后盾，谁敢不服！期间虽有“南渡太子案”、“遗诏案”出现，暗潮涌动，众说纷纭。“拥潞”更是闹得沸沸扬扬，朱由崧名不正，言不顺，但皇位已窃据在手，发号施令，众大臣只好听之顺之；内阁首辅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又乘机排斥异己，大肆打击东林党，朝政一片混乱。
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高宏图、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姜日广，及凤阳总督马士英建议，请分江北为四镇，以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高杰分统之。得功辖滁、和等地，驻庐州，经理光州、固始一路；泽清辖淮、海等地，驻泗水，经理开、归一路；良佐辖凤、寿等到地，驻临淮，经理陈、杞一路；高杰驻徐州，辖丰、沛、萧、砀等地十四州县；以阁臣兼督师史可法节制扬州。不久又进封黄得功为靖南侯，进封左良玉为宁南侯，封刘泽清为东平侯，刘良佐为广昌伯，高杰为兴平伯。史可法身担重任却被排挤在外，马士英因此在内阁权柄日重。
1645年，明驻荆襄总兵宁南侯左良玉与凤阳总督马士英争权，放着外敌不管，为避大顺朝农民军，“以清君侧”之名发兵几十万欲攻南京。四月，左良玉虽为黄得功所败，中途病死，军中将领共推他的儿子左梦庚为军主。七日，大军东下，朝廷传令让黄得功渡江防守，剿灭叛军，于是，左部几十万明军进退失据，左梦庚遂率部倒戈降清。
接着南京请降，福王被掳，扬州、江阴、苏州、松江相继被陷，新任监国潞王朱常芳在杭州出降，王储问题又一次出现真空；谁能承继大统，各王储心中无数，诸大臣也众说纷纭。继起者之一，朱聿键自十二岁被囚于家中，好不易时来运转，三十一岁上做了四年王爷，崇祯九年，唐王慨然以国事为己任，一腔抱负，也顾不上祖训；亲郡王不得擅离封地的禁令，招兵买马准备北上勤王。可惜猜疑成性的崇祯对这位一腔热血的宗亲并不领情，半路上就派锦衣卫把他赶了回去。接着新帐老账一起算，责备唐王擅杀叔父，擅离封地，无法无天，下令废为唐庶人，并囚禁于凤阳高墙之中。这一关，又是七年，崇祯覆亡后，弘光继位，终于把唐王放了出来，但此时局势已迅速恶化；长江防线不攻自破，南京开门请降，福王朱由崧在芜湖被掳……朱聿键以明朝疏藩即位称帝，但却得到两广、赣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残明政权的承认。于是，隆武取得了明朝的正统地位，颁诏号令天下。
继起者之二鲁王朱以海，鲁王这边虽也在绍兴监国，但正嫡之争同样棘手。一、谁是皇储正统，是迎唐还是拒唐成了朝政首要问题。二种观点各占一半，手下大臣亦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二、皇权威信。“自古入关者王”，早有定论。但也须身体力行、有所作为才好。可登台拜将，几战杭州之役，不但无功而返，还损兵折将，更不用说北上南京谒陵，亦是遥遥无期。虽然，行朝有三法司执掌，但相互折台、互挖墙角，且手段不少。三、兵员粮饷。鲁监国所控制的区域只不过是宁绍台、金温衢等地区，粮饷有限，人多嘴杂，莫衷一是。
鲁监国政权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财政拮据：他们所控制的区域仅限于浙东一隅，实际有效控制区仅有绍兴、宁波、台州、金华四府之地，所供赋税每年约六十余万钱粮；而军队和官员数目庞大，在财力上显然力不能支。
鲁监国政权虽处抗清前线，却不能有效地利用当地的兵源和财力。古语有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部下长为此争执，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饮”，官军和义军每为“正饷”和“义饷”争闹不休。针对此种情况，当时户部提出，以实际兵员为准，由户部统筹兼顾，但遭到方国安、王之仁的反对。
方、王二人凭借优势兵力，竭力主张“分地分饷”。由他们统领的所谓“正兵”瓜分全部正饷，即按田亩计征的正额田赋，而“义兵”则只能食“义饷”，即通过劝输等办法取得的粮米。这么分配实际上是使“义兵”没有固定粮饷而陷入自生自灭的境地。这就是所谓的正兵“分饷”。
“分地”是规定支饷要由各自固定的区域供给。方、王等人的“正兵”既然享有全部正赋，自然可以到各处去征派，而“义兵”却没有固定的供饷区域。这就引起了不少廷臣的反对，户部主事董守谕说：“分饷、分地是错误的，应当是一切田赋税供归户部，然后按兵员数目授饷，再按照所处地方的远近决定发放的顺序，以使兵士按时得到食物和兵饷。所谓义饷，空有其名，难以为继。实际上是遣散义兵之举，让其自生自灭。”
“计兵授饷”当然要比“分地分饷”合理，但却取消了方、王等一部份军人的特权，方国安、王之仁等一己私利，却竭力表示反对。户部给事中邵之詹又提出，按区域划分，即绍兴之赋归户部，宁波之赋归王之仁，金华之赋归朱大典，其余之赋归方国安。于是，张国维与朱大典开始分地治兵，朱大典辖金华、兰溪、汤溪、浦江，张国维辖东阳、义乌、武康、永康。方国安等辖富阳、桐庐、上虞、诸暨，以溃兵列江上，纵暴无状。
原来鲁监国手下，以方国安兵力最盛，王之仁次之，号为“正兵”，食宁、绍、台三郡田赋，即所谓的“正饷”。钱肃乐、熊汝霖、郑遵谦所统率的义军，只能吃“义饷”，即取自于富室的乐施和民众的捐助。不久，“正饷”竟把“义饷”也侵夺去了，使义军陷于无饷的困境。钱肃乐派员到鄞县、奉化二县支饷。方国安竟下令二县不准支付。钱肃乐率领的义军甚至断饷四十日，沿途乞食为生。但义军激于爱国之忧，相聚不散，无一叛者。户部主事董守谕感叹地说：“江上之师从此就要溃散了！”
而大军云集后，各地蜂涌而来的将领不可胜记，而且人人尽可招兵派饷，甚至抄掠百姓，地方搜括殆尽。开始时抄掠目标还只是降清的人家，后来则遍及富室大家，以至农工商贾之人无不推索诛求。
巡抚荆本彻奉命西征，不过浙西一步，却在宁波打粮，搞得人心惶惶。方国安一军驻军江上，数百里地面上的民居尽为其占作营寨，使得人民流离家室，村落萧条。偏偏这年秋天大雨肆虐，田舍漂没；第二年春天又值大旱，从二月至五月，滴雨未下，赤地千里，米价暴涨数倍，斗米五百文，百姓惶惶。钱肃乐曾上《民有十亡而无一存，民有十死而无一生疏》，备述民不堪命之状。
地方既已贫困，义军自然苦无钱粮，钱肃乐几次向鲁王上《乞饷疏》，慷慨陈词，但饷始终不至，逼得大部分义军自动散去。连兵饷也有正嫡之分，鲁监国之行政真是可悲。
而食“正饷”的军人们内部也是矛盾重重，互相倾轧，飞扬跋扈。张名振就因受方国安排挤，独自带兵从抗清前线返回原驻地象山石浦；黄斌卿由于所属派系不同，与鲁监国政权也是貌合神离，“身在曹营心在汉”，早早就有了投奔福建唐王阵营的打算；王之仁身当重任，面临大敌，畏葸避战，却在西兴纳妾，勒索追饷，胡作非为，引起了钱肃乐、于颍、孙嘉绩等人的不满和议论。王之仁知道后不唯不思悔改，反而揭参诸臣不已，甚至拔剑相胁。粮饷之争已闹得满城风雨，众将反目。
即使一些较低级别的将领也是威福自专；原刘泽清部将张国柱，曾在崇明降清，后浮海来归，留置定海守将王鸣谦麾下（王之仁之子）；张国柱率部在慈溪、余姚打粮，引起兵民相杀，其兵焚民居而去。如此猖狂跋扈，为害地方，不仅王鸣谦无可如何，就是朝廷也无计可施，只能用封官晋爵加以笼络。因此诸臣争谋高爵，请乞无厌。当时廷议要封张国柱伯爵，监察御史兼兵部职方司主事黄宗羲表示反对，他说：“如若这样，止哭喂饵，那么悍将益悍，骄将益骄；后若有类同，人和事又将如何处置？依我看挂名将军就已开恩了。”鲁监国虽然接受了黄宗羲的意见，但军人之横暴并未有所收敛。
兵部尚书余煌上言：“今国势愈危，朝政愈纷，尺土未复，战守无资。诸臣请祭，则当思先帝尝未备；请葬，则当思先帝山陵未营；请封，则当思先帝宗庙未享；请荫，则当思先帝子孙未保；请谥，则当思先帝光烈未昭。”时以为名言。
余煌（1588—1646)，字武贞，号公逊，会稽人，天启辛酉科乡试二十二名，天启五年殿试，状元及第，初授翰林院修撰，历官至右庶子，鲁王监国，起礼部右侍郎，再起户部尚书，皆不就。明年以武将横甚，拜煌兵部尚书，始受命。江干师溃，鲁王航海，他自赋绝命诗一首，自沈渡东桥下。国朝赐谥忠节。
除粮饷之外，正统之争也引祸不少；前一阵子，鲁王就任监国之后已派遣特使，专程赴福州解释嫌疑，消弥隔阂，为共同抗清，两家不分你我。但底下拥立之人各有拥戴居功打算，正统之争不能含糊；二个政权为此口水战不少，一时唾沫横飞，好不热闹。接下来内耗升级，闽诏至，张国维、熊汝霖建议弗受。朱大典与钱肃乐谓，“宜受之”。两议各有所执，隆武闻讯，亦同授二位阁臣衔。接着，唐、鲁两王争相拿出大把银子和高官厚爵在对方政权内挖墙脚，利诱之下，鲁监国内部也分成两派，一半主张迎唐，一半主张拥鲁。右佥都御使、太仆寺卿钱肃乐慷慨陈事：“大敌当前，而同姓相争，岂能成中兴之业？”
正因这些建言和《乞饷疏》，又触犯了朝中贵戚，以为钱肃乐递福建有谢表，具贰心。张国俊、方国安、马士英、阮大铖互相勾结，处处排挤钱肃乐，还派人暗杀他。钱肃乐悲愤难抑，但又无可奈何，含泪上疏说:“臣自举义以来，大仇未复，终不敢归安庐墓。愿率家丁数人，从军自效。”
鲁王虽加慰留：“爱卿勿忧，朕另授你为吏部，不带兵。”但流言不止，逼得钱肃乐无立足之地，只得逃离绍兴。半路上又上疏曰:“臣从今披发入山，永与世辞。”力辞鲁王加封他的吏部尚书兼理户部之职，带着一邦子弟离开绍兴，辗转翁州、温州。（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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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网名柴门，笔名修人，男，1952年10月出生，汉族，浙江宁海人，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浙江省诗词与楹联学会会员、宁波市诗词楹联学会会员、宁海诗词楹联学会副会长兼跃龙诗社副社长、宁海徐霞客研究会会员、兼宁海史志研究会会员。长期钟爱诗词文化和历史文化，作品多发表于《浙江当代诗词选》《浙江诗词楹联》《浙江诗潮》《西湖新咏》《当代宁波诗词选》《今日宁海》《徐霞客在宁海》《宁海文史》《跃龙诗声》《宁海当代诗词选》《缑乡风情录》《诗咏宁海三百首》《宁海当代诗词精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