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书和教书生涯　

◎荒夫

1956年端午节前一天，我出生在薛岙下蒲村的外婆家。从那时起直到文革前，我的童年基本上是在那儿度过的。

我是1962年秋季上的学，下蒲小学是初级小学，学制四年。校舍是下蒲古祠堂，连着戏台，戏台两边是两层的厢房，刚好作四个年级的教室。初小的课程，除了主课语文和箅术，根据各年级段的情况，还先后开设了图画、唱歌、体育和劳动课。当时的我图画没有兴趣，唱歌喉咙不胖，体育和劳动年小体弱，唯有两门主课基本上是满分，所以期末评比，大多是学习积极分子，评上三好生的机会不多，不过也当过一两届班长，除了每天喊起立坐下，好象也少有其它的事务。

那时年少懵懂，好多事现在已没有记忆。只记得对一位薛老师很是讨厌，高兴时他用两手拧我们的小脸蛋，拧得通红通红，生气时勾起食指敲我们的脑勺，敲得很疼很疼。上学最开心的事是体育课在操场上滚铁环，放学最开心的事是沟里逮泥鳅，地里捉蟋蟀。

1966年夏天我初小毕业，来到50华里远的我的家乡金家岙，没过几个月，久病不愈的外婆去世。

我的两年高小是在离家四里外的三岙小学读的。早餐，母亲总是做我最爱吃的蛋炒饭，中饭是带米去学校食堂蒸的，也有一两个菜卖，那时候穷，大多是自带咸菜咸豆腐之类的，学校的校长是个郑姓女教师，瘦瘦的，身体不太好。后来批判她的大字报多起来，她成了半个靠边站的校长。班主任曹老师是教语文的，记得他有个儿子那时很顽皮，经常挨打。后来长大后却很有出息，居然当上副县长。曹老师虽然脾气暴躁，对我却特别的好。那时教材少，有时供应不上，就学毛主席诗词36首，背书我总是第一个上去的，我对诗词的爱好，可能是从此时萌生的吧。每学期结束，曹老师总是单独叫我去办公室或他的宿舍，塞给我一些小糖饼干之类的零食，有一次还给了我几枚毛主席像章，非常珍贵，至今想起仍十分感动。

小学毕业后，到离家十里外的公社所在地上初中，当初有3个班，120多人。那个年代一方面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农家缺少劳动力，好多学生都陆陆续续退学了。三个班并为一个班，毕业时只有二三十人。

初中两年，我对语文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对数理化渐渐失去耐心。语文老师换了好几个，我最敬佩的是夏承惠老师，他的字写得好，课讲得好，对我的作文水平提高有很大的帮助。记得一篇写抗洪救灾的作文，我是参考了当时桐庐县抗洪事迹的一篇通讯后写成的，夏老师在我的作文簿上用红笔圈圈点点，还写了近百字的好评，极大地鼓舞了我写作文的热情。

初中毕业后，县里高中没有复学，我回乡做了半年农民，那年生产大队安排我父亲等几个会木工的劳力去江西做纱管毛坯(棉纺厂用的)，父亲的大队会计工作由我接替，边学边做。

1971年2－3月间，忽然接到通知，宁海中学恢复高中教学，我被录取了，又有书读了，这真是喜出望外。父母为我准备了一切行装，出发那天，父亲挑着行李，父子俩步行25华里，来到县城。

上世纪初，宁海本没有中学。记得柔石当年曾在台州的省立第六中学就读，因学费昴贵，管理又不善，中途退学在家自学，第二年考入杭州的浙江省第一师范。后来有乡绅办起了私立中学。1928年前后，柔石任宁海县教育局长，大力募款集资，筹建校舍，为宁海中学私立改公立多方奔走，终成善果。我们的二层木结构住宿楼，就是当年建造的，所以叫柔石楼。

我们这届高中，一共就两个班，56人一个班，合计112人。教室在西大门进去左侧一幢砖混结构楼房的二楼，我们(1)班在东头，(2)班在西头。说起任教老师，一个个都是当地有名气的学科专业领军人物，在此不一一列举。学生主要是城关的和附近各公社的工农子弟，其文化结构，有老三届的初中生，有象我这样毕业后务农的，还有高小程度的，年龄小的象我这样15、16周岁的，大的有19、20岁。想起我后来当兵，1978年在扬州师院搞军训，学生的情况更是五花八门，大的有30多岁，已结婚生子，小的只有18岁，这就是当时的中国国情。

班主任马老师，高高的个子，爱好打篮球，风度翩翩。他是教数学的，虽然我数学成绩一直不好，不是他的得意门生，但是他给我们传授了许多成长的知识，做人的道理，生活上也对我们照顾有加，每天早晚一次到我们宿舍，嘘寒问暖，催促按时作息，就跟慈父一样。

徐老师是教语文的，兼(2)班的班主任，他是个饱读诗书的才子，县里的一枝笔。他国字脸，寸板头，长得有点象鲁迅。当时身体好象有点瘦弱，他就住在我们教室门外的阁楼上，时常有一股煎中草药的味道从屋里飘出来。我爱好语文，他的课，我总是特别认真的听，有时还做笔记。他在课文讲解中，旁征博引，引经据典，讲诸子百家，讲诗经离骚，讲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讲对联雅事民间趣闻，引人入胜，深感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他的字清秀俊雅，别有风韵。他布置的作业，尤其是作文，我特别努力地写，因此也常常被老师作为范文讲解。教室的墙报上，常常会贴出我和其他几位同学的文稿。

我和一位徐同学经常出学校的黑板报。记得有一次，学校还组织我们到当时最繁华的桃源桥头，在东方旅馆高高的外墙上，布置我们的宣传栏，把毛笔写在白纸上的诗词和文章贴上去，供南来北往的乡亲们阅览。记得当时我写的是《卜算子》的词，题目和内容早已记不得了。

1973年1月，我高中毕业。学生时代结束。父亲给我找了个代课的临时工作，在三岙小学，就是我当年读高小的母校。我熟悉的老师就剩下施老师一个。我教的是五年级的语文和三年级的算术兼班主任。记得有一次劳动课，到学校后面山坡地里挖土豆，有几个男生特别顽劣，在那乱扔小石块，我正想训示，已经有一个女生中招了。我一看她头破血流，吓坏了，赶紧背她下山、过河，到卫生所，缝了几针。还好两个孩子都是同村的，惹事男孩的家长买了礼物上门赔礼道歉，此事也就了结。多年后，听说那女孩考上了大学，我着实为她庆幸。

该校有一位男教师，是个上海下乡知青，比我大不了几岁，人高马大的，爱拉手风琴。这家伙是个人渣，后来把一个大龄剩女(邻校教师)肚子搞大，不负责任的跑回上海了，也不知道后续如何。

下半年，一位在区校当校长的同族长辈，叫我去他那儿代课，该校也是我的初中母校。我教的是初一的语文，有一段时间，教材没到，教导主任董老师安排初一教《神童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真佩服董老师，在当时的环境下敢教这种东西。学期还未结束，我被几个活宝软磨硬拉拽回了村里，说是农民需要我这个秀才。

我回村后办过夜校，搞过试验田，巡过山林，查过"资本主义的尾巴"，也违心地帮人抄过大字报，那时年轻不懂事，后来也没人怪我。

1974年12月，我应征入伍，当了5年兵，秀才性格有异，体质又弱，提不了干，做了1年班长，2年文书。退伍回来后，还是到老地方代课，半年后，病休的老师回岗了，我又失了业。于是在家一边劳动，一边复习，打算第二年去参加高考。1981年5月，我招工到县供销系统的一家工厂，有了铁饭碗，高考的事也就抛到脑后了。不过后来心有不甘，又报读了北京语言文学自修大学的课程，虽然不发文凭，那些知识可都是干货。后来担任过副总理的姜春云也是我们的同学呢！

我的读书和短暂的教书生涯从此画上了一个不太圆满的句号。

作

者

简

介

娄开宇，男，笔名荒夫，曾用名娄开斌，浙江宁海人，中共党员，宁海县作家协会会员，宁海县诗词楹联学会会员，1975年1月入伍，2016年6月退休。1977年以来先后在《解放军报》《江苏电台》《宁波日报》《文学港》《宁海报》《早春》等处发表政论文、散文、诗歌等作品，其中诗歌《夏天》1985年曾获宁波市首届诗歌大竞赛优秀奖(共十名)。

□编辑：叶寒
□图片：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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