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穿新衣是中国春节传统文化的习俗之一,富人与穷人的新衣在衣料、制作工艺上有天壤之别,但都称之新衣。民国富人奢侈豪装姑且不谈,说说建国后市民儿童的过年新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虽翻身当家作主,但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国家工业、农业经济落后,物质贫乏,过年能穿件新衣是百姓过年的一种祈盼。在一切都凭票券供应的计划经济下,布票非常的珍贵,家里的床单、被套、窗帘和布衣、布裤都得要用布票来购买。孩子多的人家,一件衣服往往是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给老三。大人的衣服也会改给孩子穿。这样的节衣举措也是那个年代父母的无奈之举。我们儿时所谓的过年新衣就是能穿上一件没有破洞补钉、没有褪色变花的衣服。我排行老三,每年春节能穿上一件没有补钉的“新衣”也是快乐无比。清晰地记得六十年代,每到年关将近,父亲会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大锅,这大锅是专门染制衣服的。把锅洗净,放上大半锅自来水,加入一小包染色颜料,待化开后把洗净了没有破洞与补钉的衣裤,放入锅水中在煤炉上烧煮。我祖上从事云锦纺织业,其中的蚕丝是需加工染色,父亲耳濡目染自然不学自通,多少衣服,加多少水,放多少染料,煮多长时间,煮中如何搅拌,给衣裤翻身,对火候的掌控等操作十分娴熟,绝不会染色不均,深浅不一。母亲调侃父亲说可去印染店当师傅。衣服染好后,父亲端锅去自来水池,将衣服用火钳挟出,扔在水笼头下的水泥池中放水冲洗,再放小澡盆中搓揉漂净,最后凉起阴干,再用熨斗烫平,叠好放入衣柜收起来,等到大年三十夜里放在我们的床前椅上。初一早晨起来时,我们就有了一套成色全新的“新衣”,高高兴兴地穿出去给长辈们请安、拜年。直到七十年代,我和我姐参加了工作(哥哥知青插队),家庭工资总收入有了增长,才使我们姐弟三人各自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新衣。最深的印象是 1972年春节前,母亲为我买了件仿军用紧身棉袄过年。那件棉袄用缝纫机排上一行行的竖线,内衬的棉花固定在每行内不会移动,可正反两面穿,正面是草绿色,里面是深蓝色,可以束腰防止寒风钻入,外面不用罩外衣,这是当年的流行穿法。
那件紧身棉袄用了多少布票,花了多少钱,我已记不清了,但是母亲在中央商场排队抢购到紧身棉袄的满脸喜悦,和亲自帮我穿上,前后左右看长短、大小的情景却铭刻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现在商品丰富,孩子过年的新衣不用操劳烦神,就是去买、买、买。实体商店、商场、超市,还有天猫、淘宝、京东等网店……各种样式,各种衣料,各种品牌,琳琅满目,让你眼花缭乱,目不睱接,但不知现代的孩子过年穿上父母给买来的新衣,有无我们儿时过年穿上新衣的那种快乐与幸福感。祁柏(又名萧伯秦),江苏南京人,曾任南京市总工会《南京工人报》社主编,南京东方文化艺术进修学校校长,南京职工文学创作协会会长,江苏省职工诗社理事,江苏楹联协会会员,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校友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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