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想起姥姥
姥姥离开我们三十年了。三十年很长，却又很短。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而每一次，如果我不能立刻转念，就会泪流满面……因此，我常常是不敢想起姥姥的。
姥姥于1909年出生在辽宁省新金县安波镇一个没落的乡绅家庭。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旧时代，她没有自己正式的名字，婚后随夫姓，人们叫她韩孙氏。
姥姥是个小脚女人，中等个儿，身体微胖，长挂脸、大脸盘，发髻总是一丝不苟、整整齐齐地盘在头上。一身或黑色或灰色的宽松衣服，上衣是高领斜大襟左排扣的，裤子是高腰绑腿的，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总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姥姥虽然没有读过书，却饱有人生智慧，她机敏果敢、吃苦耐劳、乐于奉献，性格也豁达开朗，遇有开心的事儿，就大声地笑出来。
姥姥的前半生幸运且幸福。她没有文化，却嫁给了一个国高毕业、精通日语、又小她7岁的教师——我的姥爷韩成东。虽然，他们文化、年龄相差很大，但姥爷对她极为尊重，二人相爱甚深。他们育有两个女儿——我的母亲和老姨，两个女儿乖巧上进，都毕业于师范学校，后来顺理成章地成了令人羡慕的人民教师。真是妥妥的教育世家、其乐融融的幸福家庭。
常言道：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动荡的五、六十年代，厄运和不幸常常会突如其来地降临到每个人和家庭。
1960年，姥爷在“肃反运动”中被人污告，身陷囹圄，半年后在狱中含恨离世。
姥姥的天，塌了！
除了失去至亲的痛苦，还有担心孩子们受到牵连的惊恐和不知所措。我们不敢想象，那段日子，对于姥姥来说是一种怎样的煎熬？
日子总是要过下去的。处理完姥爷的后事，姥姥安慰家人说：天无绝人之路，日子还要往好上过，只要我们人还在、心不死，生活就有希望！她与家人商量着，要离开这片伤心地，投奔她的外甥——时任吉林省东丰县邮政局局长的陶学忠。
1961年夏天，在表舅陶学忠、表姨夫王儒明的帮助下，我的妈妈和老姨放弃了教师身份，爸爸也跟着放弃了高三学业，带着出生仅3个月的大哥和一个木箱，来到吉林省东辽县辽河源公社任家大队6小队落户，当起了农民，开始了新的生活。
一年后，老姨出嫁了。姥姥便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直到去世。31年，姥姥把全部的心力都奉献给了这个家，呵护和温暖着每一个人。她甚至是家里的精神支柱，每当危难时刻总是挺身而出。
六、七十年代，乡村时有野狼出没。到了冬天，野狼找不到食物，经常下山偷袭生畜。
我六七岁的时候，一天深夜，窗外突然传来惨烈的猪叫和撕打声。
“不好！狼来了！”我们兄妹几人从睡梦中惊醒，吓得手足无措。姥姥显得十分镇定，她麻利地穿好衣服，安慰我们说：“别怕，有大人在呢！”接着高声对西房间的父亲喊道：“群爹（因大哥小名叫群子，姥姥称我的父亲叫群爹），快拿电棒（手电筒），跟我来！”随即，姥姥拎起烧火棍和爸爸一起冲了出去。
他们在离猪圈五六米处停下来，边朝着猪圈的方向晃动着手电筒，边大声喊着。几只狼一看情况不妙，急忙跳出猪圈跑了……一场危机就这样被姥姥勇敢地平息了。
我8岁那年，家里已经有8口人了。一大家子老的老，小的小，只有爸爸一个劳动力。赶上丰收年景，爸爸在生产队挣到的粮食还能免强够用，如果遇上灾年，粮食减产，吃饭就成了家里的大问题。
为了维持生活，姥姥和妈妈带着我们精心侍弄起家里的自留地。冬天我们出去捡粪备肥，夏天早晚凉爽时，我们在田间松土、拔草、施肥、打药、浇水、捡石子，再加上我们每年种地都会选用好的品种，所以自留地里的农作物长势总是比其他村民好很多。
那年夏天，园子里的小葱长得又多又好。妈妈拿到街上的菜市场去卖，一会儿功夫就被抢光了。后来，原本卖3分钱一斤的小葱，硬是被买者“抬”到了4分钱一斤，仍然供不应求。谁也没有想到，正在妈妈忙着卖菜时，工商所长来市场转了一圈。常在市场卖菜的人都知道，所长爱占小便宜。所以，每次所长来菜市场，卖菜的人都会热情招呼，并给他带上一把菜。如果有人不懂“规矩”、不“打点”，他一定会想办法找点麻烦。
不出所料，第二天一早，所长便带着派出所的人来到我家，以妈妈抬高物价、扰乱市场的“罪名”，将爸爸强行押走顶罪，还扬言要把爸爸拘留在公社等着批斗。
正当一家子人唉声叹气、不知如何是好时，姥姥说话了：“这事儿慌啥，咱们的葱好，多卖了点钱，是他们愿意买的，不是偷不是抢，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看他们不能把群爹怎么样。大不了咱们把钱退回去，或罚咱们点钱。”姥姥环视了一下我们，又对二哥和我说：“老二和老三，你们俩去找你田家二舅姥爷（姥姥的远房表弟，见过些世面、能说会道、办事机敏，和我家比较亲近），让他带你俩去找你孙家大舅姥爷（姥姥较近的堂弟，在公社的五金工具厂当书记，在当地有些名望。田家二舅姥爷和他也是亲属，他们之间关系较好），请大舅姥爷找公社的领导说说情，早点把你爸放回来，咱愿意把多卖的钱退回去。”接着又向妈妈和大哥说：“今天这葱咱们还得卖！不然，过几天葱老了就白瞎了，这一大家子的花销又没着落了！他们不让咱卖4分，咱们就按要求卖3分，看他还能把咱们怎么样？！”
傍晚，爸爸安全回家了。妈妈和大哥的葱也顺利卖出去了。
多年以后，再回忆起姥姥遇事不慌、临危不惧、运筹帷幄的样子，仍然心生敬佩。我甚至想，姥姥若是个男子，遇战争的年代，一定会是个优秀的将军。
姥姥非常勤劳。她总是家里起得最早的人。天还没亮，她就悄悄起床了，轻轻地把房门关紧，然后蹑手蹑脚地在厨房摘菜、烧水、做饭，生怕打扰到我们。妈妈心疼姥姥，总埋怨姥姥说：“妈怎么又起这么早？怎么不叫我们一声，咱们一起做呀！”姥姥却笑笑说：“年岁大了，觉少睡不着，躺着难受。”
我们家有一台草绳机。冬天农事少的时候，一家人靠打草绳挣钱。姥姥每天做完家务，就会坐在草机旁打草绳。
姥姥坐在草机旁，头上、脸上、衣服上浮着一层草尘，两脚踏得机轮飞转，两手极为娴熟地拈着一绺绺稻草往草碗里塞，大约20分钟左右，一盘草绳就打好了。每年家里统计草绳数量时，姥姥打草绳的数量总是最多的。每次父母要替她时，她总是说：我刚上机，还不累呢。你们白天在外面干了那么多活，回家该休息休息了。”孩子们要替她的时候，她会说：“你们学习要紧，去看书、写做业吧，学好了比什么都强。”在她老人家看来，这个家里似乎就她没有理由休息，所有的活都该她来干才是。
姥姥不仅勤劳，还是孩子的避风港。我的父亲信奉“棍棒出孝子”。孩子犯了错误，常常是家法伺候：责骂、体罚、不让吃饭。这时候，姥姥总会站出来替我们解围：“行了群爹，孩子还小，以后改正就好了。”
有了姥姥的呵护，我们的童年多了不少快乐。我们对姥姥的依赖和尊重也更多一些，每次出门回家，一进门，首先喊得就是姥姥。家里吃饭的时候，姥姥必须吃第一口饭，否则，别人是不能动筷的。那时家里很穷，好吃的东西少，只要有好吃的，我们都要留给姥姥吃。当然，姥姥从舍不得自己吃，总是把好东西分给孩子们。
家里卧室的房梁上，总是吊着一个柳条编的小筐，筐里时常有饼干、月饼等。孩子们嘴馋却不敢动，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小筐。这时候，姥姥总会摸摸我们的头，说“你们最近表现不错，我奖励给你们点好吃的。”
姥姥是个特别容易满足的人，爸爸在外面得到了一个大苹果，自己舍不得吃，揣回家给姥姥吃。孩子们用捡“马掌”积攒的两角钱，也会给姥姥买了一斤“牛角饼干”。就是这样一点小事儿，姥姥却逢人就讲我们对她如何孝顺。其实，这些小事，对于姥姥对我们家的付出来说，根本不值一提。
1986年2月，我参加了全国高等师范院校的提前招考，成功地考取了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我躺在姥姥的大腿上，姥姥抚摸着我的头说：“三子，你考上大学了，姥姥特别开心！以后你要好好读书，将来留在大城市工作。姥姥一辈没去过大城市，没住过楼房，等将来你安家立业了，我就坐着火车去看你，也住住你的楼房”。我看着姥姥深情地说：“姥姥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学习，好好工作，等我有了自己的家一定接你，在我家多住些日子”。
姥姥的嘱托和期盼，一直是我前行的动力。1990年7月，我如愿以偿地来到长春市教委工作。遗憾的是，1992年3月姥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时，我还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姥姥的愿望再也无法实现了，这也成了我心中最大的遗憾。
如今，我在长春学习、工作、生活近40年了。但每当自己取得一点点成绩的时候，特别是住进新房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姥姥，想着姥姥若在该有多好，她老人家一定会很高兴。
子欲孝而亲不在！只有经历过失去，才会真正体味这其中的痛苦、遗憾和无奈。
图片/网络
作者简介
鲍文明，男，1966年生，硕士研究生，吉林省东辽县人，现任长春市委副秘书长、一级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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