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怀念母亲

怀念母亲

 袁福成||江苏

人们常说，在一个家庭中父亲是天，天掌乾坤。父爱如山，山可顶天立地，遮风挡雨。母亲是地，地载万物。母爱如海，海能容纳百川，润泽万物。只要天地相合、父母同心，再苦再难，家庭都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就我们家而言，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主外，母亲主内，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父亲是兢兢业业的“挣钱手”，全力以赴，从不含糊。母亲是标标准准的“聚钱斗”，一分钱掰作两半花，精打细算，绝不马虎。母亲的一生用她的大爱，把贤内助的角色演绎到了极致。

母亲的一生，平淡如水，波澜不惊。青年时期的母亲，不到二十岁就嫁给了父亲。我的祖母和我的外婆是亲姐妹，我的父母是姨兄妹。在旧社会和解放初期，表兄妹、姨兄妹相互结亲是再寻常不过的事，知根知底、亲上加亲是大家普遍接受的常理，至于近亲结婚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根本无人问津。母亲来到我家之后，并没有因为祖母是她的亲姨母而得到特殊的关照，相反母亲是长房长媳，祖母觉得自己亲妹家的孩子更好说话，经常要求母亲处处让着其它四位弟媳，母亲心中虽有怨言，但出于旧的礼教规矩的约束，也不敢表露，受了委屈也只能忍气吞声。有一次，祖父从上海给几个儿媳带回几块花布料，其中的一款母亲特别喜欢，可祖母作主仍让几个弟媳先挑，最后留下的却是母亲最不想要的，为了维护祖母的尊严，母亲二话不说，收起大家挑剩下的布料锁进了箱子。

长年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生活，虽然倍感压抑，但却锤炼出母亲忍辱负重的坚强性格和妥善处理家务的当家本领。

解放后，父亲的四个兄弟也相继成家，祖父母便毅然决定五兄弟分家过日子。自从分家之后，母亲才真正走上独立当家过日子的道路。分家之初，家中的日子并不好过，有限的家产经五兄弟平分摊薄后的家境可想而知。从此，父母开始了艰难的白手起家之路。

解放初期的苏北农村，成年农民的追求一是能保障家庭成员衣食无忧，二是能拥有可安身立命的房子。分家之初，祖父母说服我们的父母，把条件较好的三间门面砖主屋留给了弟弟们，我家分得的是三间狭小的丁头厨屋，名义上虽有三间，但在房间里放一张床之后人只能侧身行走，中间一间支着锅灶，另一小间还养着一头耕牛，我们的小床就放在养耕牛的房间内，这种人畜混住的状况随着我们姐弟三人的成长确实难以为继，父母便商量着下决心为营造属于自已的新房子去努力奋斗。

解放初期，苏北农民居住的大都是泥墙草屋，砖墙瓦盖对普通农民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奢侈梦想。能有三房两厨的泥墙草屋就心满意足，也是女儿嫁人、儿子娶亲值得骄傲的资本。营造属于自己的房子，对父母来说这无疑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既要花费体力，还要花费精力和财力。从垒屋基到备土坯、备木料、备草料和节攒施工的工钱，没有一项可一蹴而就。

那时候，我们姐弟三人还小且都在小学读书，也帮不了父母大忙，父亲是家中的顶梁柱，主要精力集中在为全家多挣工分上。母亲就默默承担起筹备建房的重任。仅备土坯这一项就耗去了母亲大量的休息时间，白天要到生产队上工，备土坯只能在相对少雨的春秋两季的晚间进行，逢上阴雨天气，刚刚做好的土坯就被雨水浇成一坨烂泥。做土坯要经历挖土、和土、脱制（将和好的泥土放进特制的木模中成型），风干、修削、保存等一系列复杂的工序才能完成。由于受天气、场地、时间的限制，每次只能制作土坯五十块左右，造三间土墙草屋约需一万五千块土坯，经过前后两到三年的筹备，属于自己的三间土墙草屋终于落成，期间母亲手上磨起多少老茧，脚上磨起多少血泡，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已难以计数。记得有一次母亲实在累得不行，就坐在附近的草垛旁稍作休息，刚刚坐下不久便呼呼大睡起来，睡觉时劳动的工具还紧紧抓在手里。房子建成了，父亲和母亲整整瘦了一圈。

解放初期，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还十分落后，不少农民家庭的温饱问题还无法解决。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时农业生产力十分低下，农田产量很低，上交了国家规定的公粮之后，剩下的粮食根本不能满足农民一年的基本生活需求。“糠菜半年粮”成了普通农民的生活常态。不少家庭常常被迫走上乞讨之路。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不至断炊，母亲真可谓殚精竭虑，精打细算，先把仅有的粮食按上下半年各分成六等份，绝不寅吃卯粮；二是每月何时吃稀饭，何时吃干饭安排得一清二楚，绝不擅自更改；三是把可能节省下来的有限的熟粮拿到集市上换成萝卜红薯等搭配使用。为了不影响父亲在生产队挣工分，去集市换萝卜、红薯的事主要由母亲承担。二十来斤熟粮可换回几十斤甚至上百斤的萝卜或红薯，背粮食去赶集时还算轻巧，但回程时要将几十斤甚至上百斤的萝卜、红薯运回就较为艰难，母亲本来就身单力薄，有时不得不把用粮食换回的萝卜红薯分成两份，一份由自己先行扛回，另一半留在沿途的熟人或亲戚家中，待后再返回去取。肚子饿了，也舍不得买个烧饼油条，只用买回的萝卜、红薯充饥。在我们儿时的记忆中，虽无冻饿之虞，但吃上一顿饱饭仍然是最大的满足。特别是59年至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天灾人祸，苏北农村的农民几乎陷入了生活的绝境，生产队每天只能给每个农民提供荒粮五两六钱，当时实行十六两为一斤的计量制度，按当今的十两为一斤折算，农民每天可用的荒粮为三两五钱，加工成熟粮仅为二两五钱，粮食供应长期严重短缺，迫使人们不得不用草根、树皮充饥，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甚至有活人食死人肉的传闻。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姐弟三人分别是十岁、八岁、六岁，母亲常常自己吃榆树皮、茅草根、三棱草果实，把有限有粮食省给我们。后来因生活所迫，母亲和祖父还不得不带着我一起到上海的亲戚家避难。当年上海买粮食都凭粮票供应，在上海的叔叔、姨娘家一下子添三个人口吃饭也十分为难，为减轻亲友家的负担，每天中午，我们祖孙三人不得不到街市上买点食品充饥。当年，在上海生活的临时户口，购买主食可不收粮票，但凭临时户口证，成人每人只可买一碗（约二两左右的烂饭或米糕），小孩不予供应。我们祖孙三人一顿只能买两份，祖父和母亲两个成人吃其中一份，另一份给我当午饭。直到三年困难时期过后，我们家才真正逐步过上温饱有余的日子。

再说，解决全家人穿衣更是母亲的份内之事。解放初期，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在农村，即便有钱也无成衣可买。全家人一年四季的衣服鞋袜等都由母亲亲手缝制，但缝制衣服鞋袜恰恰是母亲的弱项。其主要原因是，我的外婆在年轻时患眼疾无钱医治致使双目失明，母亲的针线活并未得到外婆的真传，虽向左邻右舍学得一些皮毛，但始终未得全部要领。记得小时候，母亲为一家人赶制过年的新衣，常常通宵达旦地缝了又拆，拆了又缝，做一套衣服要花上别人双倍功夫，在我们的新衣上面常常留下母亲手上流下的鲜血。这种状况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母亲才真正得到解放。

母亲的大半生都在为全家的温饱而操劳，用她特有的勤劳和善良，用她特有的专心和执着，和父亲同心协力为我们撑起家的天空。如果没有母亲当年的吃辛受苦，没有母亲当年的精打细算，没有母亲当年的苦心经营和默默奉献，我们仍有可能饱受冻饿之苦，仍有可能沦为乞丐甚至冻饿至死。

好人终有好报，母亲的晚年是幸福的，她和父亲携手走过了七十多个春秋，在九十一岁高龄时才离开了我们。父母健在时，我们姐弟三人深知，作为农民的父母把我们拉扯成人的艰辛和不易，把孝敬父母、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当作天然的义务，对老人的各类需求做到有求必应。如今我们姐弟三人也都过了花甲之年，时常回忆起父母和我们共同生活的点点滴滴。父母亲虽已远去，但父母大爱的余温永远温暖着我们感恩的心。

插图/网络  

作者简介

袁福成，江苏建湖人，公务员，文学爱好者和初学者，退休后撰写的多篇文学作品在报刋、杂志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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