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屋
袁福成||江苏
我的父母是地道的农民。在他们七十周岁之际，就早早为自己备好了寿材，意在告诉儿女们，百年之后，他们仍要留在这片深爱的土地上。2010年和2013年，父母分别在90岁、91岁时先后离世。尽管我们姐弟三人早已在城里安家落户，但仍遵照父母的遗愿并按老家的风俗，将老人的骨灰盒放入棺木之内予以安葬。从此，故乡的老屋和父母的坟头，便成了留在我们心中无法割舍的牵挂和念想。
砖墙瓦盖的老屋，始建于1979年，距今已整整四十个年头。2000年，父母均已年逾八十，为了方便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在我们姐弟三人的反复动员之下，两位老人才极不情愿地离开老屋，随我们一起到城里生活。接老人离开的日子，他们是那样的依依不舍。老父亲背着双手，在老屋的四周转了一圈又一圈。猪圈、鸡舍早已腾空，父亲仍习惯性将鸡圈的柴门和猪圈的栅栏重新扣牢。又用扫帚将家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母亲在厨房里将所有的锅碗瓢盆逐一清洗干净后重新装入碗柜。又到主屋内将随身携带的行李逐一查看一番，无法带走的家什，仍按平常的秩序摆放到原位。他们虽知此次远行不一定还能回来，但仿佛又是只准备到城里的儿女家小住几日，随时随地还准备返回。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父母便早早起身，准备到左邻右舍辞行并托付他们照看好老屋。老邻居们知道我父母将要随我们远行，在父母开门之前已早早守候在老屋门口，主动来和我父母话别。门一打开，大家纷纷进屋，有的还带来家养的土鸡和鸡蛋。告别的话匣子一打开，那份真情、留恋和不舍使整个老屋瞬间变得暖意充盈。原打算八点半出发，直到十点半才得以成行。在车门关上的那一刻，父母和乡亲们眼里都含着泪花。车子缓缓前行，从倒车镜中看到，乡亲们还在车后默默相送。若不是父母年事已高，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忍心将父母从老屋带离。此时此刻，才真切地感受到“故土难离”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自从父母离开，老屋就只能静静地留在了故乡。现在，老屋的确老了。历经近二十年的空置和四十年的风雨剥蚀，红砖红瓦的亮丽本色已渐渐消退，屋面上的红色瓦片已被斑驳的深褐色的雨垢所覆盖，背阴处还长上了墨绿和浅绿相间的青苔，四面的墙壁上也有几条自上而下的裂缝，其间曾托人用水泥作过简单修补，灰黑色的水泥附着在红色砖墙之上，如同人体手术后缝合留下的伤疤，显得格外刺眼。当年光洁鲜亮的木制门窗也早已风韵不再，只能在门窗上的缝隙之中，依稀能寻觅到些许棕红色油漆的影子。
当年，父母在离开老屋前用自制的浆糊贴在木门上的对联和门楣之上的“挂琅”（一种用刻刀制作的镂空年庆纸品），只剩下惨白色的零星碎片，还顽强地固守在门面和门楣之上，在阵风的吹拂下，发出窸窸声响。门前的杂草更是肆意生长，不仅早已淹没了墙脚，还肆无忌惮地越过门坎延伸到室内。连大门旁供家猫自由出入的猫洞也成了野生巴根草的天下。老屋周边的两间泥墙草盖的厨房、猪圈、鸡舍和屋后的茅厕也仅剩残垣断壁。门上的铁锁更是锈迹斑斑。开门进屋，因长期无人居住而产生的霉变气味扑面而来。一张老旧的条台上，放置着父母的遗像，遗像前的香炉、烛台也落满了灰尘，墙上的年画已爬满了蛛网，只有放置在客厅墙角的桌椅、板凳和房间内静静躺着的老式木床，让我们依稀回忆起和父母共同生活的陈年岁月。
眼前这幢看似十分简陋的砖墙瓦盖的老屋，既是我们一家在农村住过的最好的房子，也是身为农民的父母一生奋斗的重要成果之一。对父母而言，老屋具有里程碑意义那是不言而喻的。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独立拥有的第一幢房子，便是分家时从祖父母处分得的三间东向“摊扒头”厨房。
父亲在兄弟五人中排行老大，一生都在恪守“长兄如父”的古训，早年祖父去上海闯荡，十五六岁的父亲自愿陪着裹着小脚的祖母及年幼的四叔、五叔留守在苏北老家以种田为生，把去上海的机会让给了二叔、三叔，小小男子汉便成了家中的顶梁柱。待四叔、五叔长大后分家独立，又主动把三间门面砖的主屋让给了四叔、五叔。我们一家五口分得的是三间狭小的东向厨屋。最南面的一间原来堆放着烧火用的树枝和稻麦秸秆，腾空后成了父母的房间，搁上一张旧式木床，人要进房间只能侧身行走。母亲的一只陪嫁的木箱也无处安放，白天只能放在床上，晚上睡觉时再挪到外间的凳子上，待天亮起床后再搬回原位。中间的一间支着锅灶，还放置一口水缸、一张简易方桌和几条高矮不一的木条凳。最北面一间还养着一头耕牛，我们的小床就搁在牛槽的旁边。不经意间，老牛经常横过身子，把牛粪拉在我们的小床上。早上起床，我们的衣服上还留下一股牛尿的骚味。随着我们姐弟三人的渐渐长大，这种人畜混住的状况实在难以为继，父母便开始谋划他们人生中第一项浩大的工程——筹建居住较为宽敞的三间两厨的泥墙草屋。
筹建泥墙草屋虽花钱不多，但要付出巨大而艰辛的体力劳动。首先要选择一块合适的地皮垒屋基，我的老家地处里下河腹地，属淮河水系的支流末梢，是远近闻名的“锅底洼”，十年九涝是生活的常态。如屋基地偏低，遇上洪涝灾害，泥墙草屋经不住洪水的浸泡，常常发生墙倒屋塌、家破人亡的惨剧。因此建屋的场所通常必须高出地面1.5米以上，取土垒屋基是建房的最基础的工程。白天，父母要到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靠挣工分养家糊口。晚上，父母才能到生产队指定的可取土的地方，靠两副萝筐、一把铁锹，如同燕子衔泥一般，经过近一年的“蚂蚁搬家”式的劳作，才将屋基抬高至理想的高度。屋基垒好之后又开始自制砌墙用的土坯（家乡的方言称之为“脱土脚”）。制作土坯先得用罱子（一种专门用于在河底捞取淤泥的劳动工具）将淤泥从河底捞到船上，再从船内翻运至岸上，然后用草木碎屑拌匀，再将拌好的淤泥放在特定规格的木模之内脱制成型，经风干、修削后囤积备用。制作土坯必须在春、夏、秋三季的晴好天气进行。刚制好的土坯如遇上暴风骤雨，会立马被浇成一坨烂泥。遇上冬天的霜冻，饱含水分的烂泥一旦被冻结，化冻之后，制作的土坯就成了一碾即碎的“酥泥”。砌三间两厨的泥墙草屋约需土坯两万块左右，以每晚不间断制作五十块计算，要花费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除去下雨和冰冻天气，父母先后用了两年多时间，才将所需土坯准备完毕。期间手上磨起过多少血泡，牺牲了多少休息时间真无法用数字加以计算。
在制作土坯期间，还要穿插准备用于支撑屋面的房梁木料、用于覆盖屋面的芦柴、麦秸草。经过前后近四年的艰苦努力，我们终于住进了较为宽敞的房子里，姐弟三人终于有了较为宽大的床铺。终于不再担心牛粪再拉到我们的小床上，衣服和被子上再也闻不到牛尿的骚味。房子建成了，父亲和母亲整整瘦了一圈。虽然艰辛无比，但三房两厨的泥墙草屋落成后，父母的脸上整日里挂着微笑，父亲常常情不自禁拉着母亲在房前屋后左看看、右瞧瞧，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和自豪。
在筹建泥墙草屋的同时，父母亲还在悄悄实施另一项看不见、摸不着的“希望工程”，那就是义无反顾地坚决支持我们姐弟三人读书求学。当了半辈子农民的父母，深知农村生活的不易和农民生活的艰难，内心里强烈希望自己的子女不要再走父辈们“修地球”的老路。但读书求学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能看到最终结果，在家庭经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决支持子女读书求学的确需要有远大的眼光。
在当年，许多农民家庭根本就不让女孩上学，即便上学，读上一年半载，能简单识数和学会写自己的姓名后就立即辍学回家，帮助家长带更小的兄弟姐妹和料理家务。男孩上学读书的比例要比女孩子高得多，但到了小学或初中毕业成了准劳力，许多家庭不顾学校的劝说和挽留，让孩子早早回家务农。
解放初期，绝大多数农民都是文盲和半文盲，一个生产队能读懂一封书信的人寥寥无几。但在我们家则截然不同，父母亲在姐姐刚能上学时就向我们宣布，你们姐弟三人只要肯读书、能读书，父母就是砸锅卖铁一定会让你们读到底。你不认真读、不想读，长大之后吃苦受罪就不要抱怨父母。父母亲不仅这样说了，而且也坚持这样做了。待我们姐弟三人都上学读书，按期缴纳书籍费、学杂费便成了家中沉重的经济负担。开学之际，父母总是把十分有限的钱分成三份，让我们拿着先去学校报到，父亲还亲自到学校找校长、老师作出保证，只要让孩子先上学，欠下的费用一定想办法还上。
我上二年级时，家中实在凑不齐三人的学杂费，父母仍按惯例将有限的钱分成三份，姐姐、哥哥拿着钱走了，我一看钱数不够，就缠着父母哭闹不止，父母见状，赶紧到左邻右舍去借钱，但跑了一圈后空手而归，父亲看我仍不依不饶，被逼无奈只好在我的屁股上狠狠打了几巴掌，在打我的时候父母亲眼里都含着眼泪。第二天一大早，为了给我凑齐学费，母亲便将家中生蛋的一只老母鸡拿到街上去卖了。
在我的记忆中，在我们读书的年代，父母从不要求我们放下手中的作业去做家务，从不允许我们请假或擅自旷课来协助父母从事田间和家务劳动。家境再艰难，父母从未想过让我们辍学来帮助家庭分忧解难。姐姐虽身体不好，也坚持读到小学毕业，在左邻右舍的同龄女孩中也是上学时间较长的，婚后因有完小文化，经人介绍进了县砖瓦厂工作。哥哥读到初中毕业后考取了中专，我读完高中后考取了大学。我们姐弟三人都在这泥墙草盖的老屋中成功地逃离农村，跳出了农门，这也是父母一直引以自豪、令左邻右舍十分羡慕的远见卓识之举。
随着我们逐渐长大，家境也一天天好了起来。哥哥中专毕业后分配到南通港务局，成了拿固定工资、端上铁饭碗的国家干部。我在高中毕业后因文革的原因，国家取消了高考制度，只能暂时回乡务农，但也已成了标准的壮劳力。父母虽已年过五十，但身体健康，勤勉踏实，一年全家人所挣得的工分，在生产队各户之中遥遥领先，尤其是父亲除了主动承担能多挣工分的犁田、耙地的重活之外，但凡有加班加点能额外挣到工分的活计，均一着不让，一年所挣得的工分是同等劳力的一倍半以上。年终分红时，扣除口粮和各种应缴的费用，还能有一百元左右的分红收入。哥哥参加工作后工资加补贴每月也有50元左右的进帐。父母眼看我们兄弟俩已长大成人，谈婚论嫁已经摆上了议事日程，父母又着手考虑宏伟的房屋重建计划，打算盖三间砖瓦房，一是改善现有的生活条件，二是也为我们将来成家找对象打好基础。
1978年，我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师范类大学，当年在师范类院校就读，国家每月给十几元的生活补贴，外加每月4元的助学金，上学期间几乎未增加家中大的经济负担。1979年，眼看翻建新房的条件和时机已基本成熟，父母毅然决定将泥墙草屋拆除，在原有的屋基上建起了三间砖墙瓦盖的新房。
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三间砖瓦房主屋的确十分简陋：墙体是现在很少再有的空心“斗子墙”，当年为了节省建房用砖，更因为家庭经济还不够宽裕，如果用时下流行的“十寸扁”实心墙，还要添上三分之一的砖块。屋内的房梁和桁条也是钢筋水泥的预制品，与时下用刨光的上等杉木外加桐油防蛀处理后用作房梁和桁条相比就显得有些粗糙和寒酸，屋面上用的红瓦也是最普通的粘土烧制成的陶瓦，与时下流行的上了釉色的琉璃瓦相比也少了几分光鲜亮丽。屋内的地面也是用砌墙剩下的碎砖铺就，与时下流行的水泥垫底、瓷砖贴面的地坪相比也不上档次。但就是这样一幢简陋的三间砖墙瓦盖的主屋，仍是当年许多农民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梦想。
我的父母历来是不事张扬的内敛之人，但看得出来，在住进砖墙瓦盖的新房之后，父母的说话声音也比以前响亮，走路时腰杆也挺得笔直，那种自豪和喜悦已分明写在了脸上。的确，两位地道的农民，含辛茹苦将三个孩子拉扯成人，帮助三个孩子们成功地逃离了农村，彻底改变了我们这个家族祖祖辈辈务农的命运。在晚年将至之时，又住上了风不透、雨不漏的砖瓦房，在许多农民心中无法实现的梦想，在我父母这里变成了可见、可触摸的活生生的现实。正因为如此，父母在离开这座老屋时，是那样的恋恋不舍！他们把实实在在的远行当成了短暂的告别。就在父母离开老屋进城后的第二年，在二位老人的强烈要求下，我们安排了专车，带着父母又回了老屋一趟，以解他们对故土和老屋的思念之苦。这一次回访却成了老人和老屋真正的永别。
如今父母已双双离去，唯有这老屋至今仍屹立不倒。现在的老屋，是身为农民的父母留给我们姐弟三人的唯一物质形态的遗产。如果用金钱去衡量，其实际价值不超过万元。尽管已空置近二十个年头，但我们从未动过将其拆除或变卖的念头。年前，老家的村组干部托人带来口信，说新农村建设正在动员农民到政府规划的集中居住地或所在城镇新建的居民小区居住，如先期同意将老屋拆除，还可获得一定数量的货币奖励或购房优惠，我未加思量就断然拒绝。
从经济角度看，老屋虽值不了几个钱。但在精神层面上老屋成了我们心中的圣地！整个老屋装着我们一家难以忘怀的美好和艰难交织的时光，老屋的一砖一瓦都浸透着父母辛勤劳动的汗水，一门一窗都承载着父辈们当年的梦想和奋斗的荣耀，室内的一桌一椅还保存着父母和我们共同生活的温馨气息，室外的一草一木都见证着曾经的艰难岁月，连门前的小河和家前屋后被荒草淹没的小路还依稀保留着我们姐弟三人成长的足迹，还在深情诉说着我们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成长故事……
我曾因公去过日本，在日本的成田机场，宽阔的飞机跑道的中间地带，一幢民居就孤零零地独自存在其间，在东京的高楼大厦之侧，也有同样的民居紧贴着摩天大楼并未被拆除，当时一方面感慨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对私有财产的有力保护，另一方面也感叹这些户主过于迂腐。当年建设机场和摩天大楼时，政府或建设单位一定会给出非常优惠的拆迁条件，尤其是机场建设这样的国家工程，绝不会亏待普通百姓。而今想来，这些住户拒绝巨大物质利益的诱惑，坚持住在整天有飞机起降噪音干扰和人来人往的闹市环境之中不肯离去，一定有他们自己的理由。
再说了，老屋也是我们的根之所系。虽然离开老家已四十多年，但至今我还固执地认为，我的家仍在故乡、根仍在老屋。虽然我未在现在的老屋出生，但现在的老屋是过去老屋的延伸，在我心中就是我的衣胞之地。老屋依然是我心灵的港湾，老屋就像码头，码头没了，漂泊在外的心灵之舟就失去了依靠，就没有地方系住靠岸的缆绳！在我的故乡，如果老屋真的没了，我们就真的变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我时常在想，于我而言，老屋在我的心中永远是无价之宝，除非战争或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将老屋拆除或者变卖的，只有当它的自然寿命真正走到尽头，连同我们这些对老屋有记忆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那才是老屋的寿终正寝之时！嗨，永远的老屋！
插图/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袁福成，江苏建湖人，公务员，文学爱好者和初学者，退休后撰写的多篇文学作品在报刋、杂志上发表。
长｜按｜二｜维｜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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