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中，书与画渊源不可谓不深，但他们共同具有的更深的根源则在于自然万事万物。《道德经》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画取于自然万物自不必说，远古时代仓颉造字，依类象形，以及东晋卫夫人曾演“笔阵图”，形象地描述了书法笔画所象之形和所取之势，都是有关汉字及书法取自于自然万事万物的证明。
但在书与画之间，苏轼、赵孟頫等人又明确提出将书法用于画法的主张，其后深得推崇和贯彻，成为文人画的一条准则。这相对于历史上，但更多是当代的一些书画家所提出的“以画为书”或者“以画入书”的主张和实践。
方济众是“长安画派”的代表画家之一，长期从事中国山水画、花鸟画、及书法的创作，在传统中国画向新中国画转型时期做出了重大贡献，终生致力于传统与创新的创研之中。他曾说：“书法家不一定要画画，而画家必须写字(能书)，要能放能收，一味放的结果就是野。书法则处处有放有收，讲究中锋的变化，处处意在笔先，笔放法严刷、描、涂、抹都不行，就是要强调“写”字。“写”是有音乐感的，是种运动状态下旋律感的表现。这里，方济众又以自己的智圣慧，避免了对绘画用笔的认识走龙向一种极端。
由此看来，方济众仍然属于靠近文人画的一类。他主张绘画用笔必须要顺着形象独特的运动感来予以相应表现的同时，又强调了“写”法，恰恰可以防止一味地顺着形象独特的运动感可能带来的用笔的“野”。所以，他主张绘画的用靠近文人画的一类。就是用笔要能放能收，反对一味放不知收的“野”，赞同中锋用笔，反对“刷、描、涂、抹”等非“写”法者。
并且，方济众在“写”法之中，体悟到了所包含的“音乐感”，即一种“运动状态下的旋律感”，而这恰与他主张用笔过程中要表现描绘对象“独特的运动感”的要求是相一致的。方济众重视以书法用笔入画，他在自已的创作中也是这样实践的。
绘画之余，方济众也有一些独立的书法创作，他书法以行书见长，其作章法谨严，运笔苍劲有力，墨色枯润相济，清朗利落，自具面貌。而且据专家评价，他的书法在现代画家里面也属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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