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民族服饰艺术概述
贵州各民族传统服饰艺术非常丰富，种类繁多，这些民族服饰有的富丽堂皇，有的朴素典雅，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
服饰艺术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创造文化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人，每个具体的人都生活在不同民族也即是不同文化之中。不同民族的人在不同民族文化的模塑下创造出了各不相同的服饰艺术，人类的服饰艺术因而才呈现出如此丰富多彩的多样性。用什么样的审美视角去阐释这些异彩纷呈的服饰艺术，这里首先关涉到一个文化理解的方法问题也即是如何进行准确的跨文化理解。
在过去一些介绍传统服饰艺术的文章中，曾出现过不少误读的现象，比如将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服饰说成是汉族遗留的“唐宋服饰”、“魏晋遗风”、“华夏民族的活化石”等等，这些误读以讹传讹，以至于谬种流传。要避免这些误读，就需要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相对论”方法去尊重异民族的文化创造，尊重他们的自我解释。只有摈弃唯我独尊的文化中心主义审美视角，才能够真正地理解各民族所创造的服饰艺术的审美价值。
创作并传承各民族传统服饰艺术的民间艺术家是贵州各民族妇女，因而可以说传统服饰艺术是一种女性的艺术。女性民间艺术家发挥其天才、独特的艺术想象力，用高超的技艺，在服饰上创作一幅幅精美的艺术作品，构建一个个美丽神奇的王国，让生活在艰辛中的生命在美丽的王国里得到解脱，得到慰藉。
一、服装的款式类型
贵州各民族传统服装款式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
(1)大襟衣。其中大襟右衽衣较为普遍。这种款式为汉、苗、布依、侗、水、土家、瑶、畲等民族所采用。苗族大襟衣流行于以下地区的苗族支系:松桃、三穗、榕江、三都、丹寨、麻江、都匀、惠水、罗甸、长顺、安顺、镇宁、紫云、毕节，等等。
(2)交襟衣。这种款式为苗、瑶、布依等民族所采用。苗族交襟衣主要流行于黔东南的台江、剑河、黄平、凯里、雷山等地。这些地区的交襟衣一般常在袖、肩、领、襟、背上镶有许多纹饰精美的绣片。苗族这种款式衣服的装饰最为复杂丰富，绣工特别精细，纹样几乎布满全身。色调以红色为主，辅以绿、蓝、黄等色，色彩丰富，对比强烈，显得非常雍容华贵。
(3)对襟衣。这种款式为苗、布依、侗、水、瑶、彝、土家、仡佬、畲等民族所采用。苗族采用对襟衣的支系较多，一般常在袖、领、肩、襟、背、摆上使用刺绣、挑花、蜡染、织锦装饰，纹样精美，有的对襟衣全身都装饰花纹，不留空白，令人目眩。苗族对襟衣主要流行于黔东南的从江、榕江、雷山、丹寨、黄平，黔南的三都、福泉、长顺、龙里、贵定、惠水、平塘，贵阳市的花溪、清镇，安顺市的平坝、普定、镇宁，毕节地区的大方、织金、威宁、赫章，水城地区的六枝、纳雍、盘县等地。
(4)贯首衣。这是一种古老的服装款式，现在还被苗族的个别支系和瑶族所采用。贯首衣就是用一块自织自染的青色土布，中间剪一圆孔作为颈口，穿时头从孔中穿过，形成前摆短后摆长的无领无袖，有织无缝的衣服。苗族贯首衣主要流行于黔南的罗甸、平塘，黔西南的贞丰、安龙、兴仁，安顺地区的镇宁和贵阳市的乌当、花溪、清镇等地。
除以上较为常见的款式外还有斜襟衣和琵琶襟衣。
二、服饰的审美特征
贵州各民族传统服饰不仅具有实用功能,并且还为满足其精神生活需要而具有审美功能。
首先从服装款式的多样可以看到贵州各民族女性对美的多样性追求。各种服装款式的形式美差异是通过服装整体造型结构与局部结构的不同组合而得以体现的。同一种款式的服装，由于结构组合变化而产生变化。比如上衣款式，通过两襟交错的移位变化，便形成大襟、交襟、对襟、斜襟、琵琶襟的区别，再加一种无襟贯首，便产生了多款式的形式美。又如同样的对襟衣，有的是前短后长，有的是前长后短;领有高低有无的区别，袖也有长短宽窄的不同。
而交襟衣有的用左衽，有的用右衽。裙装运用上下的移位和左右的折压变化，便形成了超短裙、短裙、中长裙、长裙、百褶裙、飘带裙、筒裙等具有多种形式美的裙装。由于各民族女性在各种款式服装整体不变的情况下分别在各个局部充分运用挑花、刺绣、织锦、蜡染、布贴、银饰进行大小、长短、宽窄、方圆等点线面的多重装饰性组合，因而才产生了贵州各民族数百种具有多样性美的服装。
贵州各民族民间女艺人不可能从专门的美术学校获得专业的美术知识，然而她们却具有千百年传承下来的本土美术知识，她们运用这些知识对服装的纹样进行符合本土美学法则的装饰。我们从这些传统服饰的纹样造型结构和线条色彩的运用，都可以看到专业美学法则中的有关对称、统一、协调、虚实、对比、节奏和韵律等规律，常常被本土美学知识所打破并加以丰富。
如苗族刺绣背心，整件背心几乎布满极其细密的纹样，这种布局打破了虚实原则。然而如果从一个人的整体着装来看，背心只是其中的一个局部，局部的实与整体其他部位的虚形成另外的虚实对比美。背心的左右纹饰整体看形成对称美，仔细看却并不对称。胸前的两个铜鼓纹，分别用不同的纹样进行组合，左右上下的绣片细部纹样也不同。整件背心都使用局部的不对称组合成整体的对称。
关于色彩的运用，比如红绿搭配是违背协调而忌讳使用的，但民间的本土知识却打破了这种忌讳，大胆地使用红绿对比。如苗族男子鼓藏服，在绿色底子上以绿色为主调搭配两种红色，红色由不同的线面纹样组合。为了使红绿协调，将黑、蓝、白、黄等色的线面错杂其内形成了强烈对比中的协调美。从这种色彩对比的运用，我们可以看到民间艺人对生命强烈律动的审美感受。
如何使平面的服饰具有音乐般的节奏和韵律从而产生美感，民间艺人们自有她们独到的理解。生活中旺盛的生命力使她们深深感受到生命冲动所具有的强烈节奏感和韵律感。由虚实变化、黑白交替、曲直相间冷暖穿插而产生的节奏与韵律在生命中无处不在。当这些艺人在美化自己的服装，进行纹样的造型、组合、构图、着彩时，便很自然地运用她们在生活中的发现来表现生命的节奏与韵律，从而获得美的享受。
服饰中的纹样集中体现了服饰的美。贵州各民族民间女艺人在自己的文化体系熏陶下，用不同的艺术灵感创作出了丰富多彩的装饰纹样，这些纹样主要取材于她们的山地农耕生活以及丰富的神话传说。图样大致可分为几何纹、植物纹、动物纹和人纹四种类型，具体的纹样大约有数十种之多。
在各民族服饰纹样中，苗族服饰纹样最为独特，自成体系，独具一格，丰富多彩。这些纹样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不断传承创造而形成。苗族服饰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有一种视觉魔力，它会让人飘然进入一种美丽、神秘悠远的梦幻世界。在这个神奇的世界里，人与山水树石、花草、虫鱼、鸟兽可以无障碍地交融、互变、沟通、欢聚，和谐相处。
在苗族服饰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头龙、人头鸟、人头鱼、人头兽、人头蝶等人与动物，牛头龙、鱼头龙、鸟头龙、蛇头龙等动物与动物的互变纹样，还可以看到鸟长花草、牛长花草、鱼长花草、蝶长花草、龙长花草等动物与植物互通的纹样。
苗族民间女艺人之所以能发挥神奇的艺术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梦幻神奇的世界，其创作的根基是苗族的宇宙观和生命观。苗族认为宇宙同源,生命同源生命之间可以打破界线，生命之间原本就是平等的和谐的。
在苗族文化中，人有理性的一面，还有非理性的一面。因为受到这样的苗族文化熏陶，所以苗族民间女艺人在进行纹样创作时,不受理性思维框框的约束，任其艺术想象力在非理性的世界里自由驰骋，在这种天马行空的艺术灵感思维指导下创作出的苗族服饰，并不受写实的囿困，所有的形象在纹样里都可以自由地变形抽象，在服饰有限的装饰画面里，通过变形抽象，自由突破有限的空间。
如苗族男子鼓藏服是祭祀祖先的礼服,衣背中心必须使用象征祖先神灵的鸟图腾符号。在背心菱形的有限空间里，苗族民间女艺人大胆地将鸟头进行正面变形置于中心，将鸟身拉长变形为蛇形龙身环绕顶满边框。鸟身用四道彩色曲线勾勒,曲线形成的视觉动感突破了直线菱形的静态边框。在鸟头和鸟身上破例长出曲线变形的花、草叶。这种非理性的表现手法其用意不仅为填补构图中的空白，更重要的是使画面增加强烈的动静对比的节奏感，这种节奏穿透平面的空间，把人引入一种梦幻般的审美世果。
三、服饰的文化符号意义
服饰艺术还具有文化符号意义。人是使用文化符号表达意义的，所以每个民族的服饰都是其文化符号体系的一部分。
首先，贵州各民族传统服饰作为文化符号，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被用来作为民族、民族中的支系和亚支系认同、识别的符号。用这种符号一眼就能区别出“我族”和“他族”，“我支”和“他支”。如苗族服饰有一百多种，每一种服饰就是其支系或亚支系的符号，同时也是支系或亚支系婚姻圈的符号。
其次,服饰的另一符号特征是作为民族历史记忆的载体。贵州的许多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民族的历史除了口头传承之外,就是用服饰的符号记载历史进行传承。如苗族服饰中的九曲江河纹、田连阡陌纹、城池纹等纹样记载的是苗族古代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历史。苗族妇女百褶裙上的多条横纹符号象征的是苗族古代迁徒时经过的黄河、准河、长江等无数江河，在台江县施洞地区的苗族服饰中,还有直接描绘清代咸同年间苗族起义女英雄务卯西的人物纹样。
服饰的第三个特征是作为宗教符号的象征。服饰作为艺术从一开始就与宗教联系在一起，贵州各民族民间女艺人在服饰上用艺术化了的宗教符号纹样去表达他们的民间宗教信仰。穿在身上的服饰不只是为了取暖遮体，不只是作为审美享受的艺术品，还应该从中得到神灵的护佑，吉祥的企盼和信仰的慰藉，如苗族男子鼓藏服。鼓藏服作为苗族盛大的宗教祭祖节日鼓藏节的礼服，用象征祖先的图腾符号枫叶纹和鸟纹组合加以装饰。
苗族认为穿上有这种神圣符号的鼓藏服的仪仗队使者，会获得与神圣世界中的祖先沟通对话的神力，可以祈求祖先圣灵护佑，消灾赐福。苗族刺绣背心前胸两块铜鼓纹以及四角的蝴蝶纹也是象征苗族祖先的符号。苗族传统宗教认为人的灵魂在心脏里，祖先的符号穿在胸前表示祖先圣灵随时都在护佑着子孙的灵魂。宗教符号纹样在苗族服饰中随处都可以看到。
贵州各民族传统服饰种类繁多，异彩纷呈，这里向大家提供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注：本文曾发表在《中国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贵州巻》。
作者简介：
杨培德（1942—），男，苗族，原贵州省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职称编审，2018年，被贵州省人民政府聘任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现任河湾苗学研究院院长。80年代开始苗学研究，初期参与搜集、整理、翻译《苗族古歌》和《苗族开亲歌》等苗族古代经典。90年代开始用人类学、宗教学、生命哲学、哲学解释学等学科理论方法，对苗族历史文化和乡土社会进行田野调查和研究。
代表作：专著《鼓魂》，论文有《生命神话与神圣历史》、《“返魅”的后现代生态学与苗族神圣自然生命伦理》、《从主体性与主体间性视角反思发展话语——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为例》、《令他者消失源于对他者的恐惧》、《解构苗族的东方学文本》、《走向神圣世界的颂歌——对苗族丧葬仪式唱颂“焚巾曲”的诠释》、《苗语生活世界传统法典“jax lil”（贾理）的文化解释”、《苗语“ghab lail”与中华现代民族国家认同》、《对南方丝绸之路边疆开发实行同一化他者的反思》等30余篇学术论文。
◆END◆
如果你也有身边民族作品想投稿分享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