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社会责任和担当

记得先前听过一个作家的讲座，她说了一句话我特别认同，她说，作家就是有话要对这个社会说的一群人。也是因为想说，所以我当了作家。

这些年过来，说了很多话。说了的都是我想说的，可我说的不一定是朋友们想听的，好在朋友们知道我的个性后，大多对我都非常包容，不管合适不合适的，我说了，大家都由了我说。我知道朋友们的包容性，我说的，最多不听就好了，毕竟我不是坏人。让我嘴上痛快了，大家都会更加自在。我会找些乐子让大家跟我一起痛快。

我之所以喜欢说，主要还是因为，我希望文学有责任和使命感。不然，文学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文学可以是吟风颂月，有可以是卿卿我我，可这不应该是文学的全部。鲁迅先生是近现代文学的旗帜，那是因为鲁迅先生当年说了好多，现在听起来还非常有意义的话。

当然，不能期望每位作家都要像鲁迅先生那样。作家不一定要针砭时弊，但是，作家是一定要说话的，不说话的算什么作家？说话肯定也不是迎合谁说的话，或者是永远也不着边际的话，作家要说普通人说不了的内容。文学还有哲学和生活抵达不到的内容。

前几天，我写了一篇《碰瓷莫言》的文章，因为涉嫌碰瓷，所以我自己小心翼翼，甚至发文的时候都不敢缀上自己的简介。因为我知道这篇文章发出去之后的效果。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效果比我预计的还要差。以前一般是上万个阅读量的时候才会出现喷子队伍。现在不一样了，文章没有新增的阅读量，可以喷子层出不穷。我不是莫言的粉丝，莫言有些为人处世的方法我也不赞同，我只是说了我对莫言作品的感觉。我就不知道怎么就陷入到喷子老巢里面了。天天有人喷，以至于我都懒得搭理他们。

君子道销，小人道长。

在正义的人不说话的时候，小人就更加猖狂。莫言被网暴的时候，很少有作家出来说话，当然，还有一个90高龄的铁流先生勇敢地站出来了。我不知道众多作家的心态，但愿没有背后偷着乐的。毕竟人红是非多，大千世界，凭什么就莫言一枝独秀呢。

网上喷莫言的论调差不多都是那些罗织的素材，平时我们几乎看不到官方媒体愿意出来为莫言澄清，毕竟莫言不仅仅是在“取悦”外国人，他由作品而从一个普通的兵士走上大学讲坛，他从一个白丁登上了中国作协副主席的高位，那是因为他的作品获得了国内文学最高奖项，得到了国内的专业认可。为莫言说话，只是想告诉大家，莫言和莫言作品是两个概念，莫言作品跟其作品没有直接的关系，批判莫言和莫言作品一定要言之有理，言之有据，不能跟风和人云亦云。这是科学的批评态度。我不喜欢莫言这个人，但是，我会客观地对待他的作品，这是一个作家该有的素质和心胸，可现实是，到脏水连同孩子一起倒掉，甚至水不脏，也要以脏水的名义把孩子倒掉，这是时代的悲哀。

不说莫言这个话题了，我知道，只要说到这个话题，失声的比发声的要多，莫言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怪圈，他因为诺奖竟然得罪了大半个中国人。

再说一个想说话的案例。

前阵子，我在电梯里看见听花酒的广告，那是那两位诺贝尔大师给撑场子的广告，好像还是《人民日报》平台支持的广告，一瓶酒售价5000多。我知道，在中国社会，确实有一群人只买贵的，不买对的，这是他们的身份标签。可这个广告这样堂而皇之，总觉得不太靠谱，我写了一篇文章叫《高科技还是智商税》。

没想到，这个话题在昨天的315晚会上得到了揭晓，这确实是智商税，可这也是我们穷人的想法，有钱人说不准偷着乐呢，因为，不就5000块钱一瓶酒吗，这个价格对于他们，比我们吃饭时抓起一个馒头更加的满不在乎。

说心里话，我还是有点激动，不是激动于我未卜先知，而是，别人没有说的时候，我把这句话说出来了。我不敢说，我说的产生了作用，假如有成千上万的像我这样不起作用的说话，也许，这个问题会更早地被人发现并被揭露。

通过这件事，我坚定了，作家要深入生活，观察生活，看到的不仅有光，也应该看到黑暗，尤其是身在黑暗中的人，我们需要以文字为他们做些什么。文学不仅仅是痒痒挠，文学可以成为武器，批判和揭露社会黑暗的武器。这是作家的义务责任和使命。说心里话，这些年，我越来越不喜欢风花雪月，越来越不喜欢粉饰人生。因为，这都不是文学的着力点。

今天去美术馆观看了六十多年前的一些名家的画作，在佩服他们创作能力的同时，我心里忽然冒过一丝惋惜，其实也不是惋惜，只是觉得，在艺术道路上，艺术家们多些自我，其实不一定是坏事。就像作家，如果一味地说别人想听的话，而不是自己想说的话，那会给自己留下遗憾的种子。

作家还是该有一些社会责任和担当的，起码，我这样认为。

朱晔（古磨盘州人）

安徽望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金融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2008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著作7部，累计出版和发表300万字，码字数1100万+。

已出版作品

历史散文（3部）：《理说明朝》《理说宋朝（北宋篇）》《理说宋朝（南宋篇）》

旅行随笔（2部）：《一车一世界》《炊烟袅袅：一乡一世界》

长篇小说（2部）：《最后一个磨盘州人》《银圈子》

期刊发表作品若干：散见于《文艺报》《北京晚报》《厦门文学》《解放军报》《中外文摘》《金融时报》《安庆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