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皮箱子

这几天看见《金融文化》主编孙老师写了一篇非虚构短篇小说，名字叫《一件青年装》，文章触发了很多同龄人的感慨。青年装在那个年代不仅仅是一件服装，更是年轻时的美好记忆。

那时候过来的，每个人心里要么装着一件青年装，或者装着对青年装的遗憾。我心里也有这么一个“青年装”情结，不过，我奢求的不是衣服，而是一只皮箱。

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原本没有什么奢求。只是隐隐地觉得以前在家穿的那些破衣服不能带到大学里面去了，究竟拿什么替换这些旧衣服，我还真的没想过。因为开学的时候是夏季，穿件单衣服就可以去学校。

单衣服我不发愁，家里的婶子是裁缝，她答应给我做两件花布衬衫。那时候我特别信任这个婶子，因为她在服装方面见识多，知道城里人正在穿什么流行样式。

我还记得当时婶子给我做的两件衬衫，白底蓝色线花，花纹不是很显眼，但是能看出是带花的。这件花衬衫穿到安庆都没问题，算是跟得上形势的。但是，到了南京后，好像已经流行过这样的款式了。

我家在码头边上，每年开学季，总有后山的家长送孩子去大学。虽然天还很热，家长穿着一身厚布的长衣长裤，肩上挑着一根扁担，扁担一头是两床棉被，一头是一个笨重的木头箱子。上学的孩子拎着一个上海牌的包跟在后面。一路上，父子俩几乎不交流，父亲弯着腰往前走，孩子不断地跟送行的同学聊着天。

等我上大学的时候，原本父亲准备送我去学校的，不巧的是，开学前几天，家里坐船到南京的价格从先前的4.8元一下子涨到了19.8元。想到15元钱可以让我生活半个月，父亲就放弃了送我去学校的计划。

当年的我，身体特别瘦弱，我非常不喜欢肩上担着一根扁担的样子，假如我也要带着笨重的木头箱去学校，那我必须担着扁担走，想着挑着担子去读大学，那真的有点无地自容。

哥哥知道家里的经济状况，他从来就没有考虑过给我买皮箱子，他说木头箱子既结实，又能装东西，非常实用。我也不敢跟哥哥顶嘴，因为我知道那年头挣钱不易。

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心里一想到那只木头箱子，读大学的喜悦就被忧伤盖掉了一半。就在我走的前一天，我还没有把行李物品往箱子里装。临近中午的时候，我眼睛被泪水蒙住了，我远远地看见姐夫拎着一只皮箱子往家里来。

我几乎跑步迎着姐夫就过去了，在姐夫面前非常迅速地接过他手中的皮箱。那是一只人造革做的箱子，两边是暗红色的人造革面装饰条，中间是棕色的带鼓钉纹人造革面，鲜艳而不花哨。我都不知道如何表达对姐夫的感激之情。

“小舅都读大学了，该体体面面地进城的。”姐夫似乎知道了我的心思似的，“挑着木头箱子进城像什么样子？”

我都不知道如何感谢姐夫了。皮箱子是码头供销社里唯一的一只，早先在货架上的时候其实我也看到过。一直没想到，这只箱子最终属于我。

我快速地将所有的物件放进了皮箱里，皮箱虽小，但那时候实在没有多少可以装的东西，上船的时候，家里的哥哥姐姐，分别拎着箱子和被子就把我送到船上，我没有带扁担出门。

在南京下船的时候，我左手拎着皮箱，右手拎着被子，一下码头就得到学校接站的高年级同学的帮助，我很方便地就将行李放置到宿舍，大学期间我的皮箱静静地守望着我生活的变化。

大学毕业后，我直接通过火车托运将皮箱带到广州。在广州期间，家乡传来噩耗，姐夫出了车祸。由是，对这只皮箱我赋予了更多感情。从广州来北京的时候，我怕皮箱经不起铁路搬运师傅的力气，就随身拎着上火车了。

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拎着皮箱继续前进。那时候，我的那款皮箱是那么的不入时，经历过一些世面的我，已经不再关注外在的物像，我已经知道了皮箱于我的珍贵。

研究生毕业后，我依然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皮箱子放在老婆单位宿舍的床底下。直到我们买房后，需要腾退宿舍。老婆看我的皮箱破得不成样子，在没有告知我的情况下，将皮箱子扔掉了。等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悔之晚矣。

心里非常不舍，皮箱代表了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既然不经意之间就失去了它，说明我与皮箱的缘分已经到头了。

其实，就算是皮箱子还在，我除了让它待在一个角落接灰，也不知道怎么对待它。

就像当年皮箱于我的记忆，不值得记忆，又不舍得忘记。

         朱晔（古磨盘州人），安徽望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副秘书长。2008年开始文学创作，已经出版了六部专著。其中，三部历史散文：《理说明朝》、《理说宋朝（北宋篇）》、《理说宋朝（南宋篇）》，一部旅行散文随笔《一车一世界》，两部长篇小说《最后一个磨盘州人》、《银圈子》，并在《文艺报》、《厦门文学》、《中外文摘》、《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文学》、《金融文化》、《中国金融文化》、《金融文坛》、《中国城乡金融报》等期刊上发表作品。累计出版200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