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理念下的作业变革

中国教育报 2016.3.9杨九诠

    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是教育改革的重大难题，也是全社会关心的热点话题。尽管三令五申，但始终未能走出“越减越负”的怪圈。作业量过重，是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最为突出的表现。尽管教育部“减负令”对作业量进行了明确规定，但就实践看，效果甚微。面对这一难题，经济领域供应侧改革理念给我们提供了问题解决的思路。减负的逻辑，原本是通过减负为“学生的全面发展”腾出时空。这一逻辑在实践中亟待倒转过来，通过供给侧改革，提高作业质量，扩大有效供给，也就是通过致素质教育的“富”来减应试教育的“负”。

    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优质作业有效供给严重不足，结果要么不敢减，要么减了又反弹回来。当教育改革如杜威所警示的，从有力而压迫他人的“暴君”走向无力而放任的“昏君”时，结果难以走远，很容易退回头给“暴君”以合理性证明。提高优质作业有效供给迫在眉睫，需要从教育性、科学性、课程化、治理化四方面结构性地推进作业的质量建设。这四方面是相互配合、相互结合的关系。

    第一，教育性。毋庸讳言，作业量过重是反教育的，大量研究证明作业量超过一定时限就与学生的学业成绩呈负相关性。进一步说，仅仅将作业与学生学业成绩挂钩，仍然是片面的。学业成绩很难周延地反映学生的学习动机、兴趣、自我效能感。传统的作业形式与学生的实践、探究、创新能力是分割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再进一步说，作业管理系统，总体看参与构成了学校和班级压迫性的体制和文化。赋予作业教育性，是作业质量的价值核心。

    第二，科学性。科学性是作业质量的内在尺度。作业是教学性的、学习性的，属于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的考试有着本质区别。外部评价既讲效度也讲信度。作业更加关注此时此地、此事此人，并不关心信度。因此，学校统一布置作业、甚至直接使用统一征订的练习册，是不科学的、错误的。作业的效度与考试的效度也不一样。不同目的的作业功能各异，预习性作业主要用于了解学情、为教学设计提供策略支持；复习性作业主要用于诊断和改进，促进学生学会学习；家庭作业，形态更加多样，目的和功能更加丰富。作业的效度既是预设的也是生成的，除了学科内容还包括学生的元认知状态与水平、群组合作的效果与质量，等等。有关错误，如果出现普遍性的错误，对考试来说也许就是“错了”，但作为内部评价，对教学和学习的诊断和改进不正是求之不得、善莫大焉吗？作业设计能力，是教师教学知识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教师专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主题，亟待成为师资培训和校本教研的重要内容。

    第三，课程化。中小学作业文化总体上是应试文化。作业围绕考试而设计，成为外部评价的大大小小的演习。作业与教学和学习分离开来，成为教学的“监理”和学习的“监工”，从而变得面目可憎。如何将作业编织到课程体系中成为教与学的组成部分呢？一是隐性化。有的学校正在积极进行零作业教学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就是将作业有机融入课堂中。“提问是教学的生命”，而提问也是作业隐性化的重要途径。二是工具化。作业是教学设计的策略资源，能促进有效教学和有效课堂。三是价值化。作业构成了教与学独特的反思机制，可促进师生包括家长在作业中自我发现、自我发展，并在合作与对话中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亲子关系和家校关系。作业课程化，将促进更多主体参与到课程的组织和实施中，共同成为课程的建设者。

    第四，治理化。治理的而非管控的组织、制度和文化，是扩大优质作业有效供给的途径和保障。学校要从外部评价的仆役转变为内部评价的主体，以服务师与生、促进教与学为目标，将教师和学生从应试教育的绩效管理中解放出来。要加强家长委员会建设，优化和创新家庭作业形态，使家庭作业从“理想学校”走向“理想家庭”，从而促进两方面有效和友好合作的机制。要增进学生的选择性和自主性，使作业成为自我管理、自我组织、自我负责的教育机会。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主编、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