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晋号称“王与马共天下”的琅琊王氏，是从三国的王祥开始兴旺的。王祥出生于东汉末年的乱世，祖籍琅琊郡，也就是今天山东省东南部的临沂市。三国诸葛亮的家族也发源于此，史称“琅琊诸葛”，但若论到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琅琊王氏可能还要远超琅琊诸葛。王祥的另一个身份可能更为人所知：因“卧冰求鲤”而被画入二十四孝图的著名孝子。他确实有孝顺的美名，但绝对不是迂腐之辈，会像鲁迅先生嘲讽的那样脱光了衣服躺在结冰的河面上。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
王祥的后母想吃鲜鱼，但天寒地冻，河面结冰。王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大冬天干活，是否有必要解开衣服又值得怀疑。至于鲤鱼被王祥的孝心感动到破冰而出，更是过于夸张。整个故事中唯一可信的，大概就是王祥确实做出了孝顺的举动，即使在大冬天，也会想办法给经常虐待他的继母弄来活鱼尝鲜。他因为这种孝顺而被乡里称赞，继而被州郡长官邀请当官。在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一个人可能因为孝顺而被察举为“孝廉”，进入政府做官。王祥拒绝了，这是非常清醒的举动，那时乱世方起，进入仕途危险重重。他带着继母和弟弟离开山东老家，南下安徽庐江一带隐居避乱。直到六十岁左右，他才在弟弟的劝说下出任徐州别驾。此时曹魏早已统一北方，曹丕代汉称帝。这时入世当官在理论上风险更小。王祥的这个选择，以及后来一系列的举措都将证明，他不仅不迂腐，反而有极强的务实精神，能够在乱世中保全自身，并在恰当的时机攫取权力。“别驾”这个职位很重要，是州政府最高行政长官的首席属官。州是当时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单位，相当于今天的省区。最高行政长官称为刺史，别驾则辅佐刺史管理行政事务，出行时可以拥有自己独立的车驾，故有此称。到了王祥入仕的曹魏时代，世家大族垄断官场的趋势已经无可挽回。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曹魏开国皇帝曹丕颁布了九品官人法，以制度的形式巩固了大家族的当官特权。根据这个制度，每个州、郡设立“中正”这样一个职位，根据门第、能力、德行三个指标，将该地士人划分为三六九等，按等级授予官职。而中正最看中的，也是最能进行量化评价的，就是门第，也就是士人祖辈的官爵、功勋。与世家大族对应的，则是低等士族，又称寒门。家族中也有人当官，但多是刺史、太守府中的属官，或者县令等低阶官员，也缺乏世代积累。家族中的人想要进入仕途，往往先是去刺史、太守府中从低阶幕僚做起，获得长官赏识举荐，才有获得正式官职的可能。他的祖父王仁曾做到青州刺史的高位，父亲王融则终身未仕。到了他这一代，家族已经陷入困顿，以至于连活鱼都购买不起。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入仕，一条性价比较高的路径就是修德。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样，在魏晋时期，一个人可能因为德行出众而为乡里所知，进而被州、郡长官征辟入府。而“孝”是当时最被看重的“德行”。王祥隐居三十年不问世事，一出山就获得了别驾高位。说明在这三十年中，他的孝名始终远扬。而且越是隐而不出，名声越是响亮。东汉以来，社会上就兴起一种崇隐的风气。《汉书》说“是故清节之士，于时为贵”，清节之士指的就是不沾染官场俗气的隐士。他们越是隐居深山，越被人看作德行高尚，到了最后，也越容易被举荐为官。至于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还是王祥有意为之，今天已经很难判断。唯一能确定的是，被鲁迅嘲讽的孝行给王祥带来了切实的政治回报，而且这种回馈还将在司马懿的后代掌权以后结出更丰硕的果实。当然，王祥并不是沽名钓誉的无能之辈。他出任徐州别驾不久，就带兵平定了州内叛乱。史书说王祥“率励兵士，整肃州界，政化大行”，赢得了极好的舆论效果。百姓称赞“邦国不空，别驾之功”。这个细节也再次证明，王祥隐居期间，不仅时刻关注天下形势，也没有落下在行政、军事方面的学习。正像他的后人如王导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个家族的杰出人才总是长于韬光养晦，在漫长的蛰伏期间做好扎实充分的准备。在徐州的牛刀小试并不值得大书特书，因为对王祥和他的家族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十年之后，公元254年，曹魏政权走向末路，倒数第二个皇帝曹髦即位。王祥因“参与定策”有功，被封为关内侯。曹髦之前的皇帝是曹芳。正是在曹芳时代，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诛杀曹氏宗亲曹爽，掌握曹魏大权。司马懿死后，长子司马师接管权柄。曹芳准备趁司马师立足不稳，将其除掉。手段凌厉的司马师先发制人，以“沉迷女色，不理朝政”为由将曹芳贬为齐王，拥立十三岁的曹髦为帝。这个废黜的借口具有极强的黑色幽默精神，皇帝曹芳如果当真“沉迷女色，不理朝政”，司马师或许会放他一马。现在他要夺回天下，亲理朝政，司马师则不能同意。年轻的曹髦即位不久，就被迫授权司马师统领全国兵马，甚至包括皇城内外的禁军。这是司马氏家族夺取曹魏权力路上至为关键的一步。王祥参与了废黜曹芳的整个过程。此时的他已经从多年前的别驾升为掌管财政的大司农，为九卿之一，位高权重。司马师的废立大计自然要争取到他的拥护或者至少是默许。他或许走得更远，直接参与了废立的军事行动，并立下大功。因为他在事后被封为“关内侯”。根据秦汉二十等爵制度，“关内侯”位列第十九等，也就是第二等级的赏赐，常常授予立下军功的将领。当年刘邦进入关中后，就封手下有功之将樊哙、周勃等为关内侯。这说明在司马氏与曹魏的权力博弈中，王祥已经坚定地站到了司马氏阵营中。另一个佐证是，此事之后的第二年，王祥还随同司马昭参与平定淮南叛乱，又因功增加食邑四百户。王祥生于汉末，本为汉人，但不应州郡征召，直到曹魏代汉平定北方，才入魏为官，并且很快政绩斐然，一路高升直至九卿。等到曹魏衰微，司马氏崛起，王祥又顺利跨入司马氏阵营，实现封侯。王祥在六十岁之前始终隐居，但对天下大势的分合拥有极为灵敏的嗅觉和判断。他总能通过在前一个政权中积累的权势，在下一个新政权中掌握高屋建瓴的巨大势能，攫取更大的权力。这个技巧如同在巨浪中滑翔，凭借着一个浪头冲上另一个更高的浪头。这是乱世中最危险的政治游戏，王祥分寸掌握得如此精准，以至于既能顺利过渡又不致过于狼狈。公元260年，已经登基六年的曹髦不甘于成为司马氏傀儡。在喊出千古名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后，他带兵冲出皇宫，试图亲手诛杀权臣司马昭。但刚到宫门口，就被司马昭部下成济用长戈刺死。有意思的是，这个成济本身无足轻重，他的直属领导也不是司马昭，而是司马昭的心腹贾充。直接下达杀死皇帝命令的也是此人。贾充有个女儿叫贾南风，在他帮助司马昭杀死曹魏皇帝的时候才三岁。很多年后，她将嫁给司马昭的孙子司马衷，成为司马氏天下的掘墓人。真正追究起来，这起弑君大罪的最终责任自然应该落到司马昭的头上。但他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道德压力，他轻飘飘地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成济头上，将其杀死，夷灭三族。事情就此结束。这个时候王祥出现了，他因为德高望重已经升为皇帝曹髦的老师，教以“君臣之道”。面对学生的尸体，他没有安慰曹魏宗室，也没有责备司马昭，只是大哭。哭完之后，说了这样一句话：因为教导无方，学生曹髦才会做出征讨司马昭的莽撞举动。随后曹魏官方对曹髦的定性也是“悖逆不道，自陷大祸”。综合各方面史料来看，曹髦并非昏庸之主。他聪明好学，有复兴曹魏的大志，但在君弱臣强的背景下，像他这样励精图治、准备重振乾坤的年轻君主注定走向悲剧性的结局。曹髦死后不久，王祥升为司空，为三公之一。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候就自领司空。这是司马氏对他那场大哭的报酬。又过了五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逼迫曹魏末代皇帝曹奂退位，建立西晋。而王祥再度高升，位至太保，更在三公之上，达到了一生荣耀的巅峰。王祥六十岁始入仕，费二十五年之功从一介布衣升为古代文臣品秩之巅的太保，不可不谓青云直上。除了在每一个关键节点都精准站位外，另一个核心原因是他很好地担任了司马氏的形象大使。司马氏以臣子身份篡夺曹魏大权，不敢以“忠”统御群臣百姓，于是高举“孝”旗，自称“以孝治天下”。而王祥自小以孝闻名，正好能被司马氏塑为楷模，装点门面。关于王祥的纯孝，除了卧冰求鲤外，还有“黄雀入幕”的传说。说的是王祥继母吃完鲤鱼后又想吃黄雀，于是黄雀争相飞到王祥屋中自投罗网。这些故事除了证明王祥继母是个吃货以外皆不可信。我们不得不怀疑，正是司马氏有意助长了这些神话的创造与传播，他们需要王祥充当“孝感天地”这场主旋律叙事的主角。而王祥自己也深知这一点，也愿意被司马氏利用。这是一场打着道德旗帜却无关道德的利益交换。很多年后，司马家的后人、东晋的第二个皇帝跟王导谈起先祖司马昭杀曹髦一事。他将脸埋在床上，羞愧地说道：晋朝权力的源头如此肮脏，又怎么能够期待国祚永久？史书没有记载王导的反应，不知道他是否想起了伯祖当年在朝堂上的那一次大哭。唯一能确定的是，在乱世中崛起的世家大族，尤其是第一代的原始资本积累，必然充斥着处心积虑的算计，甚至是残酷血腥的阴谋。王祥这个在后世被奉为道德楷模的人，也难以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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