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以真实历史为基础改编，部分细节设定有想象成分，特此声明
1
1943年，歌乐山。
考古学家卫聚贤，急匆匆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
歌乐山是重庆西郊著名的风景区，可是卫聚贤在此并非为了观赏风景，他心里一直纠结着一个疑问。
不久前，他得到讯息，有人在山上的一个洞穴里，发现了一块特异形状的石块[1]。当时，他心里一动：这会不会是史前人类所使用的石器呢？对考古十分热衷而又敏感的他，当即决定上山去探个究竟。
卫聚贤的猜想并非空穴来风。关于歌乐山是否有史前人类这个话题，可以追溯到四年以前……
1939年，日机对重庆实施疯狂轰炸，歌乐山被划为迁建区，山上的许多山洞都被改造为防空洞。其中，新开寺和尚坡有一个龙洞，在改造过程中，工人发现了一只巨大的象牙。“中央地质调查所”得到消息后，立刻派了一名叫盛莘夫的技士前去调查[2]。
盛莘夫在洞内打探了一般，后来在洞外堆积的砂砾中，发现了一些动物牙齿的化石。带回所里后，交给了擅长古生物研究的杨钟健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为剑齿象、虎、牛、豪猪及灵长类动物的牙齿。
杨钟健认为，和尚坡含骨化石的洞穴层，形成于五十万年前第四纪的下更新统，与川东万县盐井沟化石地点属同一时代[3]。
之所以与万县盐井沟相提并论，是因为在那里也发现了大量哺乳类动物化石，包括剑齿象、虎、犀牛、熊猫等。万县就是今天重庆的万州区，很久以后的2007年和2011年，盐井沟还发掘出三具完整的东方剑齿象化石，一时震惊了世界考古界[4]。这三具珍贵的化石，今天就陈列在万州的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里。
再说回歌乐山和尚坡这件事。杨钟健把和尚坡的发现告诉了朋友卫聚贤，同时还透露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歌乐山的地质与北京周口店第十三地点属同一时期，和尚坡发现的动物化石，也与周口店猿人洞中的动物化石属同一时期，换言之，歌乐山很有可能，如周口店一样发现——猿人！[5]
周口店，在考古界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在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它证明了人类历史的黎明时代，的确存在一个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直立人，填补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周口店考古项目的负责人就是杨钟健，当他因其它任务离开后，作为助手的裴文中就成为该项目的实际负责人。不幸的是，由于战乱，“北京猿人”头盖骨在运输途中丢失了，至今下落不明，成为一桩世纪悬案。
周口店的发现距离当时已经过去了十年，歌乐山又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猿人”发现地呢？
经媒体披露后，歌乐山可能会发现“猿人”一事变得广为人知。但是盛莘夫听说后，却认为可能性不大，没必要再继续挖掘[6]。此时，杨钟健回去了昆明[7]，于是这件事就暂时搁下了。
然而，卫聚贤心里却没法放下，杨钟健的话使他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
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国上古史，在此之前，曾公开过一个惊人的观点：中国人种可能发源于川贵湘之交，很大可能就在四川[8]。然而，他并没有获得支持者，相反还有不少嘲讽声，主要原因还是缺少物证。现在杨钟健的这个想法，无疑对他是一种有力的支持。如果能发现猿人化石，就是人种起源的最好证据！
从此以后，他时时关注着歌乐山的情况。“中央银行”在歌乐山有办事机构[9]，他常常找机会上山，站在山头向四处暸望。有时又把地图打开，仔细查看这一带的地形。有一次，他坐飞机从山上飞过，居高临下看到了重庆全貌：歌乐山是一座条状的山脉，一头顶着长江，一头顶着嘉陵江。长江、嘉陵江汇合成一江后，与歌乐山恰好形成一个三角形地带。这种地形特点，让卫聚贤浮想联翩……[10]
此后，他又多次出外考察，比如成都、灌县、汶川、雅安等地，获得了一些新的证据[11]。渐渐地，盘旋在他脑中的疑问，开始有了模糊的答案。
1943年1月，他完成了《中华民族发祥于重庆——可能性之推测》一文，发表在当时较有影响的《新中华》月刊上[12]。此前他认为中国人种发源于四川，现在进一步缩小了范围，中国人种可能就发源于四川的——重庆！
这篇文章具体说了些什么？为什么是重庆？有什么根据和理由？这些问题我们容后再说。先说文章发表后不久，他又听到歌乐山传出一个消息。由江北盘溪转移到歌乐山吴家大洞的“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在洞内开掘修建工事时，发现了特异形状的石块。
又是挖掘防空洞？卫聚贤募地回想起歌乐山和尚坡的龙洞，还有当年杨钟健的设想。如果这个“特异形状的石块”真的是史前石器，进一步就有可能发现“猿人”，自己的观点也随之能得到证明，这可是能让考古界发生地震的重大新闻！于是，他决定马上去那个洞穴看看，接下来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13]。
吴家大洞，位于巴县函谷乡，也就是今天的九龙坡区含谷镇。当时的人们，把这一带都看成是歌乐山的区域[14]。
卫聚贤来到吴家大洞，这里现在是“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保管史料的场所，洞里收藏了100余箱中国近代以来珍贵的历史文献[15]。
他一边与工人聊天，一边仔细观察洞里的环境。这是一个天然大溶洞，看起来深不可测，估计要容纳一千人，也是没问题的。洞内石壁上，还有清咸丰年间一居士所题的诗句，似乎颇有历史。工人告诉他，这个洞的名字来源于康熙年间，当时有一个贵州人来此占地创业，名叫吴学义，于是这个洞就被称为吴家大洞[16]。工人又说，这里常能发现一些动物牙齿的化石，还有奇形怪状的石头，过去可能常有野兽出没。卫聚贤仔细听着，一一默记于心。
歌乐山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里到处是大大小小的天然溶洞。如果这里过去真有史前人类，那么这些溶洞必然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或者成为他们的栖身之所，以躲避野兽的攻击[17]。洞穴就象一个博物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考古学家们都把发现古人类化石的注意力，集中在洞穴内的堆积之中[18]。
卫聚贤此行并没有实质性的收获，然而那些“特异形状的石块”，他仍然坚持认为来自史前人类[19]。当他离开吴家大洞又再回到这里时，已是两年以后的事了，现在我们就利用这点时间，来认识一下卫聚贤这个人。
有人说，他是中国史学界的一块“化石”，最被忽略的一位考古学家[20]。
2
虽然人们都称他为考古学家，然而他正式的职业，却是“中央银行”的秘书。也就是说，他其实属于金融界人士。
卫聚贤出生贫苦，年轻时就读于太原商专，又入清华大学师从王国维等学习历史，担任过“南京古物保存所”的所长，后来应邀到暨南大学当教授。他没有专门学过考古，但对考古有着浓厚的兴趣，坚持自学，还主持发掘过一些考古项目[21]。
青年时期的卫聚贤
由于对学术界的纷争感到灰心，他转而投入了金融界，但学术热情丝毫未减，接连出版了多部历史和考古类著作，还以一己之力筹资创办了《说文月刊》，于抗战之时，保存了众多有价值的学术资料。有人称赞他“对中国文化上尽了最伟大的责任，其功绩相同于前线抗战的战士。”[22]
但是，他为什么与学术界产生纷争，甚至于要下决心转入金融界呢？个中原因，与他的学术主张和个人性格有很大关系。
他有个外号叫“史学怪杰”。为什么是“怪杰”？盖因他常有“怪论”。比如，他主张老子是云南人，扁鹃、墨子都是印度人，《山海经》是墨子学生自印度游历中国时所作，“龙”其实是“鳄鱼”演变来的，等等。这些观点在当时看来有悖于常论，奇特而大胆，甚至触犯了一些人的文化禁忌，遭到了许多非议。
早年的卫聚贤锋芒毕露，总喜欢在文章中罗列别人的观点逐条批驳，由此得罪了不少同行。反对他的人于是联合起来，阻止他在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甚至如果有教授发现学生在试卷中引用了他的观点，就把这个试卷评为零分，还声言“以敬效尤”。面对非议和排挤，他干脆就转入了金融界。
导师王国维曾经对卫聚贤说：“你只管说你自己的，何必去管别人呢？”卫聚贤回答：“不把别人的学说驳倒，我自己的就站不起来。”王国维又说：“只要你自己的说对了，相比之下，别人不驳自倒”。卫聚贤接受了导师的教诲，从此以后，他只表达自己的观点，很少写批评别人的文章。[23
那么，卫聚贤的那些所谓“怪论”，究竟是不是在“胡说八道”呢？事实是，有一些观点虽然匪夷所思，但还不能说一定是错的，学界至今难有定论。比如，关于墨子的国籍问题，当时曾引发激烈的论战，哪一方都不能说自己真的赢了[24]。虽然今天说墨子是印度人的比较少了，但这仍不失为一个可能性的假设。
还有一些预测和推论，后来经证实是正确的。比如，当时考古界遵循史书记载，认定江浙在石器时代没有人类，而卫聚贤根据考古发现大胆预测，江浙地区早已有人类居住。在他的启发带动下，1936年，施昕更第一个在杭州附近的良渚发现了黑陶，随后，何天行在良渚也有重大发现，长江下游地区的远古文化遗存由此逐渐呈现在世人眼前。今天，良渚文化遗址已经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华文明存世5000余年的重要例证。回头再看卫聚贤当年的预言，果然是目光如炬，极富先见之明[25]。
卫聚贤的学术主张，看起来处于两种极端：一方面显露出深邃的远见，另一方面又让人觉得天马行空，太不靠谱。若要探究其中的原因，就得弄明白他治史的方法有何独到之处？
卫聚贤是个个性坚强的人，对待历史是严肃而认真的，他很重视证据，承袭了导师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主张历史考证不能只以古书论古书，必须把古书和考古发现结合起来作为证据。在此基础上，他又创造性地提出，要结合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进行综合研究，这种打破学科界限的研究方法，无疑是先进而有积极意义的。
他还有一手“绝活”，即“历史统计学”，就是用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寻找证据。举个例子，在研究《山海经》时，他将书中出现的各类事物进行分类统计，比如非人形神、奇禽怪兽、大木大禾、药物种类等，统计它们各自出现的次数，绘制成图表，综合分析后认为，许多东西中国根本没有，热带地区的印度却极有可能[26]。
“历史统计学”其实是梁启超提出来的，卫聚贤可以称为最佳实践者，他还专门编写了一本《历史统计学》的著作。他之所以能运用好这个开创性的研究方法，与年轻时在商校学过统计，现在又从事银行工作有很大关系。在今天看来，既会打算盘，又熟悉历史、热心考古，他算得上是一位难得的跨界型人才。
有好的研究方法就可能找到更多的证据，但也有一时根本找不到有力证据的时候。如果是一般的学者，遇到这种情况就会很谨慎，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绝不轻易推论。而卫聚贤不同，他走的“野路子”是先假设、再求证[27]。
他认为，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加重要，如果不敢于提出问题，古人的观点就永远不会被质疑，也就不可能发现真相。就算没有充分的证据，也要大胆假设、大胆求证，只有这样才可能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正是缘于这样的学术性格，他才敢于提出那些让人惊诧的“怪论”，不管别人如何贬损、嘲讽，他也仍然坚持己见。
现在，你对卫聚贤这个人应当有所了解了，当你听到他说“中国人种发源于重庆”时，大概也不会感到奇怪了。接着往下看，有趣的故事正在发生……
3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故事主线上。
离开吴家大洞之后的两年，卫聚贤筹备成立了“说文社”，这是一个正式注册的民间学术团体，吴稚晖、于右任、商承祚等一批史学界知名人士都加入成为了会员。卫聚贤被推选为理事长，他经常呼唤社团朋友到自己的“聚贤楼”把酒相聚[28]。在重庆，他结识了许多意气相投的新朋友，开拓了研究的新领域，银行工作又为他提供了足够的财力支撑，与此前相比，重庆的生活无疑是快乐而忙碌的。
但是再忙，有一个名字始终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那就是——歌乐山。在这两年里，他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如果要证明自己是对的，就必须主动作为，他不习惯做一个被动等待的人。
很多年后，裴文中在回忆发现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时说，这一发现之所以能引起世界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原因之一在于那是一次有目的有组织的发掘。只有正式地考古发掘，才能对化石和它出现的地点、地层以及周围的遗迹进行系统研究，这远比地面上偶然的发现要有价值得多[29]。裴文中之后，“北京猿人”头盖骨第二位发现者贾兰坡也说，以前因为筑路、建桥或是其他工程挖土时，也曾偶然发现化石，但那不是我们找化石，而是化石找到了我们[30]。
卫聚贤同样想到了这一点，他不想总让化石来“找”自己，而要自己主动去寻找化石，有组织地对歌乐山的洞穴进行发掘，这样的工作必须由专业队伍来完成。但是，哪里有专业队伍呢？其实，眼前就有一个——“中央地质调查所”。
“中央地质调查所”（以下简称“地质调查所”）正式成立于1916年，初期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地质构造、探明地下资源，后来随着调查范围的增加，又兼做土壤调查、古生物研究等。蔡元培说，这是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研究机构。地质所的工作人员几乎跑遍了中国的各个省份，绘制了详细的地质图表，查明了全国较大的几处煤田、油田、矿藏以及土壤分布情况，还发掘了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31]。
抗战全面爆发后，“地质调查所”辗转从北平迁移到重庆，受卢作孚邀请，在北碚建立了新的办公场所。此时，该所的主要任务，变为了为抗战大后方建立工业基地寻找矿产。
“地质调查所”内设部门有：地质调查室、古生物研究室、新生代研究室、矿物岩石研究室、经济地质研究室、工程地质研究室、地球物理研究室、土壤研究室、测绘室、化验室、图书馆和陈列馆。另外，北平、兰州设有分所，昆明、桂林也曾设立工作站。
杨钟健曾是昆明站的主任，1940年昆明站撤销后，他担任了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誉主任。盛莘夫曾是陈列馆馆长，十多年前在浙江西湖博物馆工作时，发现良渚遗址的施昕更还是他的助手。“地质调查所”聚集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地质和古生物学家，卫聚贤要寻找专业科学团队，首先就想到了他们。
1945年4月，卫聚贤来到北碚，找到“地质调查所”，和盘托出了自己的发现和设想，接待他的是地质调查室的主任黄汲清[32]。
黄汲清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之后赴瑞士留学，他的博士论文被认为对阿尔卑斯山的地质研究有重要贡献，由此成为了负有国际盛名的青年地质学者。回国不久即抗战爆发，他临危受命担任“地质调查所”的所长，带领全员辗转搬迁至重庆北碚。由于对“国民政府”官员的不满，他愤然辞去所长职务，只担任地质室主任，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地质调查和科学研究上[33]。
卫聚贤对黄汲清讲了些什么，当时并没有录音机或是会谈纪要一类的东西，但我们通过他之前发表的文章，提出的“中华民族发祥于重庆说”，或许可以假象一下当时的场景。
当双方在会客室落座后，简单客套了一番，卫聚贤即发表了自己的来意[34]：
“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在中国历史研究上是一个先决问题。但是当下，学者意见分歧，莫衷一是。兄弟[35]主研上古史，对人种起源有一大胆推测：中华民族或发祥于川贵湘之交，重庆，可能会有史前人类的惊天发现。容我从头说起。
古书有云，中国最早之帝王乃天皇、地皇及人皇，这其实反映了古人朴素的宇宙历史观，先有天，再有地，然后人类始出现。《华阳国志》引《洛书》云：“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此即说，巴蜀与人皇关系密切，人类可能发迹于四川。
人是由猿进化来的，现今地球上人猿[36]化石发现有三处：一为南洋爪哇的直立类人猿，二为北平周口店的中国猿人，三为欧洲的海得尔伯人（今译海德堡人）及皮尔当人[37]。但是中国古书上多有记载，西南地区常有近似人类的“猩猩”活动，它们大有可能是还没有进化成“人”的“人猿”，可以看作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人猿“活化石”。
据《山海经》《礼记》《博物志》《后汉书》等记载，这些“猩猩”身长七尺，有类似人的面容，能象人一样行走，还能说人话，看见长得漂亮的人类女子，就会掳走去当家室，生下的孩子和人类相差无异。汉魏六朝时，四川还有人猿存在，说明四川地区历史久远，可能是人类发生的最早之地。
从语言学角度来看，世界上的语言分为单音语系和复音语系两种。单音即一字一音，复音即一字数音。甲骨文已经是一字一音的单音语，这是较为先进的语言系统，现今的汉人、苗人、西藏人，以及缅甸、暹罗（泰国古名）、安南（越南古名）均为单音语系。新疆出土的与匈奴有关的文字则为复音语，蒙古、西伯利亚等均为复音语系。从地图上看，四川就位于单音语系地区的中心，人类可能自四川走出，再分散到周边地区。
1939年冬，兄弟来到重庆，余暇时走访川东川北多地，找到一些新的证据。川北地区有金丝猴，每年秋冬之际，都会聚集在汶川县东门外高山上。它们有组织、有首领，有专司巡逻的，已经很接近于人类了。嘉定关仁济医院院长杨枝高说，雅安修公路时曾发现一化石人，工人以为是鬼物就打碎了，兄弟曾去雅安寻访，但没有找到，这有可能是猿人肢体的化石。
刚到重庆时，杨钟健先生告诉我，歌乐山一洞子里发现许多动物牙齿化石。他鉴定后认为，歌乐山的地质与所发现的化石，都跟北平附近的周口店时代相当，那里也可能会发现人猿化石。兄弟于是很注意歌乐山。
重庆地形极有特点，长江、嘉陵江与歌乐山形成一三角地带。古代动物无法渡江到这里，唯一的路径就是从陆地上来，那就必然翻越歌乐山。歌乐山有许多溶洞，那不是人工开凿的，而是天然形成的。如果有人猿来到这里，一定会被这些溶洞吸引，或者用来躲避野兽袭击，或者储藏猎物以为栖身之所。当年，周口店的许多猿人化石就发现于洞穴之中。
有一次，“监察院”李祥麟先生告诉我，他在金刚坡一洞子里，发现一些核桃化石。我取来观看，发现不是核桃，而是桃子化石。其中有一个很大的桃化石，只剩一半，不是发现时摔成两半的，而是原来就是半个桃。
想象一下，一个成熟的桃子从树上落下，经地上一摔，就会成为浆糊一堆，断不能成为整半个。这定是从树上采摘下来，然后劈成一半的，那就非用手不可，而会用手的，只有人猿。桃子被劈开后就容易腐烂，可是这个洞里完整的化石不止一个，还有一个很大的毛栗子。再假想一下，当时，人猿把果食带到洞中，突然遇上大雨，大水灌入洞中，使食物沉淀在泥沙里，久了就成为了化石。当时这洞子里的人猿，也许来不及逃走，可能也淹死在水中，如果在这个洞子里发掘，说不定能发现人猿?
两年前，有人在歌乐山吴家大洞开辟防空洞，偶然发现一块异形石片，那是旧石器时代史前人类所使用的石器。我曾去当地查看，那洞子极大，据工人说，经常会发现动物的化石。兄弟认为，这个洞子的发掘价值极大，有石器就可能有史前人类的踪迹，如果组织系统挖掘，说不定会有伟大的发现，成为第二个“周口店”也不无可能[38]。
回想十年前，周口店发现第一个猿人头盖骨化石，消息震惊全世界，人类历史被大大提前了几十万年。但是战争骤起，矮寇[39]侵我国土，又乘机抢夺“北京猿人”化石，致使化石失踪，至今仍下落不明。“北京猿人”的研究，攸关中国民族之由来，它的失踪是人类文化的巨大损失，兄弟每每念及此事都痛心疾首。如果能在歌乐山发现猿人的遗迹，就可能找到中华民族最初的发祥地，为世界人类学开辟一个新的纪元！”
卫聚贤此行专程来到北碚，寻求“地质调查所”的帮助，可以说表达了足够的诚意。客观的说，他的观点很新奇，但证据还基本停留在古书和猜想上，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物证，这倒也符合他“先假设、再求证”的路数。
你可能有个疑问，卫聚贤为什么执着于民族溯源的问题？其实，这背后有着很深的历史原因。
清末以来，人种学开始传入国内，社会上曾经广泛议论，中国人究竟产生于本土，还是源自外邦？由于当时复杂的社会现实，人种学表现出了各种形态，甚至沦为西方麻痹和贬低中国人的工具，严重影响了民族自信心和认同感。政界、学界普遍认为，民族溯源问题是中国历史研究首先应解决的问题[40]。
20世纪初，“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一度盛行，认为中华民族起源于西方，其中“巴比伦说”影响最大，国内许多著名学者都认同这一说法。到了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首度发掘山西西阴村，开启了中国人自己的现代考古史，此后一系列的发现，使“西来说”受到质疑。30年代，“西来说”逐渐被否定，特别是“北京猿人”化石的发现使人们认识到，远古时代就已有人类居住在中国土地上，于是中国人种“土著说”又被确立起来[41]。
然而，“北京猿人”只能证明从“猿”到“人”存在一个过渡阶段，它与现代中国人有没有直接关系，当时还无法确认。而且如果“土著说”成立，那么又是起源于“一地”还是“多地”，当时也有争议，这些都需要更多的证据作进一步考证。或许，这就是身为考古学家的卫聚贤，孜孜以求史前人类遗迹、探求人种起源的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20世纪80年代，国外分子人类学研究显示，今天全世界的人类其实都属于同一个人种——智人[42]。20万年前，智人起源于非洲，6万年前开始扩散到全世界，大约5万年前来到中国，所以追根溯源，中国人种也是来自于非洲。而“北京猿人”属直立人，与今天的中国人并没有关系，在智人来到中国以前就已经灭绝了。
但是，人类进化是个异常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并非简单一句话就可以讲清楚。中科院院士吴新智先生对以上观点有不同看法，他指出，根据中国考古发现的人类化石、旧石器和古环境资料显示，中国先后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具有一系列共同的形态特征，个别人类化石的个别特征又与欧洲尼安德特人的常见形态一致，这说明东亚人与欧洲人不同，主要来自于本土，同时接受一些外来基因[43]。
进入21世纪，虽然研究成果日新月异，但是关于人类起源和现代人起源的问题，仍然难以达成共识……
卫聚贤在讲话末尾还提到了一件事，即“北京猿人”头盖骨失踪的事件[44]。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裴文中、贾兰坡等在周口店先后发现了5颗“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当时都存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用于研究。协和医学院是由美国人投资的，当时政府与之有协议，周口店的所有化石必须永久保留在国内，不能运送出国。1937年，北平陷落，为了保证化石安全，美国人提出将其运送到纽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保存，但是由于之前的协议，迟迟未能得到“重庆政府”的同意。
“北京猿人”的下落一直扑朔迷离，有传是日本人占有了化石，却还叫嚣贼喊捉贼。也有人说，化石毕竟是在美国人手里弄丢的，应该由美国承担责任[45]。真相究竟为何，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北京猿人”的失踪令所有中国人扼腕叹息，特别是考古界，每个人都强烈希望能找回化石。实际上，寻找“北京猿人”的行动，从它失踪后至今就一直没有停下[46]。
卫聚贤当然也希望找回“北京猿人”，但他又有另一个主意。如果能再找到一个猿人遗迹，甚至比周口店更古老一些，就能打开一个突破口，古人类研究也能迈出新的一步。于是，他将目光聚焦在四川、重庆，最终落在歌乐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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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汲清显然被卫聚贤说动了，又或者他之前就听同事杨钟健提起过歌乐山，据说第二天，他就带同采集员王存义，跟随卫聚贤上山了。
王存义，是“地质调查所”的一名技术工人，他由裴文中介绍，曾经参加过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见证了第一个“北京猿人”发现和发掘的过程[47]。
黄汲清等来到吴家大洞，他一边听卫聚贤介绍，一边观察四周。这个洞子的主洞高约10米，宽约15米，到处是奇形怪状的钟乳石。听到卫聚贤又提起曾发现的石器，还有周口店的猿人洞，他猛然想起瑞典人约翰·安特生第一次找到周口店时说过的一句话，心中隐隐升起了一种预感……
安特生第一个发现了周口店，他也是仰韶文化的发掘人和命名人。1914年，应北洋政府之邀，安特生来到中国担任矿政司顾问。出于对古生物学的兴趣，他注意到中药店里有许多“龙骨”出售。“龙骨”实际上是古代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磨成粉末后常用来作中药，这些“龙骨”大都来自北京附近的周口店。
1921年，安特生顺藤摸瓜找到了周口店的“龙骨山”，这里原是一个废弃的石灰石矿。他在山洞里又发现了“龙骨”，还有白色带刃的石英碎片，于是猜想这或许是古人类使用过的工具。当时，各国都在寻找人类起源地，他于是对同事说了一句话：“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唯一的问题就是你去找到它。你不必焦急，如果必要的话，就把这个洞穴一直挖空为止。”这句话流传得很广，八年之后，裴文中一系列的发现，完全证实了安特生的预言[48]。
黄汲清与卫聚贤在歌乐山上呆了半个月，考察了黑天池、新开寺附近的几处山洞，走的地方越多，他越发觉得卫聚贤所言不虚。可是，他此行走得匆忙，没有任何准备。于是两个月后，他安排曾鼎乾、王存义带上考古工具，来到黑天池一带开始试掘。
曾鼎乾很有故事。他生长于一个革命家庭，中学时，一次参观“北京猿人”化石展，被裴文中生动的讲解所吸引，首次对地质学产生了兴趣。后来他两次给当时的“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写信，求教疑问。翁文灏并没有因为一个高中生幼稚可笑的提问而轻视，很快回信并详细解释，这一下点燃了曾鼎乾的学习热情。他从此立志献身于地质事业，成功考上了北大地质系，毕业后进入地质所，跟随黄汲清走访全国各地做地质调查。在黄汲清的悉心指导下，他成长为地质所的技正，相当于现在的总工程师[49]。
曾鼎乾、王存义在歌乐山只呆了三天就返回了，还是因为准备不充分，对洞穴环境估计不足。虽然只有三天，但他们仍然带回了大量化石，包括马、鹿、豪猪的牙齿及肢骨，还有几个完整的带牙颚骨的鼠类化石。除此之外，他们还带回一个消息：在一个观音洞里，地表下方四十公分处，发现一层黑色灰土，可能是木炭燃烧过后的痕迹[50]。
这个消息非同小可，如同一声惊雷，让黄汲清睁大了双眼。
木炭燃烧的痕迹，只可能意味着一个现象——火，能使用火的，就只有——人。中学课本里早已告诉我们，火的发现和使用，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次巨大飞跃，最终把人与其它动物给分开了。周口店“北京猿人”地点发现的灰烬层，一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古人类用火遗迹。
裴文中发现“北京猿人”后， 又注意到附近洞穴里有多处面积较大的灰烬层。经化验核实，这些灰烬层就是火堆燃烧后留下的痕迹，这表明“北京猿人”已经开始使用火并且管理火，具有了“人”的行为。猿人化石、旧石器以及用火痕迹，这三者的同时发现，使周口店的考古研究，从单纯的古人类领域上升到了史前文化的层面。
黄汲清十分重视曾、王二人的发现，立刻告诉了古生物研究室的主任尹赞勋，又派人通知了卫聚贤。卫聚贤自然是惊喜过望，赶紧与黄汲清、尹赞勋、曾鼎乾等人会合，众人再上歌乐山，前往观音洞作进一步核查[51]。
核查结果，不免让人有些失望。因为这块黑色灰土确认不是燃烧所致，更象是一种含黑色矿物质的流体所形成。
卫聚贤多少有些沮丧，与刚得到消息时的心情形成鲜明对比。但是黄汲清、尹赞勋并没有因为这一点挫折就放弃，他们仍然认为，这一带的洞穴具有继续挖掘的价值。
科学研究本来就充满了艰辛与曲折，伴随着数不尽的失败与失望。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也是在“山穷水尽”之时，才迎来了“柳暗花明”。
1927年，“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达成合作协议，正式对周口店进行发掘。这项工程干了整整两年，一直没有突出的成果，当挖到最坚硬的第五层时，人们渐渐有了“鸡肋”之感，发掘工作变成了一件无足轻重的事[52]。美国专家辞职，杨钟健到外地研究新生代地质，年仅25岁的助手裴文中接掌了发掘工作。
裴文中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在毕业即失业的窘境下，他鼓起勇气向并不认识的“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求助。翁文灏于是安排他协助杨钟健做杂务，就这样裴文中参与到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中。裴文中学的是地质，对古生物研究毫无所知，但是他善于学习，刻苦攻读古生物学著作，又积极向技术工人请教，短时间内就获得很大的进步。1929年，已是入冬季节，挖掘工作进行到第十层，人们都认为工作可以结束了，但裴文中坚持要再挖几天。就在他的努力下，一个在荒山野岭埋藏了几十万年的头盖骨，终于在一天晚上，向他露出了圆圆的顶部……
1945年8月，国际形势陡然巨变，美国接连在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了。
西迁的人们开始返家，“地质调查所”也派盛莘夫先期回到南京准备[53]。黄汲清、尹赞勋决定，再对歌乐山进行一次深入发掘，接受这一任务的是顾知微与王存义。
顾知微，进入“地质调查所”的时间并不长，现在是一名技佐。民国时期的技术官员通常分为四个等级：技监、技正、技士和技佐。顾知微出身于江苏的名门望族，但家道中落，从小父母双亡，依靠亲戚抚养长大。凭借个人的艰苦奋斗，194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1944年又考入“地质调查所”，在古生物研究室工作[54]。
9月，顾知微、王存义来到歌乐山黑天池，这一次他们做足了准备，挖掘的时间也比较长，主要集中在5个洞：观音洞、七姊妹洞、龙骨洞、吴家大洞及其隣洞。
关于这次发掘的结果，顾知微写了两篇报告。第一篇发表在1946年的《科学》杂志上，标题为《四川歌乐山人类遗迹之再度探寻》[55]。
文章说，这次发掘收获很大，除七姊妹洞外，其他几个洞都发现了动物化石，其中龙骨洞最为丰富，后来就专在这个洞挖掘。为了挖得更深，遇到坚硬的岩石，还使用了炸药作为辅助。洞内的沉积共有三层，最上层为薄层浮土，与洞外暗紫色砂土相同，其中还发现了明代的铜币和瓷碗。中层为土红色较细腻的黏泥，厚度不一，没有发现化石。下层是石灰华或棕黄色泥，这一层即是含有骨化石的地层。以上三层并非每一个洞里都是完备的，但如果发现了，则地层之间的关系都和上述相同。
所有采集的化石还没有鉴定，但明确知道种类很多，除小哺乳类啮齿类外，还有熊、猪、鹿、牛、豪猪、犀牛、象、灵长类及其他肉食类，迄今没有发现曾有人类或猿人在此栖居的确证。就龙骨洞的收获来看，完整的很少，大多是骨片，有明显野兽啃噬的牙痕，这个洞穴实际上是一个兽穴。所有化石，似乎与万县盐井沟大致相同，与中国西南普遍的洞穴沉积及化石相似，时代属更新统。
这是一篇学术通信，内容较为简略。1947年，顾知微在《地质论评》上发表了另一篇报告——《四川巴县歌乐山之洞穴层与地文》[56]。这一篇是论文，对歌乐山地质构造作了详细的描述，还配上了多个图表。
除了对上一篇通信内容进行丰富以外，顾知微还写道，吴家大洞曾经传闻发现石器，这次发掘并没有发现石灰岩以外的石片，而且所有石片也没有人工痕迹，其它各洞的石片都是这样的情形。另外，此前观音洞中传闻有燃烧而形成的黑色灰土，这一次又进行了仔细观察，发现这实际上是由含铁、锰等方解石质的矿液风化而成，没有风化的结晶质还清晰可见。
1946年，“地质调查所”迁回南京，歌乐山前后几次发掘所得的动物化石也随之转移到南京。次年，杨钟健结束了国外三年的考察回到南京，开始与弟子刘东生一起对重庆找到的化石进行鉴定，事前由王存义与几名技术人员对其进行了整理。由于反复运输，有些化石丢失了，有些被贴上了错误的标签，但杨钟健称，即使如此，主要结论也不会受到严重影响。1950年，他与刘东生合作撰写了一篇英文论文——《四川歌乐山哺乳动物群》[57]。
文章写道，歌乐山洞穴沉积中的哺乳动物化石，是除万县之外最丰富的“剑齿象——大熊猫动物群”材料，而且年代与北京附近周口店的洞穴沉积相当。这个动物群主要是原生的华南动物群，受华北、印度及爪哇三方面动物移入混合而成。杨钟健等以新开寺附近洞穴的剖面为标准地层，将其命名为“歌乐山洞穴堆积”，歌乐山成为四川两大化石产地之一[58]。
时移势易，此时的中国大地上，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巍巍歌乐山，依然静静地屹立在天地之间，见证着沧海桑田、世事变迁。
故事还没有结束，时间来到1951年，这一年，歌乐山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他就是“北京猿人”第一个完整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
1935年，裴文中前往法国进修史前考古学，1937年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升任“地质调查所”技正，留在北京兼任周口店办事处主任。1950年，出任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博物馆处处长。
根据有关记载，裴文中此行是受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的邀请前来参观考察[59]，同行的还有四川大学的教授徐中舒，他也是西南博物院院长。
这次考察据说只进行了两天就结束了，原因可能是天气不佳[60]，但也可能是裴文中有更重要的任务。这一年，四川资阳修建成渝铁路时发现了古人类头骨化石，后来被命名为“资阳人”。裴文中接受西南文教部的请求，在资阳主持了这次发掘工作，参与发掘的还有重庆大学的张圣奘教授和任朝凤同学。
在此之后，直到1984年，才又有古生物学家登上歌乐山，他们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郑绍华、黄万波，重庆自然博物馆李宣民和安徽博物馆郑龙亭。郑绍华于1993年发表了包括此次考察在内的成果汇集[61]，他指出歌乐山地区的动物，既有南方印度马来亚区种类的北移，又有北方种类的南迁，显示出了气候波动的频繁。
2009—2010年，重庆师范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对中梁山—歌乐山地区的20余处岩溶洞穴，开展了第四纪堆积的专题调查。在太平洞、黄桷洞等地点，采集到中更新世晚期的东方剑齿象、大熊猫、水鹿、野猪等动物化石，同时获得了非常丰富的小型哺乳动物化石。通过分析证明，中国西南地区是欧亚大陆北方动物群与南方动物群的重要交流通道[62]。
从这几次考察结果来看，均没有发现史前人类的遗迹。歌乐山究竟有没有史前人类？这个问题，目前仍然没有确切答案。
虽然从1939年至2010年，断续有地质和古生物学家考察过歌乐山，但严格来说，时间都不长，规模也不大，所以只发现了一些动物化石。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大一点，整个四川、重庆地区其实就处在一个古人类的化石圈里。南面的云南元谋县，发现了距今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化石；东面的湖北郧县和郧西县，发现了距今70万年以上的猿人牙齿化石；北面的陕西蓝田县，发现了距今70万年的“蓝田猿人”化石[63]。
1984年，贾兰坡考察四川时说，四川几乎被周围各省许多重要的发现所包围，这说明四川省的埋藏正等待我们去发掘，这里是研究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64]。
随后的1985年、86年，重庆巫山龙骨坡果然连续发现了距今200余万年前的古人类牙齿和下颌骨化石，即今天所称的“巫山人”。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发现最早的古人类化石，贾兰坡称其为中国考古界获得的一枚“亚洲金牌”……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1946年的夏天，顾知微在朝天门码头登上了返回南京的轮船，他刚刚完成了《科学》杂志的通信稿，向学界报告歌乐山的考察情况。伫立在船头，他望着这个工作了八年的城市，眼神中写满了眷恋。他又望了望歌乐山的方向，那些未曾解开的疑问再次浮上心头，也许只能留给后辈学者去完成了[65]。
顾知微在报告的末尾写到：“然而旧石器时代人类遗迹发现希望已全无乎？此尚待今后地质学者、人类学家及考古家共同之努力，予以肯定之解答也[66]。”
附记
杨钟健，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1960年开始，一直担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这个所的前身即“中央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杨钟健是中国最早从事古脊椎动物研究的学者，被认为是这项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者。
杨钟健与刘东生保有一段延续三十年的师生情谊，他曾告诉刘东生，研究古生物有点象侦探破案，要从一颗牙、一段骨片去推断动物的全貌。刘东生后来主要从事地质和黄土科学研究，创立了黄土学，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黄汲清，抗战胜利后举家留在重庆，解放后接受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任命，组建西南地质调查所并担任所长，调查所就设在沙坪坝小龙坎，后改为西南地质调查局。此后，他调往北京，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他是我国地质科学的一代宗师，也被称为“中国石油之父”。
裴文中，1955年也当选为首批中科院院士，此后担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人类研究室主任。作为“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者，他对“北京猿人”和史前文化有着精深的研究，是我国史前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
曾鼎乾，从50年代开始，一直奋斗在石油战线，为国家寻找石油。他是中国海洋生物礁油气藏理论的创始人，对南海油田的多处预测均得到证实，为我国石油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顾知微，抗战胜利后，随“地质调查所”返回南京。解放前夕，他冒着危险为地下党收集了南京地形图。1951年，调入中科院古生物研究所，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盛莘夫，新中国成立后，在浙江受命筹建省地质调查所。1956年任宜昌三峡工程地质队总工程师。1957年调往北京，后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任主任，从事地层古生物研究工作。
王存义，抗战胜利回到南京，之后加入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吴汝康、吴新智的指导下，他对“北京猿人”头盖骨进行原貌重建，这正是今天广为人知的“北京猿人”复原头像。
还有一个人，卫聚贤去哪儿了？
抗战胜利以后，卫聚贤没有离开重庆。他辞去了“中央银行”的职务，留下来专门从事说文社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把自己收藏的古物古籍悉数捐献给了政府，有一些就保留在今天的重庆三峡博物馆和重庆图书馆里。1951年初，就在裴文中登上歌乐山之前，卫聚贤来到了香港，担任教授。他是个把学术看成生命的人，又出版了几本大部头的著作，在研究中西交通史时，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论断：不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而是中国人发现了美洲！
卫聚贤并不是第一个提出此观点的人，但他为之付出的努力却是其他人想都不敢想的。为了验证中国古人已经有能力乘船抵达大洋彼岸，1974年，他不顾76岁高龄，和一帮朋友乘坐仿制的汉代大型木船，带着仿汉代食物，不用任何现代化仪器和装备，抱着探寻真相的决心，穿越太平洋，向着美洲驶去[67]……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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