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家乡活跃着许多匠人，他们上门提供手艺。木匠篾匠弹花匠，常常被乡亲们请到家里来干活，有不少手艺人，在献艺过程中，还意外收获到爱情，我的大姨夫就是给我外婆做家倶时的木匠。
梅姐是村里的裁缝，年纪跟我母亲差不多，与共和国年龄不相上下。梅姐手艺很好，那时的她常常被乡亲们请到家里来做衣服。
梅姐得过小儿麻痹症，走路不方便，上身显得肥大，下肢短小，两条腿长度不一，走路一瘸一拐的。按说这样的身体条件，来到别的队里干活，会被淘气的孩子们取笑。
可是梅姐并没有，不仅没被取笑，村里老老少少对她都极为尊重，谁家里请来梅姐做衣服，主人都特别有面子。
一个残疾人，能够凭手艺吃饭，还能获得大家的尊重，是很了不起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自带光环。
那是一个初冬，天气晴好，农闲的日子，爸爸一大早就去二里地外的隔壁队里请梅姐了。
我们兄妹三个知道了消息，也都早早起床。母亲已经为梅姐的到来忙开了，提前烧火，又在哥哥的帮助下，取下堂屋大门，把它抹得干干净净，平放在四条两两迭码的长凳上，大门便由门板变成了案板，再铺上一块旧床单，它就成了梅姐准备的工作台。
那个年月，家里请裁缝来做衣服，是一件大事，不亚于过最隆重的节日。
很快，爸爸在我们期待的目光中，挑着梅姐的缝纫机走近了，后面紧跟着的，是坐在单车后座被丈夫推来的梅姐。
梅姐上门做衣服，似乎就是这样的配置，男主人挑着工具担子前头走，自己男人推着自行车载着她跟在后头。现在细想那个场面，还真是有点明星驾到的派头。
爸爸笑容满面地进屋放下担子，梅姐男人在阶檐边支好单车，扶下笑容满面的梅姐。母亲闻声笑容满面地从屋里走出来迎接，梅姐男人笑容满面地跟母亲打个招呼后，就骑单车回去了。
他从不在主人家逗留，或者吃主人家一点什么，似乎是在暗中遵守某种行规。当时一个裁缝的家属能做到这种境界，已经为这个职业增添了神圣感。
梅姐她面色红润，一头乌黑发亮的短发，笑开的嘴里露出洁白的牙齿，看起来十分和善。
吃完热情的女主人端来的荷包蛋，梅姐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首先，是为一家人量尺码。一般来说，请裁缝做衣服，每个家庭成员都有份。即使某次因为布票不够，不能给每个人都做新衣服，那也是大人，孩子们总归是有的。
梅姐先给大人量，量完了他们好去干活，不耽误大人的工作，我们就在一边观看。等父母的量好了，我们三个早就排好队，站在梅姐旁边，等着她的皮尺，让她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量个够。
三兄妹里，梅姐让我先来量，她说女孩优先。想不到梅姐这么懂我，在爱美这件事上，女孩绝对早熟。近在眼前的梅姐，满眼笑意，七八岁的我，都感觉得到那眼睛里有动人的光采，她的手是那么轻柔灵巧，声音又是那么婉转悦耳，连气息都让我喜欢。量完臂长，腿长，又让我转过身来量腰围，我一丝不苟地配合着。
哥哥和弟弟站在一旁，早早就伸开了双臂等着梅姐，我们总是这么的心急，可梅姐一点也不恼怒，她一直和蔼地微笑着。
梅姐把量好的尺寸用不同颜色的粉笔记在案板上，梅姐的粉笔不像学校老师的粉笔，老师的粉笔是柱状的，梅姐的粉笔确切地说，应该叫粉饼，因为它是扁形的，质地似乎更细密。那么多的数据，真不知梅姐是怎么把它们记住的，我想，梅姐的脑子里一定有一台计算机。
接着是处理案板上的布料，只见梅姐利索地抖开一块布料，一会儿横着，一会儿竖着，不停地比划。
家里进裁缝的日子，是没有哪个小伙伴能把我从家里带走的，除非她们来我家里玩，我的注意力全在梅姐，我要全程陪同梅姐。
梅姐下剪刀的时候，是我印象最深的，那时的她屏息凝神，把布料抹得平平整整，一剪刀下去，决不拖泥带水，一气呵成。
小小的我，站在一旁，似乎也跟着严肃起来，你想一块整布，这一剪刀下去，就无法复原了，倘有不慎，就会酿成重大事故，自己的信誉受影响不说，那些想穿新衣服而穿不成的孩子们得多失望啊。
梅姐把裁剪好的布料一摞一摞在案板上摆好，她叮嘱我们千万动不得，动了就会缺胳膊少口袋。我自然不会去动，还会当起小小监督员，让家里其他人包括来看热闹的小伙伴也不要乱动。
要缝纫了，开踩前，梅姐会先把机子调试一番。机子脚下不平的地方，拿软东西把它垫得平稳；轮滑处再上一点儿机油，那个小漏斗似的机油瓶，在梅姐手里就像是战士的武器一样，指向哪里点哪里；再是一番穿针引线，机器终于“嘟嘟嘟”响起来了。
一块块裁剪过的布片，随着嘟嘟声，一点一点连接起来，不停地在缝纫机前面吐落。多么动听的声音，多么鼓舞人心的场面啊！
终于，梅姐停住脚，手伸向缝纫机后面的一个机关，往上一推，一件衣服大功告成了。
第一件衣服的下线，给全家带来了欢欣鼓舞，来不及熨平，先得上身试试。
我会穿上新衣服飞快地跑出去，整个村庄就成了我的秀场，一大群连呼带跳的小伙伴是这场首秀的忠实观众。我们跑了足够远的地方，见了足够多的人，笑够了，美够了，回到家来，得把新衣服脱了，原来它还欠一个熨斗的助力。
熨斗是那种特别老式的，腹部装着燃烧着的小木块，有时还冒着浓烟。烟雾迷蒙中，熨斗艰难地在一件件几乎喷湿了的新衣服上运行，发出“吃吃”的声音。
我当时直觉得这一步是多余的，明明衣服都做好了嘛，况且烧熨斗还这么麻烦。可梅姐依然不紧不慢地仰起头、突然把一大口清水喷向案板上的衣服，依然不紧不慢地来回推着她的熨斗。
往往这时候，旁边站的人会越来越多，除了自家人，更多的是队里的女人们，大家不约而同，都过来欣赏梅姐的杰作，也庆祝那些布匹的华丽蜕变，又似乎在盘算自己手中的布票。
写到这里，我居然没有提到梅姐工作中的那双病腿，案板前，她是怎样紧贴着门板边沿立稳身体，来划样裁剪 ；当坐在凳子上踩踏板时，她又是如何歪着上身让两脚用力均衡，从而使针脚成为一条直线……我们的目光，都在她的那双巧手上，在那张永不改换的笑脸上，我们忽略了她的腿。
……
去年的一天，我回到父母家里，隔壁队里传来一阵鞭炮声响，爸爸幽幽地说：“是梅姐走了。”我竟然没有怔住梅姐是谁，脑海里顿时现出一行字：消失的乡下裁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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