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直，性格直爽，不拘小节，这样的人不可否认在人际交往中，是会得到许多人喜欢的，不过有时候也会因为太过耿直而“祸从口出”，比如汉质帝刘缵对把持朝纲的外戚梁冀十分不满，当面就说梁冀是跋扈将军，结果给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
那么耿直的人设究竟需不需要适应社会而更改？1981年胡乔木改了其对毛主席的称谓，黄克诚直说不习惯要求改回来。或许这位性格耿直，有话就说的大将军一生的经历，会给我们一个答案。
1981年《解放军日报》上刊登了黄克诚关于“对毛主席的评价和毛主席思想的态度问题”的文章，文章中黄克诚以革命战士的视角，详细描写概述了在他的革命生涯历程中，毛主席制定的政策方针对国家的作用，与对毛主席的评价。
这篇文章写得十分中肯，通篇对毛主席的称谓都是以“主席”相称，也体现了一位革命者对毛主席的敬畏之情，但是谁又能想到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还有一个关于称谓的争论话题呢。
原来一般刊登在《解放军日报》上的文章，都要发给书记处审核，当时黄克诚将这篇文章拟好之后，就直接发给了胡乔木（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对黄克诚的文章也给予了肯定，只不过在返回文章时候，将原本黄克诚对主席的称谓全部修改成了“毛泽东同志”。
文章再次回到黄克诚手中时，这位一生耿直的将军立刻就感到不妥，直接对胡乔木说道：“我不希望这篇文章最终以这样发表于报纸上，主席的称谓我认为应该修改过来，不然我情感上过不去，我不习惯。”
后来邓公知道了这件事，也赞同了黄克诚的观点，认为毛主席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称号，他更加代表了全国人民同心协力共创新家园的美好回忆，这个称谓不能丢掉。
最终报纸上刊登的文章还是沿用了最初“毛主席”称谓这个版本，黄克诚的耿直人设再一次站在了“上风”。
其实黄克诚的耿直与直来直往是与生俱来的，从他参加革命的那段时间里便可以看出。
1902年黄克诚出生于湖南永兴，在父亲竭尽所能四处借钱的状态下他顺利完成了学业，20岁的时候被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录取。
从小的家境贫寒让黄克诚养成了自强不息的性格，再加上在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接触到的共产主义思想，让他逐步萌发了参加革命的想法，23岁从学校毕业的他便选择参加中国共产党，此后在北伐，土地革命，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皆有他的身影。
作为一位战士的黄克诚，除了战场上勇猛无敌之外，对于个人观点也是出了名的执拗和耿直，
一旦遇到他认为是正确的事情，他都会无所顾忌地说出来，就连彭德怀都这样评价他：“都说我老彭是一个难啃的硬骨头，我看他是没有遇到黄克诚！”而他也为自己耿直的人设，付出了些许“代价”。
人们都说邓公是“三起三落”，黄克诚的革命生涯可是“九起九落”。
湘南起义中，因为他坚决抵制该地区特委的“左”倾盲动政策而遭到了排挤，在红五军时期时，因为不赞同以李三立为代表左倾主义提出的“攻打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又被批评排挤。
在1931年大清洗运动中，因为对清洗名单直言不讳提出了异议，而被撤职。在1932年时，因为不采取左倾冒进主义作战方式，而违抗军令撤离，又被撤销职务等。
在黄克诚的军旅生涯中，凡是他认为不正确的观点都会主动提出来，这个执拗耿直的性格也伴随了他的一生。
也许正是因为黄克诚的耿直，即便多次顶撞上级，提出反对意见，但最终还是因为能力突出而被留在了军队里，这也算是耿直带来的另一个好处。
其实除了耿直，黄克诚还有一个令人敬佩的优点，那就是从来不搞特殊。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的他，按理说家里条件还是要比普通人家要好，但是孩子们却从没有因此而受过优待，什么公器私用根本不可能出现在黄老的家里。
有一次他的小儿子结婚，有人问他要不要开小汽车去接一下儿媳妇，这位老将军义正言辞地拒绝了要求，最后小儿子还是骑着自行车将儿媳妇接回了家中，就连婚宴也都是从简而之，完全没有大操大办。
黄老对于自己最疼爱的小孙子，也是要求严格不搞特殊，小朋友每天上下学都会自己坐公交车，和普通小孩没有任何区别，尽管自己的爷爷是一位将军。
不仅对家人要求严格，对自己也是如此。黄老在1986年身体情况急转直下，此时的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便要求医护人员停止给自己治疗，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病入膏肓，再怎么抢救也无济于事，与其在这里浪费国家资源，还不如将这些资源用在那些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身上。
虽然黄老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黄老的革命精神，黄老的“一根筋”，仍旧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他的人生经历也向我们解答了前文提到的问题，只要是正确不违背原则性的观点与选择，就值得我们用一生去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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