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桢以石自喻

[典源]《水经·谷水注》引《文士传》曰：“文帝之在东宫也，宴诸文学，酒酣命甄后出拜，坐者咸伏，唯刘祯平视之。太祖以为不敬，送徒录薄。后太祖乘步辇车，乘城降，阅薄作，诸徒咸敬，而祯坐磨石不动。太祖曰：‘此非刘祯也，石如何性？’祯曰：‘石出荆山玄岩之下，外炳五色之章，内乘坚贞之志，雕之不增文，磨之不加莹。禀气贞正，禀性自然。’太祖曰：‘名岂虚哉！’复为文学。”

[释义]文帝：魏文帝曹丕。太祖：魏武帝曹操。刘祯：汉末文学家，邺下七子之一。刘祯语意为，荆山石无论怎样雕琢也不能使之增加文彩。

[谓喻]“雕不增文”，比喻秉性自然，不可更改。

在建安七子之中，刘桢是颇有个性的一位，他不仅文才出众，机敏雄辩之才也称道当世。

刘桢和曹丕的关系很好，曹丕当五官中郎将时，曾送给他一条玉带。不久曹丕又后悔了，想要回玉带，就给刘桢写了张便签，调侃说：“无论什么东西，它的价值因人而异，在贵人手中，它就贵，在低贱的人手里，它就贬值。我不嫌弃玉带贬值，现在要把它取回来。”

刘桢的回答也很风趣，他说，像隋侯之珠、南垠之金这类至宝，在到贵人手里之前，不都是低贱的人先发现的吗？贵重的东西，富人拿着不当回事儿，低贱的人却会倍加珍惜。我刘桢没有其他饰物，会把您送的玉带当做至宝，况且也没听说居上位的人赏赐东西又要回去的。曹丕对他的说法很赞赏，就放弃了要回玉带的想法。

有一次，曹丕宴请文学名士，期间命妻子甄氏出来与大家见面，众人急忙还礼，只有刘桢端坐不动。这件事传到了曹操耳中，他认为：刘桢见甄氏不拜，是对曹丕极大的不敬。于是，曹操下令将刘桢免官治罪，让他到城外的石料厂与工匠一起服劳役。

不久，曹操到石料厂视察，劳役皆匍匐在地，不敢仰视，刘桢却照常劳作。曹操大怒：“你难道看不到我吗？”刘桢放下锤子，正言道：“魏王雄才天下皆知，刘桢身为苦力，何敢蔑视您？但是我在魏王府数年，常闻魏王教诲：做事当竭尽全力，事成则王自喜，事败则王亦辱。我现在是个苦力，将石料打磨好就是对魏王的尽忠，故不敢停下手中的活。”

曹操又问：“那你打磨的石头怎样？”刘桢朗然回答，石头出自荆玄岩下，外有五种颜色，内有坚贞之志，雕刻它也不能增加它的文采，磨它也不增加晶莹，凛然正气，这是它的禀性。

听了这番话，曹操感慨“真是名不虚传”，就把刘桢放了，并恢复了他的官职。“雕不增文”这个成语便由此而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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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桢以石自喻刘桢性敏 ① 善辩。曹丕尝请诸文学 ② ，使甄夫人 ③ 出拜。坐者皆伏，桢独平视如故。武帝 ④ 闻之，大怒，命收 ⑤ 之。后免死，输作磨工。武帝尝辇 ⑥ 至尚方 ⑦ 观作者，见桢匡坐正色，磨石不仰。武帝问曰：“石何如？”桢因得喻己，跪对曰：“此石出自荆山 ⑧ ，外有五色之章 ⑨ ，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莹，调之不增文。天性坚贞，受之自然。”武帝顿悟，顾左右大笑，即日还宫赦桢，复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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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敏：聪明。②文学：文学上有造诣的人。③甄夫人：指曹丕妻子。④武帝：魏武帝曹操。⑤收：逮捕。⑥辇：用人推的车。⑦尚方：官署名，专为宫中制作器物。⑧荆山：在楚国境内，相传卞和氏在荆山得璞，后琢成和氏璧。⑨章：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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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批文化中最负盛名的七位，叫作「建安七子」，因为他们都是在汉献帝的建安年代，活跃的诗人作家。那时的中国，在文化上有号召力的，主要是曹操父子，其次是刘表。至于江东的孙吴，那时还不成气候，而刘备只是一个无处存身的亡命者，处于豕突狼奔的状态之中。在中国一旦落到肚子吃不饱，生活不安定时期，领导人便只会革命文化，而顾不上建设文化的。回顾五千年文明史，中国文化的历次毁灭性劫难，大半是乱局中造成的。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他的诗写得有气概，有声势。而且，他能花重金，把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就因为她的诗把他感动了，这绝对是诗人的浪漫行径，别的领袖人物未必有这等胸怀。他还让蔡文姬把他能记下来的她父亲蔡邕的已被战乱毁灭了的图书文字整理出来，不致湮没，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公元一九六年，曹操平定吕布、陶谦、公孙瓒、袁绍、袁术以后，许都有了一个初步安定的局面，才使得他有可能在文化上有所建树。加之他手中有汉献帝这张王牌，对氏族阶层，对知识分子，具有相当招徕作用。「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延揽了一批像崔琰、孔融这样的大士族和大知识分子，遂形成了中原地带的文化中心。当时，到许都去吟诗献赋，作文卖字，便是许多有名和无名作家竞相为之的目标。　　其时，驻镇在荆州的刘表，虽然是个志大才疏的人物，但喜附庸风雅，当时也被列为「八及」之一。时而舞文弄墨，谈诗论经；平素还要找几个文人妆点门面，这是中国官场的特产。但由于中原战乱之余，他在荆州，得以偏安一隅，地盘相对稳定，而且也网罗了像王粲这样很负盛名的文化人。因此，他在文化上，也想与北方的曹操分庭抗礼。其实，怎能望其项背，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被人（口永）唱了一千多年，当下看刘表，只不过是个以文博名的政客而已。　　处于中原战乱之外的荆州，是个暂时安稳的地方，许多人的来到，逃难避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明白人也看出虚名无实的刘表，前景不佳。《世说新语》引《魏志》曰：「裴潜，字文行，河东人，避乱荆州，刘表待之宾客礼。潜私谓王粲、司马芝曰：：『刘牧非霸主之才，而欲以西伯自处，其败无日矣！』遂南渡过长沙。」可见有识之士，并不把他当成什么中心的。后来荆州，实际上成了吴、蜀、魏的兵家必争之地，也就乱无宁日了。曾经在荆州待过的，那位自负的青年才子祢衡，也不远千里跑到许都，想在那里一鸣惊人，结果没想到送掉了命。写《登楼赋》的王粲，命运比祢衡强得多了。刘表死后，劝他的儿子刘琮依附曹操，也随之来到许都，跟着立了功。这位被刘表以其「貌寝通脱，不甚重之」的王粲，颇被曹操和曹丕倚重，很快成为建安文学的主力。　　此时，许都的文学气氛达到了高潮。《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对活动着许多文人墨客的这个中心，有过这样的一段评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孔融、杨修、陈琳、刘桢、徐干、阮瑀、应玚，和从匈奴赎回的蔡琰，真可谓济济一堂，竞其才华。刘勰距离这个时代约两个世纪，来写这段文坛盛事，是相当准确，并具权威性的。　　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说到这番繁荣景象，不免为他老爸的气派自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吾王(曹操)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看起来，曹操是振一代文风的始创者，而曹丕曹植是不遗余力的倡导者。所以，在三国魏晋文学中起先河作用的，正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他们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文学的发展，与时代的动乱与安定关系至大。所以，建安文学得以勃兴，很大程度由于曹操削平袁绍，北征乌桓，统一中原，休养生息，出现了一个安定局面的结果。加之曹操本人「雅爱诗章」，懂得文学规律，与只知杀人的董卓，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有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腾踊」的局面出现了。　　《文心雕龙》说到建安文学的特点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变，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所以，曹操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应氏诗》，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蔡琰的《悲愤诗》，以及《孔雀东南飞》等具有强烈现实色彩的诗篇，便成了建安文学的主流，也就是文学史所说的「建安风骨」了。　　因为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乱，接触到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实景，加之当时一定程度的社会思想解放，文人的个性得以自由舒展。所以，「慷慨任气」，便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　　由建安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到，乱离之世只有遍地哀鸿，而文学确实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适宜的文学气氛，才能繁荣起来。建安文学的发展，得益于曹氏父子的提倡，得益于相对安定的中原环境，也得益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个性的解放。　　有一次曹操派邯郸淳去看望曹植，据《三国志》裴注引《魏略》曰：「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着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之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从这里，可以看到建安文人的浪漫、豪情和无拘无束的自由。这和司马迁《报任安书》里那种对于帝王委曲求全到低三下四的心态，和司马相如给皇帝献赋时的那种唯唯诺诺到谄媚神情，多了一点作家自我意识和不羁的精神。　　从曹丕的诗《于谯作》中「清夜延贵客，明烛发高光」和曹植的诗《箜篌引》中「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可以看到他们的宴游燕集，豪饮小酌，斗鸡胡舞，高谈畅啸的快乐情景。《文心雕龙》曰：「文帝陈思，纵辔以聘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这类沙龙式文人聚会活动时的自由竞争，各驰所长，平等精神，批评空气，也是此前文人所不曾具有的状态。尤其在党锢之祸将大批知识分子无情镇压，人人胆战心惊，唯恐连坐，精神委靡不振的状态下，建安文人的崛起，实际是给中国文学注入一股活流。　　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国较早从绝对附庸地位摆脱出来，以文学为生的一群作家，他们追求自由不羁，企慕放任自然，赞成浪漫随意，主张积极人生，并对礼教充满叛逆精神，成为中国非正统文人的一种样本。鲁迅认为这种文学态度，可以用「尚通脱」三字来概括。到了魏晋南北朝，由阮籍、嵇康、陆机、陶渊明、谢灵运，一脉相承，「通脱」则更加发扬光大，一时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　　然而，文学发展的每一步，总是要付出代价。因为任何新的尝试，总是要打破过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然引起旧秩序维护者的反扑。倘若探索实验，一旦越出了文学的范围以外，被视为离经叛道，越轨出格的话，就要以文人的脑袋作抵押品了。　　建安七子，孔融是死在曹操手下的。有一个被曹操送到采石场去劳动改造的，那就是刘桢。还有一个不属七子之列的杨修，也是曹操杀掉的，至于文学新秀祢衡，虽然不是曹操杀的，但事实上是他用借刀计让黄祖杀的。　　曹操作为文学家，写诗是一把手，作为政治家，杀作家也是一把手。但掉脑袋的这三位，世人认为，也有其不大肯安份而惹祸的缘由。孔融的地位相当高，曾任北海相，到许都后，担任过将作大匠，也就是建设部长，这还不是曹操主要嫉恨的。由于他和曹操总过不去，经常发难，加之以孔子后代的号召力，一时成为士族豪门的代表和知识分子的领袖。他的府邸已成为反曹操的各种人物聚合的「俱乐部」。这时就不管你文章写得多好，和儿时让梨的美德了。曹操找了一个叫路粹的文人——作家中的败类，写了封告密信，检举孔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下狱弃市。　　杨修的职务要差一点了，在曹操的指挥部里，只当了个行军主簿，大概相当于参谋一职而且不是作战参谋，连行军口令还从别人嘴里听说，显然是闲差了。所以杀他不像孔融那么颇费周章，「扰乱军心」四个字，就推出去斩首。《三国演义》说是曹操嫉妒杨修的捷才、敏悟，起了杀心。其实，由于杨修不安份，介入政治，成为曹植的嫡系党羽，出谋划策，卷入了宫廷接班人的夺权斗争之中，而且许多臭主意，都被曹操拆穿了，才要把他除掉的。　　鲁迅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但尽管史说曹操确是个「治世的能臣」，但也留下了「乱世奸雄」的千古骂名。　　且看曹操对付那个自视甚高的刘桢，就可知道文学家永远不是政治家的对手。他把刘桢送去劳改的理由，就在于这位文学家崇尚「通脱」到了过头的地步，也是不怎么安份，越出了文学的范围，才惹祸上身的。有一次，曹丕在私邸宴请他的文学朋友，也就是建安七子中的几位。当时，大家酒也喝得多些，言语也随便，曹丕的夫人甄氏是位闻名的美人，可能有人提出来想一睹芳容，也许正是刘桢的主意。　　《三国志》裴注引《文士传》中讲述了这段插曲，说道：「桢辞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为诸公所亲爱。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座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就因为看了一眼皇太子妃，就关进劳改营去采石了。　　过了一些日子，「武帝至尚方观作者，见桢匡坐正色磨石。武帝问曰：『石何如？』桢因得喻已自理，跪而对曰：『石出荆山悬嶷之巅，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莹，雕之不增文，禀气坚贞，受之自然，顾其理枉屈纡绕而不得申。』帝顾左右大笑，即日赦之。」（《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文士传》）　　看来，这篇即席吟诵的「琢石赋」，把文学家的曹操打动了，当场把他释放。可见，这该是最早的大墙文学。刘桢也可说是大墙文学的鼻祖了。　　被政治家这样耍了一下以后，从此，这位文学家还敢坚持建安文人所倡导的「通脱」吗？所以，文学家想搞些什么名堂，都得以适可而止，太自以为是了，罔顾一切，便有物极必反的响应。假如这反馈是一把悬在头上的剑，大多数凡人，是不太容易潇洒得起来的。于是，不但不「通脱」，甚至拘谨过头了。曹丕在刘桢死后，与吴质的一封信里评说到他：「公干有逸气，但未遒（强劲）耳！」看来，在采石场劳改了一阵，不但为人、为文都收敛了不少，所以，魏文帝才有「未遒」之叹吧！　　建安文人，最早被曹操用来祭刀的，应该算是祢衡，公元一九八年就让黄祖杀了，二○八年孔融弃市，杨修是二一八年，被曹操以军法处死的。在这前一年，也就是二一七年，许都流行一场瘟疫，徐干、陈琳、应玚、刘桢都未能逃脱，相继去世。王粲随曹操征吴，也在这一年死在路上。二二○年曹操死，二二六年，曹丕死。曹植是建安文人中活得最久的，但到二三二年，也被他的侄子魏明帝用毒酒害死，于是建安文学便画了句号。　　数千年过去了，如今谈起建安文人，这些名字还是常挂在嘴上的「融四岁，能让梨」，连小学生都知道的。至于谈到建安文学，在一般人心目中，只有曹氏父子是居霸主位置的，曹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植的《七步诗》，在人们的记忆中，占一席之地。而像出类拔萃的王粲，地位很高的孔融，才华出众的祢衡，他们的作品，当然也很了不起，但很少被现代人知悉。至于徐、陈、应、刘，他们写的东西，大半失传，如今只不过是文学史中的一个符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