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益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王玉
飞地是一种特殊的人文地理现象，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在南阳，也叫插花地。通俗的讲，如果某一行政主体拥有一块飞地，那么它无法取道自己的行政区域到达该地，只能“飞”过其他行政主体的属地，才能到达自己的飞地。
根据我国的行政等级划分和架构设置，会出现不同级别的飞地。譬如村的飞地(隶属同一乡镇，乡镇层次上不存在飞地)，乡镇的飞地(隶属同一县，县层次上不存在飞地)，县的飞地(隶属同一地级市，地级市层次上不存在飞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飞地(都在中国，不存在境外区域)，国家的飞地(涉及境外领土)。
国家级别的飞地，在世界上可谓为数不少，比较著名的有：加里宁格勒(俄罗斯的飞地，位于立陶宛与波兰之间)；巴尔列-赫尔托格(比利时的飞地，位于荷兰境内)；利维亚(西班牙飞地，位于法国境内)；休达(西班牙飞地，位于摩洛哥境内)；布辛根(德国的飞地，位于瑞士境内)等。世界上级别最高的飞地，应该是“飞国”，即某一国家领土完全被另一国领土包围。这样的国家世界上现有三个，圣马力诺共和国(领土完全在意大利境内)；梵蒂冈(非国家，但是同国家行政级别，罗马教廷所在地，领土完全在意大利境内)；莱索托王国(领土完全在南非境内)。
目前中国没有境外飞地。因而在中国，级别最高的就是一级行政单位(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飞地，其飞地的形成原因、过程和现状等都较为复杂和有趣，非常值得我们仔细历数和分析。我们今天就聊一聊南阳的飞地，主要有两块，一是省级飞地，二是县级飞地。乡镇飞地和行政村飞地暂不做讨论，因为相互毗邻的乡镇、村组由于历史沿革、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等原因目前还存在。
在某些特定时期及某些特殊地区，飞地曾经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1936年统计数据显示：“当年勘定市县界域或整理各县所属飞插地段的，计有江苏省5县，安徽5县，湖南2县，福建5县，河北12县，浙江31县，湖北12县，河南32县。”这是就全国概况而言，具体到地方，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省级政区如河南省，“全省一百十一县中，有插花地者七十三县，面积共约三千方市里，近四千村，约四百块，人口在三十万左右。”
我们今天仅仅讨论清末民国到目前南阳存在的飞地现象。依据民国三十八年地图标注，征询部分文化学者，做一个初步梳理，以期抱砖引玉。
一、南阳跨省飞地
南阳市的省级飞地叫淅川县紫荆关镇石槽沟村，这个村地方不大，但级别不低，是河南省唯一的省级飞地。该村面积仅1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78人。
石槽沟村位于湖北省十堰市郧县白浪镇的心腹地带，隶属南阳市淅川县荆紫关镇。据地方史料记载，历史上为了躲避战乱，河南乡民由内乡贾沟南迁到此。相传，早年石槽沟村原本无人居住，只是一条荒沟。后来山西洪洞县贾、王两家在明初移民潮中搬迁到河南的内乡县，但因当地生活条件太差，一王姓和贾姓的年轻人带着妻子偷偷迁移到荆紫关镇程洼村定居。因为山上有石槽，村内又有一条沟，就起名石槽沟村。
因为祖辈都是向淅川交公粮，石槽沟村人无论是从风俗习惯还是心理感情上，都对河南更有认同感。虽然长期处在湖北村庄的包围之中，而且村里80%以上的媳妇都是湖北人，但他们的生活习惯还跟湖北人不一样，他们喜欢吃面条，听豫剧，依旧保留着南阳淅川的风土人情。
二、南阳跨县飞地
南阳辖区内飞地主要是跨县之间的插花地，主要在清末民国之间，建国后逐渐解决了县与县之间的飞地。
1、桐柏县唐河县跨县的飞地
据征询唐河县民间文化学者李中群老师关于飞地之事，唐河县在桐柏境的飞地不知晓，也无记载。这面有一个调保问题。所谓调保，就是因为桐柏县属于山区，产粮少，把唐河县临近桐柏的一些保，把公粮交到桐柏县。这样这些保，就属桐柏县管辖了。
清末至民国年间，唐河境属桐柏管辖的飞地有这几个:
（1）.毕店镇的马庄寨（为前年编作«马庄寨村志»时老年人说的，因该村有人在桐柏县做官，就把这个村归桐柏管辖）。
（2）.«唐河县地名志»载，今祁仪镇板仓保清末归桐柏县管辖。
（3）.今马振抚镇上刘庄行政村有个自然村叫五道庙，民国期间为五道庙保，因调保公粮交桐柏县，因此亦归桐柏县管辖（也是前年作村志得知的）。马振抚前庄行政村下梨园村中有块裸露大石头，上边刻有"界"字，据村民说，是民国时期与桐柏的县界，今前庄自然村有几个村属桐柏管辖。
（4）.唐河县东东北部臧岗行政村一带王集乡，也有一块桐柏的飞地。
2、内乡淅川邓县飞地
行政区划变迁来看，西峡解放之前属内乡管辖，而淅川则在金、元、明初归内乡县。解放后，内乡淅川西峡间乡镇都有相互间的变更。因为丹江口库的修建，邓州市的香花、九重、厚坡也划归淅川县管辖。所以区划的调整和调保现象是飞地的主要原因。
民国邓县西北接内乡淅川，西南接内乡，现淅川的东南部在民国属内乡，而且内乡在淅川的李官桥有很多飞地。粗略数了一下交叉飞地达5块以上。
三、南阳飞地问题的思考
50年代以前 插花飞地比较常见，造成“飞地”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形成而遗留下来的，也有当今因行政区划调整而产生的；既有因政治因素占主导而人为使之的，也有受经济因素影响而为缘由的；既有因客观发展受制约而不得不为之的，也有因传统顽疾所致而画地为牢的；既有宏观上循一般规律所形成的，也有微观上囿于民族宗教等特殊因由所派生的。
民国时期曹仲植在论及河南插花地时直言：“淅川、邓县、阌乡、沁阳等县所有插花地寄庄户，顽强抗纳，直如化外之民，催征困难。”与其同时的式之，全面分析了河南省因插花地所引发的诸多行政管理问题：“在插花地之人民，可以种鸦片，贩毒品，卖私盐，为强盗，莫之能问也。因其所属之县之官吏，形隔势禁，不能治之也。而其所在之县之官吏，又无权无责以治之也。其在地方政府，对于插花地段，以疆界不清，抽收税捐，每易发生争执，一遇命盗案件，又以管辖难明，互相推诿，以致穷乡僻壤，则数县不管，繁市钜镇，则数县共管。人民之保护不周，负担各异，一遇纠纷，中央既无一定标准，可资依据，双方地方政府及人民团体往往互引证据，博稽志乘，议论纷纭，莫衷一是，邻疆几同敌国，寸土不肯让人。卒因年代遥远，沧桑屡变，图籍虽在，地域难详，以致悬案多年，每引起械斗惨剧。”这一分析，道出了插花地在税收、管理、治安等诸方面的影响。
凡此种种，在一定阶段、一定时空，或利弊并存，或弊大于利，不可一既而论。早在20世纪40年代，我国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缩小省区草案》所拟的六项主张中，就提出“旧日省界犬牙交错之处甚多，凡插花飞地之类，自当一律免除”的见解。于今而论，从有利社会经济发展，有利加强政权建设，有利提高和完善我国行政区划管理水准的大政而言，尽量减少行政区域中的插花飞地问题，应当提上议事日程。
上个世纪50年代后，这些县级以上飞地逐步得到了调整解决。县级以上飞地目前能够知道的只有在湖北的淅川县紫荆关镇石槽沟了。但是研究这段历史，对于准确把握历史，更好的为现实服务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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