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卧🐯湾】李学良｜秋风萧瑟话当年★西山断想(之三)
这样说是因为我在司办编过一段时间的内部刋物，一份是《军事工作情况通报》，一份是《军事工作信息》，又称《要讯》。我对这份差事很喜欢，不断琢磨刋头的内涵外延，以求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拓展，办成一份在军区部队有影响的刊物。为此，我先在内容上做了有限扩张。试想如仅限于“情况通报”，又有多少情况可用于通报的呢?于是我约了一些军级单位的领导，请他们结合工作实际写体会性文章。再就是在按语上做足功课。为了把按语写好，我专门找出上世纪五十年代，毛主席亲自过问编著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反复揣摩咀嚼老人家写得精彩按语，比如“三条驴腿办社”，“谁说鸡毛不能上天”，等等。努力把按语写得生动、准确，且带有较强的导向性。最后是把住稿件的入门关。份量不够不用，质量不高不用。这两条标准不因其它因素而改变。我和作战部处长郧建华（后任该部部长，内蒙古军区参谋长）因同是河北人，两人的爱人又都是石家庄人，所以我们两人、两家关系都不错，他家的日产“东芝”冰箱还是我当秘书时帮他买的呢！没事时常一起聊聊天，喝点小酒。一天他来我办公室，拿出一个材料给我，我看了一遍后直白相告：不能因为咱俩的关系好，就砸了刊物的牌子啊！他知道我的秉性，闲聊了几句后知趣地拿着稿子走了。在我所编发的百余期《通报》中，有一部分是军、师领导的署名文章，比如24集团军军长周玉书(后为武警司令)、63集团军参谋长刘逢君(后为军区副司令兼北卫司令)丶天津警备区参谋长杨志华(后为该警备区司令)、河北省军区参谋长滑兵来(后为天津警备区司令)等等。这些人大都是作训处长出身，爱琢磨事，爱动笔，写出来的东西有骨头有肉。回答了一些和平时期部队在训练、管理、司令部建设等方面的问题。我在按语中也不吝褒奖与鼓动。记得我在某一篇按语中写道:领导干部由于所处的位置不同，结合工作实际写文章，既动了手又动了脑，深化了感性认识，锤炼了理性思考。无论对提高领导水平还是推动实际工作都大有裨益。不能以军务倥偬为托词假手与人，不能任由机关代劳而放松独立的学习和思考。这个按语的指向性是很强的。因为我感觉到，不少人当了领导后借口忙而懒于动手动脑，“领”和“导”的能力退化，舒服的吃着下面端来的现成饭。可你能忙过当年的毛主席、周总理?毛主席能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写出那么多的指导革命胜利的宏篇巨著；周总理在筹备建国，日理万机的当口，还把自已关起来亲自动手起草、修改《共同纲领》。比一比这些，说自已忙的人不觉得羞愧吗？发这样的感慨也是受某些现象的触动。比如还是我在当秘书时，一次z首长召集二级部长开会，十几个人坐在沙发里，对着诺大的会议室，拿着稿子念来念去，而这些稿子基本上是参谋写了交给处长，处长交给部长，碰上懒惰的部长既不改也不看，拿起就念，一点味道都没有。z首长初来乍到只有耐着性子听。其时，某副司令踢门(此人有洁癖，凡是能用脚的，不用手摸把手)进来了。真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大家见状，齐刷刷地站立致礼。我是在场的年龄、资历最轻的，又是最后一个并不情愿站起来的人。副司令扫视一下众人，摆摆手:坐，坐，继续讲嘛。可听了没有3分钟即打断了一位部长的发言。“我听不清你在讲什么，知道什么叫‘一针见血’吗?就是一针下去冒血泡”!某副司令一边说还一边比划着手势，更加重了讲话的份量。自然，这位发言的部长满头冒汗，脸紫涨得活像一副猪肝。甭说，某副司令虽说话尖酸刻薄，可头脑清醒冷静，勤于思考问题，见识高远。因为他当了副司令后没搬家，所以新老参谋长的办公室紧挨着。我是耳听到他在屋里大声呵斥，眼见到个别昏昏的部长从其办公室退出的狼狈样，有的还喃喃解嘲：不怕首长批，一批就清醒了。他倒是清醒了，没几年就提到一个军级单位当参谋长去了。天知道他是真醒了，还是更昏了。我之所以在一个内部刋物的按语上大声疾呼，目的是试图营造一个读书学习的空气，研究问题的空气。尽管有点不自量力，有点“唐吉诃德”，但初衷是好的吧！在我编发的署名文章中职级最低的当属原114师副参谋长孙财友了。稿子是谈安全防事故的，我看完材料后为之一动。114师是我的老部队，80年代初饱受事故频发之苦，撞车、翻车，死人、伤人，牵扯着领导和部队的不少精力。以致于师政委张明春让政治部组织科肖振富等几个秀才，以师党委的名义，炮制了一封致全师干部战士的公开信。当时我在师作训科当参谋，虽不甚留意，但还是记住了“事故如虎狼，安全大于天”等几句醒目的话。看着眼前的材料，想着过去的情景，自然有滋有味。况且，稿子耐看，不是一些抓住“人车枪弹”关键环节、“天罗地网”严防死守等概念性的口号，而是充满着辩证思维，诠释了防事故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寓个性于共性之中，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防控招数。我决意破例刊用，并加了一段稍有感情色彩的按语。开门一句就是“这篇文章值得认真一读”，接着概述了该师在防事故上的惨痛教训，以及此文的内核要义，结语指出“只有认识和把握了防事故的规律，才能不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稿子是需要z首长审批的，可喜的是z首长识货，只是把按语的第一句“认真”两字圈掉就签发了。其实编刊物是个挺有意思的活，尤其是当从有什么编什么的无为状态，过度到有意识的选稿、定稿的自主状态后，兴味更浓。你完全可以把它作为指导性文件的一个补充，通过按语和稿件告诉读者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进而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刊物在机关和部队引起了注目和反响。一次我到太原，63军刘逢君参谋长对我说，我们很看重这个刊物，它比《军训简报》的份量重多了。我笑了笑，心想，这还用说吗？军训两字限制了范围，简报两字压缩了字数，怎能和《军事工作情况通报》比呢?是个大可容小而小不能吃大的关系啊。机关反映也好，刊物居然引起了军区主要领导y政委的注意，还在其中一期作了批示。其秘书对我说，刊物办得不错，首长每期都看，对按语很欣赏啊！我也只是淡然一笑。常讲“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军区这个“庙”不算小，邪风自然不少。因为和部队接触少，司办除了首长秘书这块外，算是个清水衙门。每逢开春，天气转暖时，人们看到业务部门家里挂在后窗外的鸡鸭鱼肉滴血水时，不免会说些酸溜溜的话。因为刊物在部队有了好的反响，驻张家口的65军作训处，在给业务部门送土豆的同时，也给司办拉了一车，人们在乐呵呵分土豆的同时，也传出了“用刊物谋私”的闲话，据说还传到了个别领导那里。我这人生性空灵，讨厌庸人自扰，对这些莫名其妙的闲话，压根没往心里放，也没搭理这个茬儿。我这边正编得起劲，那边领导发话了，让我把刊物交给他人，以主要精力参与中心工作。其实我在编稿子的同时，也没少忙活其它事。对此我还真有些恋恋不舍。这以后还干了一件和刊物有关的事。90年代初，司办筹办一个军内公开发行、取名为《华北军事》综合性刊物，还请聂荣臻元帅题写了刊名。在由谁写发刊词上有了点小状况，依我揣度，有俩人觉得当仁不让。一个为分管研究室的L副主任，此人原是某首长秘书，老笔杆子；一个为研究室主任老z，从总部下来，大笔杆子。可俩人既不好意思自已写，更无意提出让对方写，就这样僵着、拖着。眼看时间拖不起了，不知其中那个提出来，让学良写吧!而我呢，也没客气，还就真写了。发刊词写出后，L副主任看后挺满意，老z看后没表态，隔了一天说，还是慎重点好，让曾光军和李炳彦看看吧。须知老z提得这俩位当时可是闻名全军的大笔杆子。老z为此专门打了电话、写了条子，派了副师职研究员赖小津(其父赖传珠，开国上将，北京军区第二任政委)，拿着稿子去登门讨教。过了个把礼拜稿子拿回来了，我看了看通篇改了两个字，即把原稿“海湾的战火再次警示世人”中的“战火”改为“硝烟”。赖小津也带回了他俩的口信：没什么可改的，写得挺好。有了“大腕”的首肯，发刋词就和首期《华北军事》一起出版诞生了。有意思的是十来年后，我到天津警备区系统工作，有一次开会一圈人餐前闲谈，议论起军区办得几种刊物的质量和层次，政治部任主任用带有结论性的口吻把《华北军事》摆到了第一位。我漫不经心的补了一句，《华北军事》的发刋词是我写得啊！听了此话，不仅他就连旁边的人的反应都有点怪异。也怨不得别人，我到天津后有些自我封闭，上面开会就来，散会就走，和机关没多少交流，和左右也较少来往。彼此没多少了解，冷不丁听了这话还以为我这人是在吹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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