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锡崇安寺里闲逛，便看到后面的这组雕塑。
因为是晚上，介绍性文字看不清，隐约可见的只是“钱基博”的名字，恍然明白：这该是纪念大名鼎鼎的钱氏父子的雕塑了。
钱钟书先生有句名言：吃了鸡蛋就行了，何必知道下蛋的鸡。
这其实是他下的“蛋”《围城》引发关注后，钱拒绝记者采访时的托词。
想起这个，是因为自己偷懒，不去深究这雕塑的表现的准确的内容，就自己所知胡思乱想吧。
坐着的四人中，面对站着的年轻人的应该是钱基博。
老先生是公认的著名教育家，极其保守的儒家学者，他不顾时代潮流，对于20世纪初排山倒海的西学东渐、新思潮视若无睹。
他要钱钟书在学堂放学后跟他念古文。所以钱钟书从识字开始未脱离过正统的儒家教育。他开蒙亦早，幼时读过《毛诗》。
据钱钟韩（钱钟书弟弟）回忆说，当他们两人在东林小学读书时，每天下午放学后，钱基博（时在无锡第三师范任教）就要他们去他办公室自修或教读古文，等到在校学生晚餐后，才带钟书和钟韩两兄弟回家。而钟书除学校规定的作业外，还得读古文名著。
钱管教极严。他不许女儿用舶来品化妆，不许儿子穿西装。他常用体罚来管教子弟。
这样看老先生是比较倔强而略有些古板的性格了。
我便插入画里与他争执。
据杨绛说，1925年老先生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寒假没有回家。钟书寒假回家没有严父管束，更是快活。他借了大批的《小说世界》、《红玫瑰》、《紫罗兰》等刊物恣意阅读。暑假他父亲归途阻塞，到天津改乘轮船，辗转回家，假期已过了一半。老先生回家第一件事是命钟书、钟韩各做一篇文章。钟韩的一篇颇受夸赞，钟书的一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老头子气得把他痛打了一顿。
这次“痛打一顿”，虽然没有使钱钟书“豁然开通”，但激发了他发愤用功。不过一两年功夫便判若两人。1927年，因桃坞中学停办，他们返回无锡故里上辅仁中学，此时一因他父亲耳提面命、朝夕教诲，二因自己用功，作文大有进步。常为他父亲代笔写信，到最后为他父亲捉刀写文章。
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的一本书，上有钟书父亲的序文。据钟书告诉我，那是他代写的，一字没有改动”。杨绛文中所称“钱穆的一本书”是指钱穆的《国学概论》。
钱钟书为钱穆写的序文写得相当老到，文字畅达壮丽。这篇序文撰于1930年7月，那时钱钟书已进清华，才念完大一，还不到20岁。他父亲与钱穆是饱读古书的大学问家，而钱基博请他儿子来捉刀，这里有两层意思：一、他已看出他儿子的才华，认为钱钟书的古文会比他写得好；二、命钱钟书来代书，对钱钟书来说也是一种训练。不管出于哪一种动机，钱钟书不负乃父托付而优为之，很快把序文写就，钱基博一字不改交付钱穆。
这种捷才不是天生的，据杨绛说，他看见钱钟书写应酬信时，从不起草，提笔就写在八行信笺上。几次抬头，写来刚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钱钟书对她说，那都是父亲训练出来的，他额头上挨了不少“爆栗子”呢！换句话说，钱钟书的八行书是被打出来的。
钱基博先生的育儿方式表面上看是对传统的沿袭，但同意孩子出国留洋，大胆将饱读古书的大学问家的书序交儿子写且不易一字，其厚沉的识见，对造就国学大师钱钟书来说极其可贵。
座中人物应该有钱穆，这位被20岁年轻人做序的长辈，长钱钟书十五岁；据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年)钱穆应钱基博之邀任教于省三师，时钱基博已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但仍在省三师兼课，每周往返。
课毕，钱穆常至其办公室长谈。
其余两人当有著名教育家唐文治。民国九年(１９２０年)，唐文治因目疾加深， 辞去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校长职务，回无锡前西溪寓所定居，是年底，又应聘任无锡国学专修馆馆长。唐家与钱家相距较近，所以钟书、钟韩兄弟经常随钱基博到唐文治家，如果没有外客，唐文治总要问钟书、钟韩近来读些什么书，有何心得，对于旧说有何不同意见。钱钟书的学问口才要优于钱钟韩，所以总是由他侃侃而谈。
小时候的钱钟书是个“痴气”很重的孩子。作为“痴气”的表现之一，是他“专爱胡说乱道”，“好臧否古今人物”，所以在伯父去世后不久，他的父亲钱基博便替他改字“默存”，是“叫他少说话的意思”。
塑像里的钱钟书确实“默存”了，提着水壶欲待给阔谈的长辈们添水，但其注意力却在谈话内容；
这个少年非常幸运的接受了许多次这样的熏染。
能够培养出钱钟书这样国宝级的人物的基础教育应该是非常值得研讨的，如今浮躁而急功好利、变化莫测的中小学教育中，缺教少育，很难再有给学生如此厚实基础的国学教育了。
这张照片虽花了，但那瞬间里的表情，折射出我们现在已经做了长辈的人对他们这辈老先生的领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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