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语文不按规矩来”的指责对我恐怕是沉重的一击。
此前在那个乡镇中学，他们是把我当作行家来敬重的。
不到20岁的毛孩子，站讲台也就几个月的时间，给上百个教师讲如何教书，这样的话筒我居然也敢拿。
平心而论，即便以今天已经成规定型的课改样式来看，我上课的路子也是非常符合语文教学特点的。
具有喜剧意味的是，对我启发较大的却是一本教导如何上好私塾的老古董式的书。
我已经忘记了那本书的作者，但他对私塾长期的训练模式的总结我很认同。
语文教学千变万化，其实就俩简单而明确的部分：习得与悟出。
习是硬性的，练书法，认字，背诵诗文，这些都是为形成汉语的节奏感、音乐性的感悟先打个基础。等到手熟了，死记硬背到肚里有货了，恍然大悟阶段到的来，他就有根基能站住。
一九八零年代的语文课老师多是这样教的：学新课文从解题开始，然后是作家介绍、主要作品介绍、文体介绍，接着就是解决生字词，梳理课文。分段、段意总结，中心思想和写作特点分析。
这实际上是《教学参考书》里的程式，不少老师懒到完全照搬。
我曾经尝试着以学生的视觉去这样学习课文，发现好文章就这样被大卸八块的肢解了，学优秀文章不仅没有感觉，反而成了受苦受难的事情。
印象很深，单位发票看张艺谋的《红高粱》，结束时看得我是热血沸腾。
画面美，情绪浓，打鬼子的戏悲壮。
那时这种样子的电影几乎就没有。
坐在我身边一位颇有声望的语文教师有点困惑的说道：看不出这片子有什么中心思想，看不懂它要突出说什么。
他的看电影没寻找到中心思想的话，让我为那样的语文教学而羞愧。
我教语文是从字开始的，“逼迫”学生从练字开始学语文，字不好的描红，字好的写毛笔大字，能够写一手好字的给我示范当老师。
然后是往肚里填东西，你喜欢的诗词、文章短长不拘，每天一段、一首背给我听，背完还要有几句能说出其妙处的评点。
课文学习字词学生自己解决，我检查，刁难式的追究。文章你自己读，好文章你说好在哪里，要是你写，你会如何写；烂文章烂在哪里，要是让你写，你会如何处理。
整个语文课就是孩子们和我一起“玩”，玩写字，玩文章。一帮孩子竟然敢对语文课本上的名篇说三道四，他们的思想显然和八十年代环境相悖离；当语文课上看不到按固定模式进行的所谓的系统知识传授的时候，“教语文不按规矩来”的指责显然证据十足。
我第一天教书就给学生刻自己编的“作文报”，一张蜡纸那么大的版面，排好版以后，把学生的各种文章填进去，一周一期。
我是自己买蜡笔、钢板，到处找蜡纸，央求管印刷的朱广凤帮忙才完成这些的。
夜晚单身宿舍台灯下，挂在墙上是耶稣受难凹凸图；还有一张鲁迅坐在藤椅上抽着烟的图片。
我就在他俩的注视下，去做没有人要求我这样做的事情。
当张张油墨香的一页薄纸满是熟悉的名字和文字舒展在孩子面前的时候，他们的喜悦非常夸张。尤其是文字成为墨字还是十分希罕的年月，很多孩子就是这样由讨厌写作文到喜欢写文章的。
但麻烦亦由此伴生。
我一直都在破学生作文的八股腔调，根除的唯一方式就是让他们放下写文章的架把势，用自己的眼睛和嘴巴说人话。
这看起来很简单，形成习惯很难；中国人有不能说心里话的禁忌和习俗。
学生开始用自己的眼睛看人。
比如写我，我已经习惯了“凹眼，英国人般的鹰勾鼻子，好像能被一阵风吹着走的单薄的身体”之类的句子。
他们当然也会这样去描述其他老师。
一篇喜爱老师的这样的文字出现在“作文报”上，那漫画式的勾勒尽管满是喜爱的夸张，但还是引发了哗然。
油墨小报出现在几个校领导的桌面上；分管领导找我谈，对教导学生不敬老师的定性让我莫名其妙。
其他同事很委婉的告诫我以表示歉意来了结此事。
写这篇作文的孩子很害怕，家长已经向老师道歉。
我很难言说当时的悲哀和愤怒，那情绪被他们拉扯成波涛汹涌：连喜爱式的尊重都读不懂，值得我去辩解么？
我沉默着，不管谁说我都拒绝解释、拒绝道歉。
我觉得该道歉的不是我，应该是读不懂话好话孬的人。
你会突然发现中国人一本正经的在报纸上、讲台上、大众跟前胡扯八道，就是因为他们早就不知道什么是真话，什么是假话。
把假话当对的话，写喜爱的真话表达，他们竟看不懂了。
我继续昂然的按照我的想法教书，看着班里每一双带着高度注意力跟我行进的眼睛，我确信自己是正确的。
但情绪终究被点燃了，那个年月年轻人的力量是虚假的，只能以自焚的方式来抗议。
我把蜡笔、钢板、蜡纸以及我平平整整保存好的所有“作文报”全扔掉，发誓再不去做这样的傻事！
今天再看三十多年前的那些画面，忽而觉悟自己对文字的迷恋，早已生根，而且想把这些根苗，培植于学生心里。
曾经的愤怒、悲哀情绪，被年轻夸大，如今心里早已释然。
但不知怎的，却仍敬重年轻时曾有的这些幼稚的烦恼。
它们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或已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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