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平的山东庄和山东移民文化
文/李 飞
清.富平县域图
一、 历史背景
不断迁移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人口迁移跟当时的自然环境、国家政策、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有着重大的关系。中国历史上的移民运动，多半是劳动人民的苦难史。山东移民来关中，是陕西、山东两省当时的社会状况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关中渭北平原，土地平坦肥沃，人口稠密，在封建社会时期农业相对比较发达。同治元年（1862）至光绪四年（1878），陕西省战争、灾荒迭次发生，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光绪十年（1884）富平县田毓琳《秦中劫灾记》载，“自道光丁未至光绪己卯，仅三十余年，而饥馑频仍，干戈迭起，生灵之灾难苦不堪言，物价之低昂非可意拟”，“大掠关西两府诸州县，出没无常，焚戮无算”，“至光绪三四年，三载不雨，六料不收，麦价贵至两串零，邑中设赈四十余处。而老弱转沟壑，壮者散四方，饿殍遍野，人自相食。且鼠虫过多，豺狼甚广，诚数百年不经见之奇灾也”。
闯关中场景画
据《陕西省志·人口志》援引清故宫《户部清册》的资料显示：咸丰十一年(1861)陕西人口1197.3万，光绪十年(1884)陕西人口809.4万，除去期间迁入陕西的河南、湖北、山东客民，陕西因战争和灾荒损失的人口应有400万有余。由于清廷的统计数字年代不一,加上基层官员也有弄虚作假,其户籍档案的准确性受到质疑。复旦大学曹树基、路伟东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和研究推论，认为这期间陕西人口损失应在六七百万，这可以参阅曹的《中国人口史》和路的《同治光绪年间陕西人口的损失》。无论是四百多万，还是六七百万，这一时期陕西特别是关中地区因战乱和饥荒造成人口锐减的史实都是不容置疑的。
这一时期关中诸县的人口损失在许多方志中有明确记述。富平县咸丰五年(1855)人口254257人，到光绪二年(1876)仅有120302人；蒲城县咸丰十年（1860），全县人口309368人，至光绪八年（1882）减少到114634人；大荔县道光三十年(1850)人口413184人，至光绪十八年(1892)减至167000多人。高陵县道光年间人口达7万余人,至光绪六年(1880),减至29187人。泾阳县在同治兵燹中损失7万多人口；光绪六年(1880),全县土地荒废48万余亩；三原县咸丰十一年（1861）全县人口16.3万人，同治三年（1873）全县减至7.3万人，光绪五年（1879），又减为4万余。”
同治兵燹后，三原县知县余庚阳在呈报招抚流亡难民时说：“……屡经出示，招集流亡，而复业者甚少。其间有归田者，则皆栖身无所，糊口无资，嬴瘦之状，目不忍睹。卑职因公下乡，见夫井里凋残，人烟稀少……”。紧接着就是席卷山东、河北、陕西、山西的光绪三年大旱引起的大饥荒,使尚未从战争创伤中恢复的陕西更是雪上加霜，致使人口锐减，灾民外出逃荒者多达40余万，大量土地荒芜。蒲城县发生了人吃人和饥民戕官的耸人听闻事件。
据《陕西省志·大事记》载：1877 年“夏、秋大旱。蒲城县饥民饿殍载道，人相食。七月二十六日，屈继仁率领蒲城县饥民数百人深夜入城，戕毙知县黄传绅，放出狱囚，焚烧县署，后被官军击败，屈继仁等八九十人死难。”光绪五年(1879)“春，长安、咸宁、华阴等县多狼，三五成群，路人多有戒心。且鼠害尤甚，一猫贵至千钱”。
当时的关中地区人口稀少，到处是残垣断壁，大量土地荒芜，经济一派萧条。关中地区在光绪初年成了名副其实的“宽乡”。阎良一带荒田弥望，出现了“南荒地”、“ 北荒地”、“ 东荒地”、“ 西荒地”等不少地名，蒿草没人，常有狐狼出没。当时有“百亩荆棘百亩蒿，还有百亩老爷刀（一种结种像弯刀的野草）”之说。
闯关中场景画
同一时期，山东地区也遭受了连年兵乱和灾荒、黄河决口等自然灾害，大量的饥民外逃谋生。据史料记载：近代以来，山东旱情不断。从1840年至1874年，在全省107个州县中，受灾50个州县以上的大旱发生了3次，受灾20—49个州县的中旱发生了10次。“丁戊奇荒”是山东近代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连年大旱给山东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出现了“道殣相望”、“赤地千里”、“草木皆枯”等令人怵目惊心的惨状，整个山东成为一座人间地狱。1877年4月16日《申报》载：青州“大率一村内死者十分之一二逃者十分之五、六，病者十分之一二”。同年7月11日《申报》又载：灾害严重的临朐所售出的子女数月已有十余万人，“妻妾姊妹贩鬻他方，故各村止有男而无女，所存者不过一二”。
民国时期依然这样，战争连年不断，黄河泛滥，旱灾蝗灾多发。1927年的山东大灾荒遍及五六十个县，受灾人口2000万，占全省的60%。
面对持续而严重的自然灾害,山东省“财政拮据，仓储废弛，民鲜有盖藏，抵御旱灾的能力严重下降”。1882年，山东巡抚任道镕在《山东省办理积谷庆幸疏》中说：“各属常平等仓，亦因年久动用无存” 。“山东省地瘠民贫，并无耕九余三之蓄”，“设遇凶荒，毫无补益”。
清朝后期，山东人口剧增，居高不下，土地不负重荷，成为典型的“狭乡”。人均占有土地量由乾隆年间的七八亩变成二三亩，在东部地区更是山多地少， “山峦海滩，开垦无遗”。据《清代山东田地数》一文说：“山东耕地面积一直在九千万亩到一亿亩之间徘徊，人均耕地面积由顺治十八年（1661）的8.34亩降到光绪十三年（1887）的3.34亩。”
另外，山东地区土地高度集中，土地的占有关系畸形发展，又加剧了人多地少的严重性。在山东一些县，人口不到10%的地主占有全县70%的土地，有相当一部分贫民根本没有土地。省内耕地根本无法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外出谋生成为群众不得不选择的生存之路。
二、肇基秦中
在灾荒面前，山东难民大多走了关东，一部分到了河北、山西，一部分下了“南湖”。还有一部分来了陕西。后者这与当时在关中为官的山东籍官员焦云龙有很大关系，正是由于他的积极引导和推动，才逐步形成了著名的“闯关中”移民运动。“齐、豫、楚三省客民来著籍落业者，皆自公始。”（《焦云龙年谱》）
安乐村
清政府陕西当局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关中经济，保证田赋来源，在战乱和灾荒之后采取了积极的移民政策，组织流民开始复垦土地。但起初的迁来者主要是陕甘两省流离失所群众和南山一带的流民，光绪四年（1878），焦云龙时任三原知县，招徕湖北、河南、山东移民积极来陕。他致信山东乡亲，鼓励他们迁陕垦殖，丁忧期间又亲自动员。就这样，山东青州府、济南府一带的一些难民，纷纷肩挑车推，携儿带女来陕谋生，落居渭北一带，拉开了这场持续60余年的大移民序幕。从那时候起，一批又一批的山东移民怀着“不到陕西不罢休”的意志和“到陕西吃饽饽”的梦想来到了关中。焦云龙的三弟攀龙和舅家孙氏一族也先后在阎良区关山镇境内落居。
《焦云龙遗集》有其三原任上所作《拓垦》一诗曰：“满目蓬蒿状惨然，堪怜沃壤变荒田。招徕开垦捐牛种，坐卜仓箱取万千。”原诗后有按语：“筹万金施散耕牛、籽种，齐、豫、楚三省人至，荒地遂成沃田。”1884年，三原贺瑞麟给在老家丁忧的焦云龙写的信中称 ：“拜别两载有余，时切怀仰。所幸贵邑垦田之人络绎而来，得以屡询兴居，稍慰渴思。”这都足以证明当时山东移民开始迁移关中的历史。《三原县志》载：“光绪五至二十年，知县焦云龙、刘清藜曾先后招徕山东、湖北、商州等地居民迁入本县。其时，县衙对移民采取了优待政策，除分给每户一定数量的耕地(每户三十亩)外，还贷给耕牛及其它实物，又酌减额定岁亩银两，给移民以生息机会，全县人口数量大增。此次移民时间较长，由少数迁进到成批迁移，历时约15年,迁入总人数估计接近两万口。”《富平县志》载：“光绪六年(1880)，全县土地荒废48万余亩，官府招募山东、湖北、四川等省无业流民，开垦荒地，'计口授田’(现散布在县境的山东庄、湖北窑等,多始于此)。到光绪十二年(1886)，共招垦民1299户，5799人，连同土著18845户，82170人。”这段历史从迁出地的文献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光绪十三年（1887年）六月和光绪十八年（1892年）正月，焦云龙先后两次署理富平知县，带动了大量的山东居民移民富平。1935年出版的《续修莱芜县志》卷一载：“光绪十五年（1889年），乡民徙往山西、陕西者万余家。”
聚贤·三合村
山东移民迁入陕西大致分为“穷逃”和“富逃”两种。所谓富逃是指套着马车来的，穷逃则是推着独轮车、担着担子来的，当然大多数属后者。富逃者是抱着创业目的来陕的，就像今天的下海一样；穷逃则完全是为了维持生计，万般无奈而背井离乡，外出谋生的。无论是富逃还是穷逃，都要经过三四十天的艰辛跋涉。来陕的路线分为南线和北线，南线是经过菏泽，穿越河南从潼关进入关中，北线则是从山西南境在永济过黄河进入渭北地区。山西境内也有不少山东人，有的和关中山东移民同宗同族，就是来陕途中留下来的。
在闯关中的山东移民中，不乏耄耋和幼儿，有的还在襁褓之中就踏上了闯关中的道路。这和闯关东有着明显的区别。据记载：1866年起，清政府才允许妇女出关，1928年以前从关内迁往东北的移民有15%左右是妇女和小孩，而闯关中则是卖完老家产业，举家迁移，有破釜沉舟的气概，这是两者的不同。
关中地区山东移民分布以富平县、三原县、临潼区、阎良区（原属临潼县）最为集中，其山东庄的总数在300个以上。这一区域山东庄分布稠密明显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其在同治年间战乱和光绪初年灾荒中人口损失较重，土地荒芜很多；二是这些区县都是山东名宦焦云龙先后的任职地，山东移民奔着焦云龙安居于此，有着可靠的心理保障。
山东村庄的最初形成有着明显的地缘特点，大多是同一地区的移民聚集成村。移民大多有亲戚关系，而且是亲戚套亲戚，关系十分复杂。
太平庄
山东庄的命名有着明显的移民特点。最初来陕的移民少，也没有城墙，所以只能称庄子。定居在那个本地堡子旁边就叫**庄子，后来人口逐渐增多开始有了自己的村名。有的以原籍县名、村名命名，有的以姓氏命名，有的命名带有美好愿望，有的以人名命名，有以居住地附近的建筑命名的，其余多以“合”、“和”字组成，如三合、中合、仁和、中和等。
三、生存发展
“包子山，馍馍岭，要吃香油用手捧。”“西安府，好埝子，一天三遍大卷子。”山东移民当年就是听着这样的民谣来陕西谋生的。他们来到人地两生的关中，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谱写了“闯关中”的传奇。
闯关中场景画
基于文化的地域性，土客之间极易产生冲突，但山东移民一百多年来却从未和原关中村落的土著之间发生过大的纷争，而且被陕西人尊称为“客户人”、“ 山东客”，这在中外移民史上都是值得称道的。
安土求生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山东移民来关中后，有的经过几次搬迁才最终定居下来，有的同一户族却分居好几个县域。富平县梅家坪镇段以楷家（原籍山东省益都县南上庄村）1905年迁到富平，几经辗转后于1909年落居人和村。蒲城县三义村刘福谦祖籍青州，祖父于光绪四年（1878）来陕，最初住在今阎良区武屯镇敬家堡的清河边，1909年迁往蒲城现址落居建村。
山东人有尚武精神，勇敢无畏，敢于对抗土匪。当时关中地区的土匪活动较为猖獗，为了有效保护生命财产安全，由山东移民建立的村子，常常筑有高大厚重的城墙并勠力防护，土匪只好绕道而行，不敢滋事，这也增强了当地人的安全感。
山东移民来陕后先后经历了两次大的自然灾害，一次是1900年陕西大旱，一次是关中十八年年馑。在这两次灾荒中，山东移民和当地人一样受尽了恓惶，卖儿鬻女，流浪乞讨，或逃荒南北二山，或回原籍度荒。特别是民国十八年年馑，有的移民到陕西宜君、甘肃正宁一带度荒几年方还。另外，1926年，刘镇华围攻西安时，其部下麻振武进攻渭北，渭北人民饱受土匪式军队的侵扰。还有1932年的虎列拉(霍乱)瘟疫中,也死了不少人，有的村子死了人，无人敢下葬，均怕自己被传染瘟疫。
初期来陕的山东人中，不少直接从官府和当地人手中无偿获得了土地，有的在当地人家中扛活，和当地人结亲，度过了最艰难的创业时期。最初他们住古庙、戏楼、窑洞、地窝子，后来才有了三根椽、五根椽的草棚,屋舍破烂，布局散乱，一眼就能认出。后期来陕的山东移民虽然无法直接获得土地，但有先前来陕亲友打下的基础，他们来陕后就有了依靠和落脚点。他们通过给先来的移民或陕西人家扛活做工，攒钱置地，最终定居下来。
山东移民住过几十年的“草披屋”
不少山东移民先是来陕创业，扎住根后，又将老家父母兄弟或亲友接来的。我县皂角村高姓先祖高同瑞、高启瑞兄弟于光绪十四年（1888）从山东昌邑县岞山镇高家庄逃荒到富平定居，光绪二十八年（1902），高启瑞赴山东将父母接来富平安居。三原县西阳镇许绥邦光绪二年（1876）与生父及异母弟从山东博兴县东姑乡梨园村逃荒到莒县，光绪十三年（1887）他只身来陕创业，在西阳镇落居，次年返回莒县，将其异母弟接来定居。临潼区新市街道三义村寿光籍移民李家约于1882年来此定居，见此地易于谋生，于1891年将从寿光到河南洛阳暂居四载的亲戚郎同会一家接来定居。
富平山东庄的仓房
实事求是地讲，山东移民的生活，在抗战以前同陕西的本地人一样，遭受两次大的自然灾害，日子十分艰辛。根本好转是抗战以后，华北、东南沿海先后沦陷，山东庄的织布业等手工业蓬勃发展，为其生活好转改善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令本地人刮目相看。织布业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抗战，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复苏，在山东移民奋斗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山东移民对土地看得很重，在陕西打拼，挣点钱就买田置地。有的家在灾荒之年领了救济粮款，便趁地价便宜而赶紧置地。有些家族来陕时一贫如洗，经过三十多年的奋斗，有了土地一百多亩，土改时，大多被划定为地主、富农成分。
富平太平庄的粉条产业
山东移民善于多种经营，除了种植业外，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吊粉条、吊挂面、榨油、织布、做豆腐、编制草圈、烧瓦罐等都成了他们谋生致富的重要途径。那时候出现了香油村、豆腐村、粉条村，和现在的一村一品甚为相似。
山东人的创新意识很强。改革开放后,他们解放思想，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不少山东村庄发展蔬菜大棚、奶牛养殖、甜瓜种植和粉条、豆腐加工，这几年又成立农业合作社，有力地带动了富平农村经济的发展。
四、 文化融合
人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流动，人口的迁移，必然带来文化的迁移。山东移民来关中的一百多年，带来了齐鲁文化，和陕西本土文化实现了融合发展,出现了 “合而不同，融而不化”的特殊现象。
山东移民保留了原有的语言，这和他们独自成庄、迁移人口众多、山东庄互相通婚、和原籍联系密切有很大关系。比山东人来得稍早的湖北移民虽然也有独立的村庄，但现在却没有了自己的语言，绝大多数连甚至原籍都无法说清。改革开放之前，山东人和本地人通婚的较少，使山东方言得以很好保留。改革开放后，土客通婚增多，加之学生在学校接受普通话教育，遂使山东人的这种方言岛逐渐缩小或消失。山东移民的第四代大多掌握山东方言和陕西方言两种方言，在村里说山东话，在外遇到老乡说山东话，遇到本地人说陕西话。但大一些的山东庄，嫁入的本地媳妇则被 “同化”，也学会了山东话。
山东人过春节、清明等一些传统节日的风俗与当地人明显不同，保持了自己的特色文化。如清明节吃大饼卷鸡蛋，春节祭家堂。这些文化对当地人影响很大，是本地人能够感受得到齐鲁文化的风韵。
谱牒文化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山东移民中保留很好。解放前，山东原籍有的地方续修好族谱，就托族人给客居关中的同宗捎来，有的移民怕来陕日久年深，找不到老家，还亲自到老家抄写族谱或墓碑。“文革”中大多数家谱、家堂被收缴焚毁，但山东人的根祖文化意识终没毁灭。改革开放后，他们与原籍宗亲取得联系，再续修族谱。有的人家这几年还从原籍请回了家堂，每年春节都要祭拜。这些家谱为研究人口、军事、行政区划提供了珍贵资料。
关中山东移民对自我身份的认证有着复杂的心理。一部分上年纪的人认为山东方言是自己的母语，自己就是山东人；年轻的一代则认为祖籍是山东，现在是陕西人了。他们谈到山东人的优点或与老家人交流起来，多喜欢称自己是山东人。大部分“在村子内依然认同自己山东人的身份，但出了村就与本地人一样认同陕西或者所在的具体地区，如'富平的’' 三原的’或' 蒲城的’。”（张健《土客之间：陕西关中地区“山东庄子”人类学研究》）
山东移民来关中100多年，和关中本地人实现了很好的融合发展，成为移民史上不多的典范。众所周知的闯关东，历史时间长，人数多，但在民国时期由于东北的土地资源、自然条件等影响，先后有100多万山东移民返回故里。相对而言，关中的山东移民返迁者却微乎其微。
阎良谭家村
五、 深远影响
近代山东移民来关中，对关中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是山东移民的迁入，充实了当地人口，促进了当地村庄的重构，改变了当地人口来源结构。完成了当地的人口重组。据不完全统计，关中地区山东庄有400多个，人口30余万，形成了山东村庄和陕西村庄相互交织的布局。
二是加速了当地经济的复苏。山东移民的迁入，对灾后关中地区农业的恢复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他们开荒种地，发展农业，多种经营，发展手工业，在自身获得发展的同时，促进了关中经济的发展和不断繁荣，为恢复和保持近代关中地区的富庶繁盛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是实现了文化融合。山东距离陕西虽有千里之遥，但山东移民的迁入给关中带来了齐鲁文化，使得陕西人对山东文化不再陌生。山东人在经济、文化方面也影响了本地的陕西人,他们带来了基督教,改变了当地的信仰结构，带来了齐鲁饮食文化，使关中的餐饮文化多元化；陕西人在农业方面的技术也影响了山东移民,当代的山东移民后裔在农业种植和养殖方面对陕西人起到很好的带动了推进作用，两种文化实现了融合发展。
四是对山东原籍的影响。大量的山东移民迁入关中，缓和了山东人地矛盾，原籍留居者的人均耕地面积有所提升，人地矛盾有所缓和。
五是促进了陕西和山东的交流。自从山东移民迁入关中后，为陕西和山东两地的交流架起了一座桥梁，两地的联系一百多年来未尝中断，愈加密切。近年来关中的一些山东移民后裔到山东学习蔬菜、果树种植经验，两地宗亲寻根联谊互动密切，不断促进了秦鲁两地往来和交流。
六是形成了特有的“闯关中”精神。百年沧桑，百年巨变，山东移民形成了“坚韧不拔，吃苦耐劳，拼搏创新，崇文尚义”的山东移民精神，这种精神谱写了山东移民闯关中的传奇，改写了关中的历史。
七是为当代移民提供了借鉴。 山东移民来关中，是近代陕西的一件大事，对关中经济文化的影响将是长期的。伟大的闯关中精神将不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山东移民后裔谱写新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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