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7月，这一文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涵盖学生家长、学校、校外辅导机构的“双减”教育改革随即展开。
改革举措从校内外多方并举，一系列涉及搜题APP、教培广告等配套整治措施也在“双减”之后相继发布。在校内，学生作业总量减少，学生可自主选择学校提供的课后服务；在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纷纷关停或转型，社交平台上，教培机构广告难见踪影。
“学校直报平台收到了7714万份家长无记名调查问卷，97.3%的家长反映对学校减负提质工作表示满意。”在2021年12月21日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现场，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公布了这组数据。
“双减”推行近半年后，教育部介绍：各地各校普遍（99%以上）制订了比较完善的作业管理办法，建立了作业公示制度，学校作业总量和时长调控基本达到了规定要求。教育部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书面作业的学生占比由“双减”前的46%提高到目前的90%以上。
北京西城某中学初一学生赵子民告诉《中国报道》记者，“双减”之前，学校的作业量大多在晚上10点半至11点左右才能完成。减负之后，校内的作业大多在晚上9点半之前完成，之后的时间则是按照老师的建议，背诵古文或者阅读课外书籍；周末的学科培训也被体育锻炼所取代了。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向《中国报道》记者指出，从校外教培机构的减少，学生作业总量减少来看，显然学校已经回到了主阵地。在他看来，学校主阵地失守客观上是效能比拼的结果。他以两组数据为例，2020年培训机构数量有40多万，同期全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1.08万所。另一组培训机构职员1000多万人，其中大多数是30岁左右的青年人；同时期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专任教师1029.49万人，年龄分布在20至60岁之间。
不仅如此，学校教学质量与效能参差不齐，以农村为主的大量薄弱学校的效能远低于专注提高应试分数的培训机构。储朝晖指出，教学相对全面的学校难以面对家长迫切的提分需求，一段时间后，其对于学生的主要阵地日渐失守。
教育部数据显示，“双减”后，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大幅压减，目前线下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83.8%，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84.1%。留下的培训机构一部分转为非营利性机构，实行政府指导价；不适合“营转非”的将被进一步注销。
在教培机构感受了两年“光景”的王薇选择在2021年最后一天为自己的教培行业画上句点。用她的话来说：“再撑下去，机构可能都不存在了。”此前王薇在位于北京东城区的一家民办培训学校负责学生课后的语文学科辅导，前来报名的学生诉求直接：补差或培优，都奔着分数去。
从2021年7月开始，机构周末不能开课，周一到周五的课也压缩了时间。王薇告诉记者，政策出台后，机构就没有新生报名了。同事们也纷纷寻求新的出路，自己所在的机构也开始了转型尝试，从以往的学科类培训转向办研学班。
尽管如此，需求仍以其他方式显现。王薇告诉记者，学科类培训停课后，有不少家长私下询问能不能为自己的孩子提供单独辅导，即通过更高昂的付费为孩子请来一对一辅导的私教。
作业少了，孩子开心多了，但家长却更为焦虑了。一位河北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向记者表达了隐忧：孩子学科培训都停了，学校也没有了测试，而作为家长，则很难及时掌握孩子学科知识学习的真实水平。
储朝晖向《中国报道》记者坦言，减少了作业，却不能减轻负担；治理了校外培训，但培训刚性需求尚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教育评价权力过度集中、评价标准过度单一、以总分模式招生录取过于看重分数。储朝晖提到，另一方面是学校之间教学质量参差、效能不高。“如果这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以提高分数为目的的培训需求就仍然存在。”
多位家长向《中国报道》表示担心：“大环境里的唯分数论价值观不扭转，看似减负的措施可能会让孩子'被耽误'。”
对此，储朝晖强调，一定要把治标和治本相结合，特别要注重治本，才能从长久来解决过度培训的问题。尽管当前一段时期内“双减”成果显著，但这种状态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仍有待时间检验。
“双减”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业内普遍的共识是，从减负出发的“双减”最后一定要让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回归公益，回归普惠。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认为，义务教育的基本价值是面向所有儿童的国民素质教育，所以要采用免费、免试、就近入学，体现的是非选拔、非竞争的公益性、保障性价值。
“双减”政策落地后，为了解相关工作落实情况，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心理学研究所所长王卫东曾组织展开过专题调查。调查数据显示，校外培训只是提高了学生部分学科考试的成绩，而与学生基本认知能力与创造力的发展与提升没有相关性。学生和家长在教育投入上的恶性竞争，对学生最基本能力的提升没有明确效果。
王卫东在撰文中提到，无论是减轻学生作业负担还是在对被国际上称为“影子教育”的校外培训的治理上，日本、韩国都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各部门、学校、家庭、各相关社会力量应形成合力，确保“双减”工作的持续深入进行，让基础教育在宏观和微观上都回归其本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储朝晖也向记者提到，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是一个公共产品，要维护其公益性、普惠性。所谓公益性即不应该有让家长承担太多的经济负担，所谓普惠性是让所有的孩子应该平等地享受义务教育资源。他感叹：“这两个问题离解决好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撰文：《中国报道》记者 邱慧
图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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