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五十年代赤峰地区妇女夜校识字班的点名簿，它是把大白纸裁切成32开，用手搓的纸捻装订成册的。虽然这只是一本普通的村办夜校的点名薄，但封面上却工工整整题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夜校点名薄”，下属时间：“公元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修订”。一笔一划都透出题写者的认真、骄傲和自豪。翻开点名册，是一页页出勤记录。出勤记录做成表格形式，横格是每个学员的姓名，纵格是学员们每天的出勤情况，表格里画着密密麻麻的出勤符号。从点名簿看，这个班共有34名学员，其中有些学员的姓名还是张王氏，李马氏这样的称呼。这些在旧社会连自己姓名权都被剥夺的人，在新社会能踊跃参加学习，不能不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妇女夜校识字班的点名簿）
清末维新运动以来，倡导妇女解放、鼓励女性接受教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知识分子更是提出教育兴国的口号。民国时期的教育家晏阳初就认为，“愚贫弱私”是中国社会四大顽疾，以目不识丁的民族和饱受教育的民族相竞争，就像瞎子斗不过明眼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使所有人都接受教育，并提出了“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的教育改造方案。就连偏居一隅的喀喇沁旗王爷贡桑诺尔布也开办女子学校，动员女孩子入学，并采取许多鼓励措施。比如：入学学生食宿由公费解决，学习用品由学校免费发给，离校十里以内的女生用花蓬轿车接送，午间在学堂吃饭，住宿生每日每日半斤肉。虽然待遇优厚，但并未得到积极响应，主动入学者寥寥无几。甚至许多人认为王府聘用的日本女教师河原操子是个极端丑陋、居心不良的妖婆，对办学怀有敌视的态度。由此可见，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呼吁、开明人士的兴学，至多就是在平静的湖水里泛起一片涟漪。而新中国诞生仅仅三年多，就有这么多普普通通的女性参加文化学习，是什么力量使她们有这么高的学习热情呢？ 为什么在旧中国想办而办不成的事，在新中国却能不断掀起高潮呢？掩卷沉思，有如下感触：
（一）新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参加社会劳动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妇女只有参加劳动，取得经济自主权，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得到解放。在旧中国，男尊女卑的社会地位，封建礼教的传统势力，女性被束缚在“家”的范围内。封建卫道士们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说什么“女子通文识字，而能明大义者，固为贤德，然不可多得。其它便喜看曲本小说，挑动邪心，甚至舞文弄法，做出无丑事，反不如不识字，守拙安分之为愈也。”女性就这样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并被排斥于社会生活之外。新中国成立，消灭了阶级压迫，妇女获得的不只是个体独立和个性解放，而且作为无产阶级翻身成为社会主人。广大妇女作为社会劳动者投身到新中国建设中，“妇女能顶半边天”成为最扬眉吐气的口号。同时，婚姻法的颁布打破了封建婚姻制度，为提升妇女家庭地位写下成绩斐然的一页，男女同工同酬，使妇女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经济权利。所有这一切，使妇女解放进程空前推进，妇女社会地位大幅提升。她们不再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小家碧玉，不再只是洗衣做饭的“屋里人”，而是走出家门，投身到波澜壮阔社会生活中的劳动者，怎么能不由衷地喜悦和自豪呢？因此，当工工整整地写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夜校点名簿”这几个字时，这是为新生的共和国而自豪，为妇女的翻身解放而自豪。
（二）新中国识字教育是群众性运动，不是一小块的“乡村实验”。在旧中国，教育主要依靠有识之士的呼吁和行动，很难获得全社会的普遍参与。梁漱溟的乡村教育运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陶行知的晓庄实践，尽管他们“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颗草去。”但在旧的社会体制中，也只是偏居一隅的自我安慰。新中国的教育，不是靠几个文化人的“实验”来进行的，也不是靠几个武训式的人物来救济的。新中国所倡导的人民教育，是建立在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社会革命中，是放手发动群众、完全依靠群众，是全民动员，开展大规模的社会教育。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只靠自己单枪匹马，即使是杰出人物，也只不过是唐·吉诃德式的虚妄。
（三）新社会追求男女平等蔚然成风。在新社会，像《夫妻识字》《兄妹开荒》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在《赤峰市志教育志》里也有一段这样的故事，是以快板书的形式来叙述的：“我社有一对好社员，男的朱云久，女叫张桂兰，夫妻入睡后，梦中把话谈，桂兰说，这个字八成是念红，云久说，不念红还能把它念成蓝？妈妈炕头上听的真，当成笑话满街传。”这段快板书不仅仅是文艺宣传，而是切切实实的社会存在。同时，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为实现男女平等奠定了法律基础，促进社会风气发生了巨大转变。“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的刘巧儿，在集体活动中展现妇女力量的李双双成为喜闻乐见的银幕形象，成为广大妇女追求的榜样。
（电影《李双双》剧照：双双给喜旺的留言）
（四）妇女参加文化学习不是单纯的断文识字，而是和提高思想觉悟相结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转化为思想，才能产生更大的力量。《夫妻识字》中，有一句唱词说的非常好，“庄户人为什么要识字，不识字不知道大事情。”在一张1960年温州市扫盲大会考试卷里我们看到，听写的词语有“人民公社”“鼓足干劲”“大跃进”“总路线”“共产党”“毛主席”“标兵”“除四害”“勤俭”“计划”“恩情”“苏联”“政府”“幸福”“食堂”“破除迷信”“高速度”“克服困难”等，这些词语都是新语词，通过学习这些语词，她们成为关心国家大事的人，并在作文里决心“争当先进生产者，报答党恩。”而旧社会的看书识字是从哪里开始呢？启蒙教育是从“人之初，性本善”这样的思想开始的，是立足于修身养性，首先做好自己，提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四言杂字》的首句往往是“盐鱼米谷，香油纸烛”，强调“出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日常。新旧对比，学习的思想境界高低立判。
（1960年温州市扫盲大会考试卷）
不难看出，新中国妇女能广泛参与学习，源于新中国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源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也许在那个时代，刘巧儿、李双双并不知道“女性意识觉醒”、“妇女权利”等名词，但她们在劳动中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在集体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她们由衷地感到骄傲和自豪。因此，当我们思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这样的问题时，新中国妇女解放的伟大实践就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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