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距17名登山队员遇难已经过去7年了。梅里雪山的村民在放牧时，视线突然被远处一堆颜色鲜艳的东西吸引了。
走近看才发现，那些都是御寒的衣物，有些还包裹着人形白骨。散落在一旁的日记本里记录着一些诡异的话语：
“我看到帐篷外有人，清楚地听到了女人的笑声和婴儿的哭声，可明明一个人都没有。”
“我们错了，来不及下山了，他们来了。”
那么，他们是谁？雪山上还有其他人吗？当年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996年，日本攀登梅里雪山的首登权期限已经到了最后一年。曾在大本营幸存的小林尚礼再次组队来到了这里，跪在“中日17名登山勇士”的纪念碑前郑重承诺：誓死登顶！
他一直都觉得那次雪崩很奇怪。不仅气象局没有提前监测到，就连那17名装备先进、专业知识丰富的前辈都没有察觉半分，最后全军覆没，无声无息地在雪山之巅消失。难道真的有神力吗？
作为一个视征服群山为毕生事业的人，他并不相信藏民口中的“神”，所以他要亲自登上顶峰去证明这一切。除此之外，他还准备了17个裹尸袋，决心要找回那17名勇士的遗体。
附近的藏民听说以后，抄起手边的家伙就急匆匆地赶来，拦在了登山队的面前，扬言：“来一个就往澜沧江里扔一个！”，后来还是我国的联络官出面调和，当地公安进行保护，登山队才重新进入了当年的大本营。
为了不重蹈覆辙，这次的出发日期，中日两国都选得是十分慎重。直到各大气象台都找不出任何风险时，才安排启程。
吃一堑，长一智，这一次的攀登比七年前谨慎了许多，历时一个月才到达当年预备冲顶的4号营地。天气晴朗，离顶峰只有不到500米的距离，仿佛只需要一步，他们就能征服这座山。
可就在他们打算向东京报喜时，北京、云南、东京三地的气象台却几乎同时发来了即将有特大暴风雪的警报，表示南太平洋的积雨云层正在朝这个方向移动，一旦到达，将会带来一场比七年前更大的雪难。
头顶上的蓝天依旧平静，最后的顶峰近在咫尺。也不知是不是错觉，他们总觉得远处隐隐被一片乌云压着。
因为有了当初的前车之鉴，整个登山队的成员都在那一刻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
相互对视一眼后，他们立刻把身上能丢的都丢了，拼命往山下跑。最后只用了一天，他们就回到了大本营。
然而天意弄人，他们刚走进山脚的营地，乌云就不见了，气象局又发来通知说，乌云被吹走了，接下来天气晴朗，适合登顶。
可问题是，他们还能上去吗？还敢上去吗？那片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云，真的不会再来了吗？
1997年，京都大学登山队正式提出，他们将永远放弃攀登梅里雪山。因为谁也无法预料，1991年的悲剧是否还会重演。
梅里雪山对外界来说，一直都充满神奇色彩。1987年，日本向我国递交了一份攀登梅里雪山的申请。随后，双方达成一致，决定派出各自的登山精英，组建联合登山队，共同攀登。
日方派出了实力最强的京都大学登山队。这只队伍背后有财团支持，用的都是最顶级的装备，成员也大多都有8000米以上的登山经验。为了应对突发天气，还派出了气象学教授井上治郎。
在出发前，他们特意去庙里求了护身符，还举行了仪式，请日本高僧开光加持。到了中国以后，中方派出了多次创造登山记录的登山家宋志义，以及几名登山协会中经验丰富的老手。
最终，登山行动以日方为主导，日方11人和中方6人组成了这支17人的中日登山联合队，由井上治郎担任队长，宋志义担任副队长。
1990年，登山队的越野车开进了梅里雪山脚下。当地的藏民听说他们是来登山的，而且还是他们从未听说过的梅里雪山，一下就肃然起敬，对这些“勇士”和“科学家”十分热情，家家户户都把好酒好肉拿出来招待他们。
几天后，登山队中派了几人作为先遣队，前去探路。好奇的村民一路相送，走到雪山下才知道，这些人要登的梅里雪山，竟然是他们的神山卡瓦格博。
这是西藏八大神山之首。在藏文经典中，被称为“绒赞·卡瓦格博”。传说中，这曾是一座祸害人间的妖山，莲花生大士经历了八大劫难才将其降服，并让它成为佛家护法，统领七大神山，保护一方。
所以藏民只环山，不爬山。直到现在，他们都还有环山的习俗。在他们的文化中，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卡瓦格博带来的，只要围着卡瓦格博徒步三圈，磕头礼拜，就能消除业障。
眼看着他们的神和信仰就要被人“踩”在脚下，藏民的笑容转眼间就变为了惊恐，着急地劝他们不要冒犯神山，一旦对神山不敬，失去神的守护，灾祸和苦难就会来临。
可他们哪里拦得住这些登山队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进去。只不过这一路并没有走太远，很快就因为路线不对而打道回府，直到12月才再次出发。
这一次，近两万藏民跪在卡瓦格博的山脚下，烧香、念经、磕头，祈求雪山爷爷用神力把登山队撵下来，不准他们登上去。
信奉科学的登山队对此并不在意，因为他们已经看好了，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会非常好，这座山的高度和攀登难度也不及以往那些高峰，登顶是迟早的事。
一如他们所想的那样，行程进展得很顺利。12月8日，他们在海拔4500米的地方，建成了1号营地。一周后，他们到达5300米处，建成了2号营地。
但在决定3号营地时，中日双方的成员却出现了分歧。本着安全第一的原则，中方建议把营地建在远离山脊的地方，以免因为气候不稳定而遇上雪崩。
日方则表示，正因为气候不稳定，才要趁着低温期，把营地建在山脊附近，节约时间，尽快完成登顶。双方争吵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各退一步，把3号营地建在了两个选址的中间。
这个办法看似“公平”，实则毫无用处。或许只有祸到临头的时候，他们才会意识到，这里离雪崩依然很近。
4号营地的选址并不困难，很快就在海拔5900米的位置建好了。12月28日，实力最强的5名队员组成了突击队，率先到达了6400米的位置，刷新了卡瓦格博的攀登纪录。
此时距离登顶只剩下200多米了，根据各个“高手”对地形的勘察来看，已经没有什么困难能阻挡他们了，所以他们立刻用对讲机告知3号营地的队友，随时可以准备冲顶。
可就在这时，天突然变了，云层翻滚，一阵阵狂风呼啸而过，转眼便带来了一场暴风雪，能见度陡然下降到2米。
前进已经不可能了，队员想要撤离，但队长井上治郎却不甘心，坚持让他们原地待命，等收到气象局的天气预报后再说。
下午2点多，气象台发来了暴风雪的预报，但井上治郎还是等到了4点，才无奈下令，让5名队员返回3号营地。
他本以为天气突变是暂时的，毕竟之前数日的预报都显示，最近的天气不会有异常，可连他这个博士都想不通，好好的晴天为什么会突然暴雪不止。
由于队员们难以辨别方向，直到晚上11点，他们才艰难地回到了3号营地。而这时，雪刚好也停了。甚至接下来的几天，天气都好得让人难以置信。
藏民们看到天气放晴，纷纷前往最近的飞来寺，对着卡瓦格博哭喊，如果再不用神威将这些人赶下来，他们就再也不信仰卡瓦格博了。
山上的登山队并不知道这一切，他们已经根据新的气象报告，把冲顶时间定在了1991年的第一天。然而，到了1月1日时，就像是故意的一样，好天气再次消失，大雪再次降临。
第二天，雪淹过了帐篷，队员们每两个小时就要出去扫一次雪。到了第三天晚上10点半，积雪的厚度已经超过了1.6米，信号越来越差，大本营与3号营地的最后一次通话中，好几个队员在说，他们看到了一座宏伟的寺庙。
后来据登山成员李之云的妻子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儿子突然在梦中哭着醒来，还一直对她说：“爸爸被雪埋了。”
1月4日，以往总会在对讲机的嘈杂声中醒来的张俊，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看到对讲机后，他才意识到，今天太安静了。可他挨个呼叫17名成员时，却一个回应也没有收到。
他立即向上级请求救援，但由于卡瓦格博的气象情况不稳定，队员们失联的地方海拔较高，含氧量不足，直升机无法参与救援，侦察机也因为能见度过低而无法获取过多有效信息，只能依靠人工。
但高空照片显示，3号营地的位置上，发生过一次严重的雪崩，上方还有超过三十万吨的云团状积雪。光是雪崩的气浪就把一千多平米的冷杉林连根拔起，更何况是人呢？
可这是“雪山之神”，登山队已经是登山领域里最精英的人了，连他们都遭遇了意外，其他人还能上去吗？
事实证明，人在大自然面前还是渺小的。最有经验、体能最强的西藏登山队最终被拦在了2号营地，其他队伍更是连1号营地都难以抵达，更别提展开救援了。
1月22日，救援指挥部宣布放弃救援，所有人全部撤离。当所有人都撤出卡瓦格博时，遇难者的家属也纷纷接到消息赶来。
就在他们对着卡瓦格博痛哭时，雪停了，金色的霞光照亮了整片雪山。
出于照顾，我国又为京都大学保留了5年首登权，但1996年的那次攀登，他们还是失败了。
随着京都大学宣布永久放弃攀登，卡瓦格博重新恢复平静，七年前的答案也终于被雪山送到了山下。
1998年，上山采药的藏民在冰川上发现了不少散落的衣物、相机、手表、日记本，以及10个人的遗体。经过查证，这些人都是七年前的登山队员。
其中一名叫佐藤的日本队员，在日记中写到，他们一行人都在12月上旬时做过一个梦，梦里有一只金角雄鹿，后面还跟着一只灰色的狼，雄鹿用蔑视的目光看了一眼他们后，就转身走了。他们认为这是吉兆，所以才坚持要往上爬。
他还写到，1月1日，唯一的女队员突然高烧，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要来了要来了，趁还有时间，快回家。”而日记的最后，则是他自己歪歪扭扭写下的：
“他们来了，救救我！来不及下山了，我们错了，我不想死！”
当地的藏民解释说，对卡瓦格博不敬的人，都会被抓去当七年仆人。1991年到1998年，刚好七年，所以他们又被送回来了。
但专家却说，日记所记录的只是登山队员因为高原反应而出现的幻象。至于山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却至今无人知晓。
2001年，云南省正式发布文件，禁止任何人攀登梅里雪山。卡瓦格博也成为了目前为止，唯一一座无法征服的禁山。
它用它的存在告诉了所有人，你也许可以站上8000米的山巅，但却无法征服海拔6740米的卡瓦格博。
因为有一种山，它生来就是被敬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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