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真的就像流水一样，不但能在人们的身边悄悄流逝，还像一双无形的大手，那些藏在人们心中的沟沟壑壑抚平。
转眼之间，又到清明。清明这两个字，或许会成为我这辈子中永远最悲痛的字眼。因为，两年前的清明节后，一向身体健康而强壮的父亲突然病倒了，这一倒，便是让我们兄弟三人难以接受的阴阳两隔。
每年的清明节都是春暖花开的季节。那个清明小长假来临后，我与几位老表相约着去武汉黄陂看杜鹃花去了。临走之前，我给父亲打电话说：“爸，放假不回家了，我们出去玩呢！”“中，去玩玩吧！”父亲在电话中的声音依旧是那么地中气十足，掷地有声，没有一点要犯病的征兆。
于是，我安心地出去了。
三天后赶回来，我便赶回到了家中看望父母和奶奶。妈妈告诉我，父亲陪着同学去办事情了，并说父亲最近这两天有点不舒服。闻听这话，我当时就打电话给父亲询问他的情况。父亲依旧说他没事儿，让我放心工作去吧！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天刚亮，妈妈打电话焦急地说，父亲晕倒在厕所了。闻听此言，脸都没顾得上洗，我便驾车赶回了老家。进家门以后，父亲已经缓了过来，坐在沙发上，脸色蜡白。虽然到了这个地步，他还说不碍事儿，缓缓就好了。
在我们兄弟二人的一再要求下，他才同意和我一起到医院去。就这样，我直接将父亲送到了中心医院内。挂号、排队、缴费、问诊等一切手续办了下来。意识到父亲的病不轻，去之前就联系朋友进行了事先安排。心内科的主任检查了状况后，立即安排了住院，而且安排到重症监护室内，但心内科重症监护室内人满为患，没有床位了。他停顿了一会后，再次给住院部打电话，要一定先安排个床位让父亲住下。从这位主任的话语和神情中，我感受到了父亲这一次犯病的严重性。
当时，父亲是按照心脏病来入院治疗的，也就住在了心内科的病房。是夜，管床医生把我叫进医生办公室内，向我通报了父亲的病情。那天晚上，我不知道管床医生都说了什么，只知道父亲的病真的很严重。从医生办公室出来，一个人坐在楼道内，一边发狠似的抽着烟，一边眼泪扑簌而下。很久很久以后，心情平复的我才拿出手机，将父亲的病情分别通报给了哥哥和兄弟。
两天后，父亲在做了CT后，被确认为胸部严重积水，随后被送进了中心医院呼吸科的重症监护室，一扇厚重的电动门，把我和父亲隔离在两个世界。门内，医生和护士穿着蓝色的隔离衣，显得冷清而阴郁；门外，我们兄弟静静地守在门口，密切注视着那扇厚重的大门，门头上的ICU三个字闪烁着幽灵一样的蓝光，大门的每一次开启，都会让我们一跃而起去探听父亲的只言片语。
在我们一再的追问之下，医生含含糊糊地告诉我们，父亲患的应该是肺癌，而且是晚期。虽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这几个字一旦从医生的嘴里吐了出来，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顿时泪如雨下，拿着手机冲了出去，打电话给远在郑州的表哥，让其联系省城的大医院。
在中心医院工作的朋友劝我说，到这个份上了，别让老爷子去受罪了，不如趁着不多的日子多尽尽孝，让父亲多享受一下人间的幸福。我的答复是这样的：“能多挽留父亲一天就挽留一天，哪怕是有一线的希望，我们都要尽力，这是作为孩子的心情吧！”
于是，父亲被我们送到了省城的肿瘤医院。进院之后，由于住在了普通病房，父亲很乐观，精神上也好了许多。但是随着各项检查的结果一一出来之后，阴影再次蒙在我的心中。父亲的各项检查结果显示，并没有查出来癌症细胞。
按理说，没有癌症细胞，这应该是好事。但是，父亲胸腔中积液却越来越多，怎么也止不住。产生积液的各种常规原因都排除了，却找不到病灶。
为了找到真正的病因，我带着父亲的各项化验报告乘坐高铁北上北京去求医问诊。北京几家权威的医院专家看了父亲的化验报告，有说得含蓄的，有说得直接的。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时日不多，治疗无方了。无奈之下，我只得坐在高铁上哭着赶回了郑州。
身体消瘦、大便解不出、半夜睡不着……父亲的生命体征开始出现了衰竭。
这个时候，医院的医生出面说，父亲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建议转到省医去先治疗心脏病，心脏的病情稳定住了再拐回来治疗肿瘤的问题。
那个时候，无助的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得听从了医生的建议转到了省医。到省医以后，心内科的专家立即叫来了肿瘤科、呼吸科、胸外科、内科等部门的专家对父亲进行会诊。会诊的结果是，就父亲的状况必须住进重症监护室。
“我父亲究竟是什么病？”我询问医生。
“现在还不能确定！”医生答复我。
“那……这成为疑难杂症了？”
“就是疑难杂症！”
闻听医生这样的话语，我的心顿时碎了。当医生再次建议让父亲住进重症监护室时，我的泪水再也难以控制了。站在医院的走廊里，痛哭流涕，一直不敢面对病床上的父亲。
最后，还是哥哥出面做父亲的工作，父亲才同意去重症监护室内接受治疗。送父亲去重症监护室的时候，我一直都没有敢直面父亲，只是远远地跟着，默默地留着眼泪。临进那扇厚重的大门时，父亲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看得我顿时五脏俱焚，肝肠寸断。我知道，父亲这一去，可能就再也出不来了。
省医的重症监护室占据了整个楼层，楼道内或坐或躺、或立或蹲着很多家属，他们仿佛已经习惯了守在那扇冰冷之门前的生活，有的在那里聊天，有的在看书，更多的是几个人围成一个小圈子，垂着脑袋，满脸愁容，仿佛从来就不知道笑容的滋味。
当厚重的电动门打开时，众人顿时有了精神，竖着耳朵，听那穿着蓝色隔离衣、蓝色口罩遮住大半张脸庞的护士喊：“36床，36床……”36床的家属便站起身，向着护士飞奔而去。“几天喝了一瓶奶……”“啊！好、好……”听到里面的亲人喝了一瓶奶，门外的家属高兴得手舞足蹈，仿佛明天就可健康出院一样的快乐。
下午四点是固定的探视时间，一次只准进去一个人，进去时必须换上隔离衣、戴上隔离帽和口罩，套上鞋套，全服武装的。进去之后，看到父亲躺在监护床上，口腔中插着呼吸机，手脚被绑在床沿上，身上插了五六根管子。看到我以后，父亲的意识很模糊，知道连续几次的呼唤，父亲才吃力地点点了头。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们就是守候、探视，每天如此。守候在门前，是希望从那扇门内传出来关于父亲的一星半点的消息；每次探视，是在父亲的弥留之际再看父亲一眼。
重症监护室的费用真的很贵，每天，护士除了催着我们去续费以外，再没有传递出来有关父亲的一点好消息。虽然，平均一天的费用都在一万至两万元之间，我还是毫不犹豫地却缴费。那个时候，我的心中总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期待，那就是父亲能从重症监护室里平安地转出来，哪怕是让我多伺候他几年都行。
渺茫的希望，一直支撑着我们兄弟三人，只是时间太短暂。
一周后，医生把我们兄弟叫了过去，严重地表示他们已经尽力了的时候，我们的心彻底凉了，感觉整个世界顿时进入了冬天。
父亲走了，父亲走的时候，身上插满了各种各样的管子。我流着眼泪，颤抖手，一根一根的，把插在父亲身上的管子拔了出来，每拔一根，我的心就会颤抖一下。那个时候，我才体会到了揪心的疼痛究竟是怎么样的痛苦！
当父亲的丧事办理完毕，痛定思痛的时候，我真的很后悔，后悔当初把父亲送进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内，后悔没有在父亲最后的时间内日夜陪伴在他老人家的身边，哪怕是一次简单的握手，或者是一个笑容的交流。可是，重症监护室的那扇冰冷的大门，将作为儿子的我们的孝心阻挡在了外面。
重症监护室，榨干了父亲最后的生命，也榨干了我们口袋里的钱财，留给父亲和我们的只有那几根带着血腥的塑料管子……
我想，当我年老病危的时候，我会告诉我的儿子，别把我推进重症监护室，让我自由自在地躺在人间温暖的床上，舒舒服服地告别人世……
因为我知道，当生命走到尽头，人力是不可能挽留得住的！让孩子们放弃那些所谓的孝心，别让老人临走前去受那监护的折磨了，别在为医院的大楼添砖加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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