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十月十三日，是红领巾的节日。
今年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0周年。
我，1966年上小学1976年高中毕业的我，还有与我年龄相仿的这一拔人，肯定是新中国七十年里在少年时代没有机会佩戴过红领巾的人了。
1965年，我进入了射阳县小学的幼儿园，只上了一年，直接就是大班。
那一年的秋天，我们幼儿班的同学们，就参加过小学三年级的哥哥姐姐光荣加入少先队、佩戴红领巾的仪式。
那一年里，我们曾无数次地看到小学生哥哥、姐姐们在集会、活动的时候，佩戴着红领巾。
那一年里，我们曾无数次地听老师教导，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
那一年里，我们更是无数次地被告知，只有表现好的小朋友才有资格加入少先队戴上红领巾。
那一年里，我们知道了，戴上了红领巾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能戴上红领巾，也就成了儿时的一个梦。
一年后，1966年的秋天，我上小学了。
也就是那一年，文革也开始了。
虽然，我们这个小县城地处苏北，相对偏僻，革命的风暴还是很快地席卷了过来。
一年级小学生的我们，也被要求加入到了“革命”的洪流中去。
我们大唱革命歌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千头万绪，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我们参加各种大批判会议，在学校最大的操场上，批斗我们小学里的三个老师，一个胖胖的刘国培老师，一个瘦瘦的郭玉琳老师，一个是刘铸九老师。
我们去看校内校外的各种大字报，认识的字不多，倒也不要紧，有各种图画呢。
电影院里放的不再是故事片，而是《新闻简报》，是毛主席第几次接见红卫兵。
广播喇叭里播放的是革命歌曲，是毛主席的语录歌，是《东方红》，是《大海航行靠舵手》。
中学生们，成了“毛主席的红卫兵”，标志是袖章，那是连领袖也曾戴过的红袖章。
小学生，也不再是少先队员，不再佩戴红领巾了，而是“红小兵”，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红小兵的标志，不再是红领巾，也是袖章和臂章。
加入红小兵，是每一个小学生的迫切愿望。
并不是所有的小学生都能加入到红小兵这个组织中去的。要表现好，更要家庭出身好才行。
能将一个人阻挡革命队伍之外的理由和原因会有许多。
比如我，当许多的同学都已经戴上了红小兵的红袖章的时候，我却因为姓名里有一个“福”字，是“四旧”，而被拦在了革命组织之外，戴不到红袖章。不得已，我自作主张，把名字改了，才有机会加入到红小兵的组织之中，戴上了红袖章。后来，也曾换发过一枚像上面图中那样菱形的臂章，是塑料制成的。
1972年，上初中了。
我们又成了红卫兵，一直到1976年高中毕业。
高中的两年里，我们的班级建制都是按照军队的来的。一个班级，是一个红卫兵连，班长叫连长；一个年级是一个红卫兵营，整个县中是一个红卫兵团。当时，我们班就有一位同学担任着红卫兵团的团长或是副团长。
一直到我高中毕业了，文革结束了，学校里才又恢复了少先队组织，重新佩戴上了红领巾。
而我们，1966年至1976年读小学中学的我们，却从来没戴过红领巾。
1982年大学毕业，最初的几年任教的是初中，兼任班主任。每个新学年开始的时候，学校的开学典礼上，会有一个“少先队辅导员”的聘任仪式，班主任自然就是那个中队的辅导员。仪式上，是由少先队员们给我们系上红领巾的。
总算有机会圆了少年时的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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