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区是依赖实体社区的基础而发展的。街道或居委会网站，其实是一个社区建设的宽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社区资源可以得到共享。
在对网络社区进行跟踪调查时，2004年正好我接手了一个重大课题研究。原来，受上海市委统战部委托，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委组织会内有关专家、学者以及社区实际工作者，认真开展了为期半年的“上海社区资源共享”的课题调研。课题组除在面上搜集整理大量有关社区建设资料外，还深入市区的有关街道和城镇进行专题个案调查。本次调研，主要侧重于社区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卫生等社会资源的共性方面的研究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力推进社区资源共享的基本对策思路，供市委领导决策参考。
我作为主要执笔人，提出了先到有关社区进行现场访问。在炎热的夏天里，我们先后有所选择地跑了几个地方。
长宁区江苏路街道的信息化建设全市有名。华山居委会网站就在他们下面。正巧，原来在党派任职的陆敏，到江苏路街道挂职锻炼后被留在街道担任民政科科长，已有多年。
江苏路街道所在地在愚园路909弄2号。地铁2号线静安寺站出口处附近。陆科长如数家珍地向我们介绍了他们社区建设的情况，特别提到了建立在网络平台上的52389022的街道应急呼叫热线。
该热线是街道通过积极创新社区管理模式，因地制宜着力构建社区信息化平台，形成处理社区行政事务和群众遇到的突发事情、突发困难对外“一口受理”、对内“工作协同”，纵向横向高效、快速呼应的新方式、新机制。街道的应急呼叫热线开通 40天，就已处理突发求助事件 148起。
目前，街道现有的 1447户、 2268位独居老人已成为应急群呼系统的救助服务对象，以后将逐步扩大到社区居民。江苏路街道通过建立实有人口管理数据库，导入政府各条线业务数据，先后建立了网上信访、社区事务受理、民政救助等各类社区工作模块。社区信息化管理，使居委干部从“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重负中解脱出来。
黄浦区豫园路街道，原属于南市区，所在地在狭小的河南路、大境路上。庭院很小，门口临时停车还得和当地公安打个招呼。这里属于旅游商业黄金地区，可开发的土地资源十分稀缺。
街道主任程霄玉，原是南市区环卫局副局长，也是我们党派成员。她着重向我们介绍了市委领导对于社区推行网格化管理的思路过程。特意准备了一系列市委领导在不同场合的有关社区建设讲话。程主任是个非常务实、干练的基层领导。提及他们街道的经验，她认为还不到宣传时候。
浦东北蔡镇政府位于沪南路上的一幢十分壮观的高楼大厦里。没想到政府办公楼气派，但社区的社会文化医疗教育设施，已经远远跟不上人口迅猛增长的需求。
这里的三分之一新增人口，是市区动拆迁过来的。素质不一，人员结构复杂。镇政府很重视我们的调查，特意安排所辖居委会的干部以及街道有关部门的领导前来参与座谈。
北蔡镇是浦东早期开发的地区之一。当时的房地产开发缺乏统一规划和科学预测，在规模、品位等方面，已经落后于现在形势，且显得布局紊乱。在社会基础设施方面尤其缺乏。我在会上几次提及社区网站的话题，没人接口。看来，他们对社区互联网的建设还认为是奢侈品呢。温饱尚且没有解决，何谈小康文化？
通过调研，对于社区资源共享，我初步得出这样一些观点：
1、人力资源是社区资源中最宝贵部分
社区资源（包括社区设施）是当前社区建设的主要核心部分。社区资源按功能形态划分有：信息、设施、管理、服务、人力等；按内容专业划分有：教育、文化、科技、体育、劳动、党务、行政、工会、民政、医疗、法律等。社区资源共享，主要是指生活在社区里的居民对社区的资源和设施拥有充分地享用权、提供权和参与管理权。改革开放以来，现在人的单位属性逐渐向社会属性的重心倾斜，许多离退休的党员干部和专家教授等安居在各个社区，包括外来人口中的大量人才，都平常居住在社区中。社区蕴藏着许多丰富、宝贵的人才资源。因此，在社区资源中，社区居民是最重要的资源。而这又是我们工作中比较薄弱的部分。要充分让有才能、又热心社区工作的市民施展自己的宝贵资源。美国加州戴维斯市长说得好：“戴维斯市最大的经济和社会资源就是它的6.4万市民。高素质的市民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社区的人力资源包括社区带头人，是更加重要。华山居委会的叶华主任，正由于她几年来对网络的不懈追求，自己又熟悉网络，才是使华山网站闻名遐迩的重要因素之一。
2、社区资源共享的目标是推动社区自治
联合国在1956年曾经给社区工作下过定义：“社区发展（社区工作）意指一个过程，透过官民之间的合作，改善社区内经济、社会及文化上的状况，拉近这些社区与整个国家之间的距离，促使他们为国家的进步作出贡献。这个复杂的过程包含两个重要成分：促进居民的参与和自力更生的能力，去提高生活水平；以及提供技术和其他服务，去鼓励居民的主动意识、自助和互助。”香港政府社会福利署对“社区工作”的定义认为是：社区工作是为了“促进社会关系”，“培养自我依赖、社会责任及社会凝聚的精神”，鼓励社区居民“参与解决社区问题”，并“改善社区生活的素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英国学者托马斯对社区工作的目标又作了较为具体的划分。他认为：社区工作可以划分为“分配资源”和“发展市民”。所谓“分配资源”，就是指社区工作者就市民日常关切的问题，组织社区居民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而使社会资源能够得到合理而平均的分配。所谓“发展市民”，就是指社区工作者有责任促进公民权的发展。也就是说，社区工作者要下大力气培养社区居民的“政治责任感”，提高他们的“政治能力”和对政治重要性的认识。
可见，社区资源不是封闭性的，而是具有社会、文化等公共开放性性质。不能将社区资源共享简单地理解为就是将社区的资源和设施向居民开放，方便他们享用，就算达到要求并完成任务。社区资源共享的基本目标是：要整合社区资源，满足社区居民需求，并使全体居民在参与过程中凝聚社会（城市）精神，提高综合素质，使生活更美好。实现目标的主要途径是市民自治。
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邓伟志先生早在1999年就指出：居住在同一地域内的人类有着共同的生存需要，有着共同的生活服务设施，共同的文化，共同的风俗，共同的利益，共同关心的问题。这六个方面的“共同”，自然会频频发生互动，或直接互动，或间接互动。互动的结果便形成了地域性的“社会共同体”——社区。社区建设得好，便会把这六个“共同”进一步升华为三个共同体：道德共同体、信念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另外，他又提出：社区建设与民主建设相得益彰。政治体制改革应从城乡社区抓起，从壮大中介组织，提高居民的自治意识，增强社团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自我发展的能力抓起。社团建设要面对现实。中国的社区管理应“从政府管理为主——到半行政半自治——再逐步走向自治”。从本质上、发展上看，走向自治是方向。一时做不到的也要朝这个方向走去，把社区自治看作是现代化的一个标志。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发轫于1990年代初。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推广以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为标志。该意见提出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强化社区功能，巩固党在城市工作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加强城市基层政权和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扩大基层民主，密切党群关系，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我国社区建设与发展是“转型期社会”的需求与重点。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在逐步被市场经济取代，大锅饭、福利分房已经或行将消失，户籍制度受到的质疑，传统的“行政人”正向“社会人”迅速转变。转型期社会人孤独、受挫的心理逐渐为社区提供了替代性的人本动力。社会转型的实质乃是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政府与各种社会组织关系的调整，“官民”关系重构的内在要求是社区建设与发展的主要动因。
上海在浦东开发、开放的浪潮中，社区建设与发展走在全国的前列。上海的社区资源共享是文明小区建设（同创共建）的延续并与社区党建工作紧密结合。从1995年开始，上海市委就在推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城市管理新体制试点的同时，前瞻性地提出要把社区建设、社区管理和社区党建放到一个新的战略高度来抓，并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开了社区党建工作。目前，将街道党工委改建为社区（街道）党工委——一项加强社区建设和社区党建的试点工作，正在本市浦东新区和长宁、徐汇、黄浦、静安等中心城区的部分街道推广试点。社区党建试点先行，将尝试打破城市基层管理中传统的条块分割，实现“社区建设实体化，社区管理网格化，社区党建全覆盖”，打造“综合协调、管理有序、服务优质、文明祥和”的现代化社区。
随着社区建设和社区党建试点工作的推开，本市将按照“区域规划最佳、设施配置最优、服务效率最高、资源效率最大”的要求，从特大型城市的实际特点出发，积极探索实施网格化管理，整合各种资源，把为民服务工作渗透到社区各个领域，不断夯实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目前，一些试点区正在以社区街道为网格单位，全盘整合社区内党建、行政、设施等各类资源，着手建立管理重心下移、一口对外服务群众、民间自治与政府管理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努力把执政为民理念和宗旨落实到社区各领域。
有的社区已经在在市场化、信息化等方面作出有益的初步探索。如：虹口区曲阳路街道内的新沪高级中学、曲阳二中、曲阳第四小学等14所中、小学和职业学校，门口都挂上了市民健身点和学校设施免费开放点的牌子。这些学校的操场每天清晨的6时至7时15分将向附近的居民开放，双休日及寒暑假将全天候对外开放。与此同时，学校的电脑房和图书室也将逐步免费对市民开放，曲阳路街道的创新之举还在于：将成立社区资源管理公司，统一对社区资源实行综合管理，包括对设施的管理和维修，人身意外保险等。
在社会转型时期，上海的社区建设与社区资源共享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还存在这样一些问题：
１、社区资源共享的目标模式以及综合载体还不够明确，影响社区资源共享的统一规划部署。这方面牵涉到：今后上海社区建设与发展是以街道为主还是以居委会为主；二是上海街道管理体制的改革的方向不明，；三是目前街道财政靠自主招商引资、经济创收与社区社会综合协调发展的矛盾如何解决：四是社区建设与发展的名目繁多，缺乏统一的组织予以统筹协调。
２、社区发展不均衡，城乡结合部的城镇社区与市区的社区资源拥有与分布差距较大。如浦东的北蔡镇25万人口中，三分之二来自于市区导人人口，生活水平较差，而在方圆25平方公里的镇域内，至今缺少能基本适应需求的医院、学校、电影院和文化娱乐中心等基本设施。
３、居委会基层组织负担太重，有的居委会干部只有5-6个，而要承担来自于政府有关部门的近20个创建项目，并分别要建立台帐参与评比，一个居委会可以挂上各种名目的招牌不下20块。
４、社区资源分散、投资效能不高。如文化、信息、教育、民政等部门各自在社区建立投资建设渠道，缺乏统一规划、协调，容易造成资源重复建设。有的社区社会事业中心里，同一个窗口的资源还难以做到共享，如劳动与民政信息资源等。社区资源共享的统一平台没有建立起来。
５、政府主导作用过强，而作为另一推动力量——民间社团组织却十分微弱。这样，还是不利于社区管理向市民自治的最终目标前进。从社区作为人们生活共同体的横切面看，它又更需要有适应现代社区生活要求的、具有专业化、社会化的中介组织，来具体实施组织和推动各项服务功能的开拓。因此，如何在政事分离、政社分离的基础上，妥善地寻找到社会中介组织的运作与街道、居委会组织管理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形成一种崭新的联动机制，看来这是社区建设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重要问题。
邓伟志先生最近指出：“要运用社会组织实现和谐社会。有着相同目标的人群，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将其行为彼此协调与联合起来就形成了社会团体，被称为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有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之分。作为非正式组织的“第三部门”，即非政府非营利性质的社团组织的出现，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重要变化。
有人把它的产生归结为制度部分失灵的产物，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就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体制断档”而言更是如此。实际上，“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三者之间都有存在的必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互补关系。由此，我们最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这三者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因为只有达到了三者之间的和谐，才能使资源达到最优化配置。毫无疑问，这仍然需要制度的完善和调节。我国的社会组织纵向比有所增长，横向比还嫌太少。我们每千人拥有的社团数只相当于有些国家的几分之一，甚至是几十分之一。社会组织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环境，更是全社会和谐的基本单元。当然，和谐与否，在于运用之妙。我们要克服“社团恐惧症”，学会运用社会组织来实现社会的和谐。”
对于未来上海社区的发展，我预测并提出建议：
１、上海未来社区发展将逐步打破街道行政体制的单一模式，而向多元方向进行转变。我国民政部在积极推进社区建设中，出现“三大模式”。一是“沈阳模式”：即居委会翻牌，提出“以人为本，社区自治”的理念，但社区委员会和街道的关系、和居民的关系没有根本性变化；二是“江汉模式”：把行政事务从居委会剥离，提出“基层民主、社区自治”的目标。三是“青岛模式”：５万人口以下的区域不设街道办事处，建立行政事务受理中心、社区服务中心和社区党委。
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强化，以及上海人居模式的创新发展，上海的社区发展模式将来会出现“多元现象并存”的发展趋势。一是仍以目前的街道行政体制为基本格局，但街道行政管理职能逐步弱化，代之以“两个中心、一个平台”（社区事务受理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社区资源信息网络平台）的社会化管理形态。二是以新建大型居住区为基本格局，由住宅开发商接受政府委托，联合社会力量，共同进行专业化管理（包括物业管理）的社区服务中心。这种大型居住区一般人口在５万到10万，住房建筑面积一般在150万到300万平方米左右。居住区内各种社会资源一应俱全。三是位于郊区中心村以及中心城镇的新型居住集中点的郊区社区，在村镇自治的前提下先行开展社区自治管理。四是以共同志向为纽带组成的临时性或相对长久性的“边缘社区”以及“虚拟社区”的开始出现，在社会上也产生一定影响，这种社区不受任何行政组织领导。五是民间社团开始在社区建设与管理中崭露头角，并不断扩大接受政府委托的事务管理范围。建议在上海新建的大型居住区中（或郊区试点城镇的建设中），开展一到二个完全由社会民间力量服务管理的社区模式。在社区地域范围的划分上，建议逐步整体向城市规划中的242个规划单元编制靠拢。或者城市规划单元局部向已经相当成熟的社区现状修正。上海一个街道基本上有2.4～2.5个规划单元。
２、上海的行政区划与街道体制要逐步理顺，适应并引导社区建设进入良性发展轨道。随着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心由600平方公里向6000多平方公里转移，上海行政区化改革势在必行。城市化的步伐加快以及社区建设与发展都相应对行政区化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最近，浦东“区镇连动”行动计划，开始从功能上进行大胆创新。外环线内，尤其是内环线中的街道社区要及早进行改革的准备。在行政体制理顺的同时，要认真修订现有的街道管理条例。对街道的财政体制现状也要进行深入调研，提出改革方案，从体制上、制度上保证社区资源共享得以切实、充分地体现。在现有街道行政体制还没理顺的情况下，建议成立“上海社区工作委员会”。由市委主要领导亲自挂帅，上海有关方面联合组成联席会议，统一部署和指导上海的社区资源共享工作。
３、要尽早研究和制订“上海社区资源共享的发展规划”及相关条例。上海在即将完成“十五”经济规划建设、积极谋划“十一五”经济规划时，要充分考虑到“社区发展规划”。在规划中要明确重点与推进进度以及评判标准。要抓住推进社区资源共享的“牛鼻子”——社区党建，以党建来统帅社区资源共享；要紧密联系社区资源的主要方面——企业与学校；要重视社区资源共享的难点——新建小区和郊区城镇等。要制订社区资源共享条例，对社区资源共享实施“刚性指导”。国内有些省市已经制定《社区资源共享实施意见》，明确规定各级党政机关、群团组织、企业事业单位、中介组织及省部属单位都有义务和责任参与社区资源共享 。在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社区单位应将内部设施如运动场 、会(礼)堂、食堂、停车场等提供给社区居民享用，实现资源共享。其中包括符合有关管理条例的医疗保健机构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等。上海要抓紧出台相关规定。
４．大力构筑社区资源共享的信息网络平台，是社区实行网格化管理的重要抓手，也是社区资源共享的有力载体。在实现社区资源共享的基本途径方面，要整合现有的“上海社区服务网”；要全面开放社区相关设施与提高相应管理服务，全市各街道都要建立相应网站，居委会要普遍上网实行信息沟通和办事网络化。要积极研究社区资源和设施的专业管理与系统管理相结合的新型模式；有效整合社区管理资源，广泛建立社区工作者队伍；要结合街道管理体制改革，使街道管理向“社区建设”倾斜；按照“政社分开”原则，改革传统的居民委员会模式，使社区的物业管理、社会管理等实行社区自治；健全和完善社区建设体系，创新社区管理体制模式。在具体操作上，要注重协调解决社区资源共享的一些共性难题：如投入主体的多源性和资源利用客体的单一性，行政管理的多元化和组织实施的一元化，系统目标的多样性和社区文化的复合性，等等。
５．积极培育壮大民间社团，充分发挥他们在社区建设与发展中应有的重要作用。当前推进社区资源共享的主要措施，就是要在实践中培育和发展一大批相适应的组织机构。其中民间社团组织的作用不能忽视。民间社团组织参与社区服务与管理，能有效克服原由政府管理成本增大、效率不高和服务机制难以适应的弊端；能带动社区各类服务业的全面发展，为提供充分就业，保持社会稳定，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1）政府对民间社团组织从财税政策上要给予极大的支持，并规定民间社团组织从事社区服务所得到的盈利或利润，不得用于个人利益，必须用于社区发展的再投入。美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在从事社区服务过程中，每年提供10%-80%不等的财政资金，但大部分非政府组织都可获得60%-70%的财政投入。另外要给予非政府组织特定的免税政策，既服务所获得的各项收入不需上税。培育社区民间社团组织最重要的是推动现有的社区从“行政社区”向“公民社区”转变。改变传统的社区建设资源多头投向、效益分散并且低下的“垂直纵向”的陈旧格局，建立“扁平横向”的新型社区建设投资分配模式；（3）建议组建“上海社区发展促进会”，主要由上海热心社区工作、具有一定专业管理知识的企业（企业家）、社会学、经济学专家，以及部分市民代表等社会民间力量组成，是属于非政府组织的、专业从事指导和推动上海社区建设和发展的非赢利性社团。（４）大胆尝试通过民间社团组织来推动社区管理的民主建设，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对于社区的各项投资建设需要通过民间社团组织各方面专家咨询、论证，并优化配置资源。只有社区的民主氛围真正形成，才能使社区资源共享得以切实实现。
大力培育社区服务的民间社团，最重要的是可以推动现有的社区从“行政社区”向“公民社区”转变。可以改变传统的社区建设资源多头投向、效益分散并且低下的“垂直纵向”的陈旧格局，建立“扁平横向”的新型社区建设投资分配模式。还有利于充分调动广大居民参与社区建设与社区发展的积极性。
６、建立先进、科学的社区效能评估体系。所谓“社区效能”是西方提出的一种社区评估理论。根据人类生态学原理，设定一系列测定指标，用以评估在一定“区位”内的人群“自我”满足生理需求、安全感和精神文化欲求等生活环境的能力，这种能力称为“社区效能”。在这些评估指标中，既包括人类为满足物质生活所形成的“职业体制”，也包括人与人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怎样的文化习俗，具有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是否有“共同的政治行动手段”；更重要的是，人们的内聚力如何，在多大程度上对这个“我们”群体抱有认同感，等等。上海一些社区，如卢湾区经过多年的试验，初步摸索出了一套社区建设指标。该指标体系共分十大类，即一级指标：1.社区环境；2.社区服务；3.社区秩序；4.社区教育；5.社区组织；6.社区风尚；7.社区文化；8.生活质量；9.社区共建；10.社区人口。在每一大类，即一级指标下又分若干二级指标，共有二级指标42项。在每个二级指标下又分出若干三级指标，共有176项三级指标。指标体系为每个三级指标都分别确定了分值、标准、实测方法和指标类型。上海还有些区，如普陀区也制定了一个社区指标体系的框架。上海要在总结这些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及早建立统一、规范的社区建设与发展的效能评估科学体系。
对于网络社区在社会进程中的作用以及存在的必要性，我最后想借用有关专家的间接论述试图说明。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说：政治也是一个日渐利用的电脑中介沟通（CMC）的领域。一方面，电子邮件被拿来大量传播缩定目标的政治宣传，并附带有互动的可能性。所有国家的选举活动都从设立自己的网站着手。------另一方面，通过电子市民参与的实验，可以加速地域性的民主。------90年代西雅图和美国其他城市的社区活动建立了以社区为基础的线上网络，着眼于提供信息、激发市民辩论，以及重新确认对环境议题和地方政治的民主控制。
他在该书的最后—结论部分阐明：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虽然社会组织的网络形式已经存在于其他时空中，新信息技术范式却为其渗透扩张遍及整个社会结构提供了物质基础。此外，我认为这个网络化逻辑会导致较高层级的社会决定作用甚至经由网络表现出来的特殊社会利益：流动的权力优先于权力的流动。在网络中现身或缺席，以及每个网络相对于其他网络的动态关系，都是我们社会中支配与变迁的关键根源；因此，我们可以称这个社会为网络社会（the network society）,其特征在于社会形态胜于社会行动的优越性。
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我们将进入一个什么时代》中演讲：遵循自然的自我构建模式。达尔文已经向我们表明：自然界在生存方面的自我构建是非常杰出的。表明自我构建的事实是上互联网的人数在呈爆炸性地发展。他们能在网上找到相同兴趣和目标的人。互联网是自我构建的，它将改变我们的社会。它现在也仅仅实现了全部潜力的5%。
网络社区任重而道远！
2005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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