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是如火如荼的能源转型行动与碳中和的规划设想，一面是应对化石能源短缺而无所不用的煤炭、天然气保供措施。这就是当前全球能源行业的写照，或者说是全经济全领域的真实写照。
可以肯定的是，长期相对稳定的全球能源供需体系、市场体系已经被打破，目前处于一种“失衡”状态。那么何时再回到“平衡”状态？若要回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再平衡”状态，要么是化石能源真正退出历史舞台，全球重新构建基于新能源的产业与市场体系，并实现供需平衡；要么是化石能源依然占据主体地位，并回到曾经的相对稳定的供需格局上来。而上述两种结果无论哪种实现，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之间的博弈会持续数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能源转型与碳中和任重道远，道阻且长。目前来看，实现碳中和仍面临“四大挑战”。
技术和资源挑战
要实现碳中和，未来30年必须实现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并加快推动低碳经济替代化石经济。在这一重大变革进程中，清洁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速度具有决定性意义，在一些领域需要实现突破性的技术解决方案，是否有充足、可靠的自然资源去应用相关技术也至关重要。国际能源署评估认为，到2070年有35%的减排量所依靠的技术目前仍处于原型或示范阶段，有40%的技术尚未被开发出来，商业汽车运输、海洋和航空运输、冶金、水泥生产和其他能源密集型产业所需要的突破性减排技术均不成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二氧化碳吸收技术。要实现净零排放，仅减少排放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增加二氧化碳吸收量，也就是增加碳汇。
二氧化碳捕获、封存和利用技术（CCUS）可以在确保发电等高耗能产业不中断的情况下，减少向大气中实际排放的二氧化碳，是重要的减排过渡技术。过去十年，CCUS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部署，年捕获量已经达到约4000万吨，但要实现联合国设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到2070年需要实现56亿吨的年捕获量，需在现有水平上扩大超过100倍，这需要大幅提升技术水平，并进行大规模部署，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新能源技术的转化、存储、传输、使用等,都是由多种特定材料的独特化学和物理特性所促成的，清洁能源技术通常比化石燃料技术需要更多的矿物材料，电动汽车使用的矿物质是传统汽车的5倍，陆上风力发电厂需要的矿物质是同等容量燃气发电厂的8倍，提高化石燃料能效也需要更多的矿物。巨大需求推动矿物价格不断攀升，2016—2018年初全球钴价上涨了5倍。这可能引发对全球关键矿物资源的争夺。
资金、资本和市场挑战
推进减排需要在能源和基础设施等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估算，要实现《巴黎协定》关于全球升温低于2℃目标，用于可再生能源的年均投资必须从现在的3000亿美元增加到8000亿美元；欧盟《绿色协议》计划在未来10年筹集1万亿欧元用于绿色投资，美国正在规划的2万亿美元刺激法案计划向能源转型项目投资3000亿~6000亿美元，英国政府认为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每年需支出500亿英镑。这些投资需求普遍面临巨大缺口，资金不足已经成为许多国家能源转型战略的主要障碍。
根据《巴黎协定》，发达国家要在气候领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但目前来看这些援助或更加难以到位。发电、钢铁、水泥、化工等高排放行业也是重资本行业，固定资产投入大、寿命长，钢铁和水泥厂的典型使用寿命约为40年，而初级化工设施的使用寿命约为30年，要完全淘汰这些固定资本将产生巨大的沉没成本。特别是目前还有大量新建排放密集型重工业设施，预期寿命可能超过2050年。钢铁、水泥和化学品生产的大部分基础设施建成的时间也相对较晚。
政治和社会挑战
在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加快实现全面脱碳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几乎涉及每个部门和行业，是一项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工程，势必面临巨大的政治和社会挑战。政府在碳中和过程中将扮演主要角色，一方面是要更加精细地制定各项规划，另一方面则要及时回应转型中的争议问题，防止引发社会矛盾，这需要政府投入较多的政治资源。并非所有的政府都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来完成这一任务，在许多政府看来，宣布碳中和目标仅仅是为回应国内社会和国际关切而采取的“公关行动”，真正的落实工作远远不到位。尽管已经有不少国家立法要求实现碳中和，但做出详细规划的国家并不多。
以气候政策积极的欧盟为例，其愿景规划与现实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新版欧盟“可持续投资”标准文件显示，欧盟已彻底将天然气移出“可持续投资”的范围，但遭到了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多个东欧成员国的反对，欧盟也不得不一再推迟该标准的出台时间。要达成《巴黎协定》的减排目标，欧盟国家应在2030年前彻底淘汰煤炭，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欧盟将有多国无法完成这一目标。
国际合作挑战
尽管碳中和目标由各国自主制定，实现碳中和却必须开展广泛国际合作。回顾历史，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历程充满了各种纵横博弈，而碳中和目标带给各国的压力明显大于此前的减排计划，各种国际竞争的压力恐怕也将水涨船高。气候变化的话语权之争将事关国家发展前景。气候问题的提出和发展，基本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切中发达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现实，但与发展中国家不符。碳中和涉及经济社会方方面面，深入一国经济社会最底层，一刀切的标准将严重阻碍部分国家的发展前景，导致气候权凌驾于发展权之上的局面。
目前，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并不断向经济、贸易、外交等领域扩散，逐渐成为一种国际政治博弈的新工具，这令人担忧，应该加快给这一趋势踩刹车。欧盟计划于2023年正式实施“碳边境调节措施”，声称要对那些没有按要求减排的国家征收碳关税，目前已经通过相关法律决议。美国此前也曾多次尝试征收碳关税，在欧盟的示范效应下，其很可能重拾这一设想。美国和欧盟打着应对气候变化的旗号实施碳关税，可能将造就一种新型的贸易壁垒，对国际贸易公平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
实现气候中立目标需要国际社会加快采取政治行动，这些政治行动同样也应该是中立的。否则，失去政治中立的气候中立很可能会葬送全球气候行动的伟大目标，给整个人类家园带来不可消除的消极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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