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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报-三联生活周刊10.7
【点睛】
五经是中国保存至今的最古老文献，也是古代儒家的主要经典，士子案头必备典籍。详情请见今日[封面故事]。（封面图：故宫博物院“照见天地心——中国书房的意与象”展览还原了五经萃室的陈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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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手机报
2022年10月7日
星期五
农历九月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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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封面故事：
[案头典籍，由五经萃室开始观看]
>>五经萃室
>>武英殿修书处与殿版书籍
>>《昭明文选》与《唐女郎鱼玄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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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案头典籍，由五经萃室开始观看]
◎陈璐
>>五经萃室
“中国古典的基本典籍包括儒释道三个类别，哲学观念上讲究三教合流，因此关于书的规制要求是儒释道的经卷都应该有，此外书房还应该陈设古琴、宋元瓷器以及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等。”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研究馆员张小李表示，故宫博物院这次书房展的典籍类，按照儒释道大类，分别选取了作为儒家核心经典的《仿宋相台五经》，以及道教的《道德宝章》和佛教的《宗镜录》。
《仿宋相台五经》，顾名思义是对《相台五经》的仿刻。而这套珍贵典籍，为乾隆书房五经萃室的收藏。
五经萃室是乾隆皇帝的一间小书房。尽管清宫藏书处甚多，但五经萃室却是一处特别的所在，这里因收藏《易》《书》《诗》《礼记》《春秋》五经而得名。通常，五经萃室并不对外开放，但故宫此次书房展览为观众提供了窥探这间御书房所藏的机会。乾隆帝曾得到《易》《书》《诗》《礼记》四部书，每部书卷末都附有写着“相台岳氏刻梓荆溪家塾”的牌记。相台即宋代的相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是岳飞的籍贯。因为这套书刻版精致、校勘精审，时人均以为这是岳飞之孙、南宋文学家岳珂所刻。乾隆内心十分高兴，把四部书藏于御花园的养性斋内。因为独缺《春秋》，他遂命大臣在宫中所藏宋版书中仔细查找。果不其然，所缺的《春秋》最终在“天禄琳琅”藏书里发现。这部《春秋》采用了晋人杜预注解的《春秋经传集解》，卷末也同样附有“相台岳氏刻梓荆溪家塾”的牌记，开本和字体也与其他四部书一致，岳氏所刻五经因此被集齐。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刘净贤也参与挑选了此次展出的古籍。她介绍说，根据藏书印显示，这套岳氏五经历史上曾经多个藏书家递藏，如元代李国寿、明代晋庄王朱钟铉、明末清初陈定，清代季振宜、徐乾学等人，最后为清内府所得。
此时，认为五经“幸合则不可使复分”的乾隆面临着一个问题，由于乾隆八年（1743）这部《春秋》已经进入了“天禄琳琅”藏书体系，如果想将五部书收藏在一起，无论是将后来这四部书加进去，还是单独把《春秋》拿出来，都会破坏“天禄琳琅已有的结构和稳定性”，怎么办？他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式，在收藏“天禄琳琅”的昭仁殿正殿后西庑，开辟了一间约五六平方米的小书房用来专门存放五经，也就是五经萃室。
“结果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刘净贤补充道。实际上，根据当代文献学家、史学家张政烺等人对《岳氏族谱》和元人郑元祐《侨吴集》等记载的考证，发现牌记里署名的这位“相台岳氏”并非南宋岳珂，而是元初义兴（今宜兴）岳氏，他同样也是岳飞后裔。《相台五经》也因此由宋本订正为元本。

图1：8月30日，“照见天地心——中国书房的意与象”展览展出的《仿宋相台五经》
不过，当时的乾隆仍然沉浸在所得是岳珂刊刻的宋版珍品的欣喜之中，他命令武英殿修书处根据这套《相台五经》进行仿刻，乾隆四十八年（1783）武英殿仿刻五经完竣，这便是展出的这套《仿宋相台五经》。整套经书共计96卷，每卷卷末均附考证，匡外下方的长条状书耳内刻“内阁中书臣费振勋敬书”“进士臣王鹏敬书”等字样。
值得一提的是，《仿宋相台五经》的装订形式比较特殊，采用了包背装，书页背对背地正面折叠，使有文字的一面向外，版心向书口，书页两边的边栏均向书背，再用纸捻穿订后，用整幅洒金绸包裹书背。包背装是线装书出现前的一种古老的书籍装订形式，宋代一般采用蝴蝶装，元朝时开始出现包背装，等到明朝中后期以后，由于包背装用纸捻穿订，不牢固、容易散，人们又采用了新的线装形式。
嘉庆帝继位后也非常喜爱此书，经常到五经萃室翻阅这套《相台五经》，曾在《五经萃室观书诗》里写道“髻年习五经，玩味养心志”。然而不幸的是，嘉庆二年（1797），乾清宫突发大火，火势迅速蔓延到了位于其左右两侧的昭仁殿和弘德殿，五经萃室也未能幸免，包括“天禄琳琅”在内的大部分藏书也因此被焚毁。一年后，昭仁殿和五经萃室得以原样复建，如今室内陈设的乾隆御题匾额及围屏都是重建后的复制品，但原版的《相台五经》已不复存在，而代之以《仿宋相台五经》陈设于五经萃室。
>>武英殿修书处与殿版书籍
清代官刻书几乎全部集中在内府，而康、雍、乾三朝是内府刻书极盛的黄金时代。康熙帝亲政以来不遗余力地推动着图书事业的发展。康熙十九年（1680）武英殿修书处成立，宣告了前明司礼监刊刻历史的结束，因此武英殿所刻的书一般被称为殿版。
康熙帝崇儒重道，康熙内府时期曾重新翻刻了南宋紫清真人葛长庚重新对《道德经》注释的《道德宝章》。这套《道德宝章》是以元朝著名书法家赵孟頫手书的写本作为底本进行刊刻，精美异常。雍正帝爱好佛学，自称圆明居士，经常自己抄写、刊刻佛教经典，还亲自整理、抄写了《宗镜大纲》，他曾命人重新翻刻了禅宗经典《宗镜录》。而五经作为儒家的经典著作，被历代统治者尊为圣典，乾隆知道五经的重要，“愿经乘圣载，垂教万世”。
那么，这些殿版书籍都去了哪儿？根据张小李介绍，采用最好的纸张印刷并进行了最好的装潢的书提供给了皇帝使用，而印刷和装潢稍次的部分书籍可能是分发到了各个行宫，或者赏赐给了大臣，还有部分会送往各个省。比如作为行政依据的《大清会典》，会提供每个省份一两部作为标准本，甚至有些书要求各省里自行翻刻。此外，武英殿还有与库存书籍相对独立的售卖系统，叫作“通行书籍处”，这些售卖的书籍部分是专门印刷售卖，部分是从库存系统里淘汰出来的。虽然每本书版最多只有数百部，但不少卖了几年还有，而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佩文韵府》《韵府拾遗》《佩文诗韵》等文字音韵学方面的工具类书籍。
有趣的是，这些用于销售的殿版书通常有两个售卖渠道：一个是经由崇文门监督官方机构向宫外的普通书商发售，另一个是武英殿库房内部自己向王爷、大臣等人员售卖。但张小李通过档案记载发现，一位名为赵俊英的普通民人，也通过后者购买了很多书，“这些书肯定不是他自己用，有可能是帮别人买或者批发，但他不会是书商，书商的销售量应该更大，所以如果是一个纯粹的民人，他怎么进来的？为什么要记他的账？这些都还不清楚”。
>>《昭明文选》与《唐女郎鱼玄机诗》
不过，在几十年遍寻古籍的中国嘉德古籍善本专家拓晓堂看来，武英殿刊刻的书籍，往往是历史上已经过沉淀的典籍，并不完全能反映当时文人最新的潮流、风尚。
“拥有官家刻书，通常只能被认为有身份有地位，但不会被认为有学问。”拓晓堂称，“第一，明代时官府刻书又被称作内府刻书，通常是太监们刻的书普及类书籍，为文人所不齿；第二，官家刻书代表着官家的身份，内容上追求正统，显得四平八稳，并不反映当时潮流的观点、学术水平。”实际上，民间的文人往往情趣各异，其书房典籍的配置，首先一定与自己的术业专攻有关，其次应该体现其对于琴棋书画等不同志趣的涉猎，更甚者还会反映出对当下新潮思想与风尚的兴趣。
《文选》作为中国现存编选最早的诗文总集，选录了先秦至南朝梁代八九百年间，总计700余篇各式体裁的文学作品，一直以来都是文人案头的必备书目。《文选》为南朝梁太子萧统主编，因他死后谥“昭明”，所以这部文选也称作《昭明文选》。在萧统看来，经史诸子都以立意纪事为本，不属词章之作，只有符合“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文章才能入选。
因此，《昭明文选》对先秦以来文史哲不分的情况进行了梳理和区分，是划分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第一部选集。明代书画家董其昌便曾评价，宋版书自来最为人珍视者有三，《两汉书》《文选》《杜诗》，是“鼎足海内者也”。

如今收藏在国家图书馆的宋代赣州六臣注刊本《文选》，是众多《文选》版本中最有代表性的注本。这个版本的注者是唐代李善、吕延济、刘良、张铣、李周翰、吕向，流传至今的六臣注刊本《文选》有宋赣州本、建州本、元茶陵本等，而刊刻于绍兴、淳熙间（1162～1181）的赣州本，被认为是此类刊本中现存最早的祖本。根据《天禄琳琅书目》，赣州本《文选》最早由南宋宝庆年间的赵孟坚收藏，此后经藏书家递藏，最终归于天禄琳琅前编。
拓晓堂指出，明代以前建州通常是指福建，建刻本因为营销速度快，导致纸张质量差，雕版错误率高，如果将宋本分为甲乙两个等级的话，杭州刻本和蜀刻本属于甲宋本，而建刻本属于乙宋本，“北宋以后元明清历朝历代都在翻刻《文选》，其背后是广泛存在于读书人中的一种社会需求”。现在一般所说的宋本往往指的是南宋本，因为北宋本已经非常罕见，会被直接称作“北宋刻本”，而唐刻本更是凤毛麟角，也就在敦煌中发现过几部佛经。
与此同时，古籍善本与文人趣味也时常呈现出一种互相成就的交织关系，例如著名的宋本《唐女郎鱼玄机诗》，由清朝著名藏书家黄丕烈购藏之后，从默默无闻到名声大振，曾被多次仿刻影印，百年间印行了十余次。
黄丕烈生于乾隆中期，一生嗜书如名，尤好珍本、古本，他曾耗费巨资收藏了百部宋版书，因此将书房命名为“百宋一廛”，其中这部南宋书棚本《唐女郎鱼玄机诗》是他最为珍爱的，一直相伴左右。这本书的卷末牌记上写着“宋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记”。陈宅书籍铺是陈氏父子陈起、陈续芸经营半个世纪的书铺，以刊刻唐代诗文集为主，他们通常聘请技艺高超的刻工雕版，历来为藏书家和鉴赏家称道，是南宋坊刻的翘楚之作。而这本《鱼集》刀法纯熟、刻印精美，是陈宅书籍铺刻本中的上品，又是鱼玄机诗集唯一的宋刻本，珍贵异常。
鱼玄机是位有着传奇经历的唐代女诗人，曾留下“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这样的传世名句。她短短25年的生涯里，传世诗歌50首，此集便收录有49首，与温庭筠等名士多有唱和。《全唐诗》小传便曾记述了她的生平：“有才思，与文学家温庭筠交好。补阙李亿纳为妻，爱衰，遂从冠帔于咸宜观。后以笞杀女僮绿翘事，为京兆尹温璋所戮。今编诗一卷。”鱼玄机奇异的经历和诗才吸引着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因此众人围绕此书吟诗填词，也是出于对这位女诗人的欣赏、同情和怜惜。
尽管黄丕烈生前很骄傲此书曾经过明代藏书名家项远汴、朱成爵之手，但其实他才是这本书最重要的藏家。百年间，围绕此书所题的诗词数量极多。最初的12页正文外，还有题跋共计13页，其中黄丕烈时期的题跋占了11页半。这些题跋中诗词共计30余首，而作于黄丕烈时期的达到了27首。这些附着于正文的题跋，已经超过了原本诗集的内容，可谓一段难得的鉴藏佳话。
黄丕烈的诸多藏书，生前便已开始散去，唯独这本《鱼集》直到生命最后时刻仍未释手。然而等他去世，他的子孙很快将这本书售予他人手。此书在黄丕烈身后，由徐渭仁、黄荷汀、周海珊等名家递藏。1916年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花费800银元从湘中购得，袁克文也曾邀请与过从甚密的傅增湘、周叔弢、张伯驹等人共同赏阅此书。然而当袁世凯称帝失败后，迁居上海的袁克文生计艰难，因急需现款，他在1937年将此书以1600元卖给了潘宗周。上个世纪50年代，潘宗周之子潘世滋将此书随宝礼堂其他藏书一起，捐给了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
何种典籍是文人案头必备？拓晓堂说，从中国长达5000年的文化传承来看，革命性的变化不多，往往是赋予一样东西新的精神性令其继续延续发展下去，虽然看似一样，但精神结构已经发生了缓慢的变化，书房中的典籍也是如此，“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时代的特点，也反映在每一位文人的案头之中”。
清中期嘉庆、道光年间，西学渐进，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瀛寰志略》成为引领思潮的新风尚。咸丰、同治年间，由于洋务运动对思想进一步的革新，薛福成的《庸庵文编》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又成为此时新的代表。等到晚清戊戌变法失败，章太炎的《訄书》又开始流行。北宋大家张载曾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拓晓堂认为从案头典籍配置的变化来看，这些蕴含着宋明理学精神内核的思想至今仍然是许多文人的信条。“从汉代废百家独尊儒术，到宋代发展程朱理学，再到明代以后阳明哲学逐渐纳入到儒学思想中，儒学实际一直随着时代变化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而这种变化，也一并被融入到了最能体现文人精神性的书房之中。■（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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