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胡椒面》如果放在《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会是什么名次？
这是前几天知乎上有人点我回答的问题。
二
《胡椒面》是1989年春晚上陈朱二人表演的作品。两人当时的演义事业如日中天，在春晚舞台上演出过那么多小品，这个作品在其中并不算显眼，但特点非常突出，因为它基本是一出哑剧。
当年春晚直播时看这个小品，小小年纪的我没有看懂，后来看重播才琢磨出来，原来那瓶胡椒面是朱时茂带来的。这个作品的“矛盾”点就在这里。
两个人此前已经演过《吃面条》、《羊肉串》、《警察与小偷》等大受欢迎的作品，这些作品多以语言取胜，最起码也是形体与语言并重。大概也是想寻求突破，俩人在1989年的春晚上奉献了《胡椒面》，除了开头和结尾，中间基本没什么对话，但观众仍然看得津津有味。
陈佩斯形体动作上夸张又精彩的表演，在这个小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多年之后再看，还是会被他脱光膀子向朱时茂示威那一段表演折服。
那么，这个小品表现了一些什么呢？讽刺了陈佩斯的素质低下？讽刺了朱时茂的吝啬抠门？还是讽刺了饭店服务见人下菜碟？
显然都不是。这是一个典型的没有意义的喜剧小品，它不教给你任何道理，不给你任何启迪，只是想单纯地逗你发笑，发出没有意义的笑来。
三
八十年代春晚上的很多相声、小品都是没有意义的，包括前面所说的《吃面条》。据说，当时导演黄一鹤下了很大决心才决定让这个小品亮相，有问题准备自己担。事实证明，现场观众发出了当晚最为开心的笑声。
再如王景愚的哑剧小品《吃鸡》，演的是一个人如何历经百般困难将一只鸡吃掉，完全没有任何讽刺或歌颂在里面。人们看到表演者笨拙而执着的样子，发出了最简单、最直接的笑。
再后来，盯着春晚的人越来越多，笑声逐渐就被赋予更多意义，相声和小品的创作也戴上更多枷锁，一个作品不能只是让大家笑，还要让人们悟出一些什么，学到一些什么。
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就是今年的春晚，每个喜剧演员都像是国家政策的宣传员，别人也就罢了，连郭冬临这样一贯怕媳妇儿的国民老公，也开始正襟危坐简单说教，真让人无法接受。只有乔杉、修睿那个快递员小品所戴的枷锁略少，但也一定要给女主角贴上爱心人士的标签，就好像不是爱心人士就禁止发快递似的，可见喜剧创作之谨小慎微。
如果说此前春晚的作品只是把意义作为创作主旨之一的话，今年的小品几乎就把意义当成了唯一目标。而老百姓看春晚，是来找意义的吗?
都能想象出来，创作者在背后绞尽脑汁往其中加意义好让其顺利通过的样子，这样的创作状态，能让观众痛快地笑出来才怪。电视屏幕上观众不想乐非要乐的难堪，也就自然出现了。我们不在现场的观众可以换台、低头包饺子或者关电视，你们能怎么着？我估计今年在春晚做观众的人，在现实中都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在现场——“你认错人了。”
四
相比之下，《欢乐喜剧人》上的小品要受欢迎得多。大部分创作者并不把意义放在第一位，相对宽松的氛围让他们放得够开。创作的出发点首先是让人发笑，如果最后能产生一些意义，那也是水到渠成的事，而非一味的主题先行。
《欢乐喜剧人》一直有一句口号叫，“搞笑，我们是认真的”。一方面它突出创作者的认真态度，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创作的目的是搞笑，而非别的。
郭德纲的相声尤其早期的相声为什么大受欢迎？他那时在剧场表演没有那么多顾虑，也不用承载什么意义，把人逗笑观众就欢迎，下次他还买票来听。当时的春晚相声已经大势已去，人们以为相声就是那么说的，没想到半路杀出个郭德纲，让人们感叹原来相声还可以这么说。
郭德纲说过，相声不搞笑就太搞笑了。他还说过大意如此的话，相声的功能首先是把观众逗笑，至于观众能从中悟出一些什么那是观众自己的事情，相声并不想也用不着教育任何人。
退一步说，主题先行的命题作文是不是就出不了好作品？也不尽然。同样是所谓反腐题材，去年春晚麻花团队的《投其所好》就比今年郭冬临几个人的小品精彩得多。侯宝林先生的相声《夜行记》也是命题作文，主要是为宣传交通安全而作，立意是临时的，但仍旧成就了经典。
五
那么，像《胡椒面》产生的那种无意义的笑到底有没有意义呢？有意义，而且有很大的意义。一个和谐社会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都说不定。
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愿意和你开玩笑，而且是丝毫没有冒犯意义的玩笑，你可以说他有些贫嘴，但你总不能说人家不怀好意吧？
题图为金老师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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