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尔冬升：电影最大的能耐不过是提出问题》
将工作重心调整至北京的第三个冬天，59岁的尔冬升想念香港家中的三条狗。他在望京的工作室也是个人的临时住所里接受了《凤凰周刊》的采访。微寒的夜里，他起身去酒柜上取一支酒，耳边咿咿呀呀地放着黄小琥深沉的女声——这是为数不多具有生活气息的片刻。
“在北京没有生活，见到的每个人都是和我谈电影。”这个冬天他依然忙碌，他担任监制的《清水里的刀子》，11月12日在夏威夷国际电影节斩获“亚洲电影促进奖”和“评委会最佳摄影特别奖”——这是该片获得第21届釜山电影节最高奖新浪潮奖之后，再次被国际电影节肯定。12月2日，他执导的新电影《三少爷的剑》在大陆公映。
《清水里的刀子》由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由新导演王学博执导，故事的主线是一个回族老妇人去世后，她的儿子和丈夫为是否要宰杀家中唯一的老牛为她做“四十”（亡人安葬后第四十天忌日）而产生了分歧。这头通人性的老牛看到了清水中的刀子，知道大限将至，于是三天不吃不喝，用一种内在的洁净平静地迎接死亡。
这是一个朴素又不失人文关怀的故事，发生在宁夏西海固。1972年，这里被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评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靠商业电影闻名的尔冬升，竟然以监制身份出现在这样一部小众、低成本、以反映贫困地区回民生活和信仰的纪实电影里，让很多人惊讶。
不过，如果细察尔冬升的电影之路，就不会对此太过意外。1977年，尔冬升因主演楚原执导的武侠电影《三少爷的剑》而成名，曾是邵氏公司的第一英俊小生。后来，转型成为集导演、编剧、监制、演员于一身的全面手。在今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上，他更是荣登评委会主席一职。
其实，商业成功的尔冬升并不缺乏人文关怀，在《癫佬正传》《旺角黑夜》《男人四十》《门徒》等影片中早已隐现。从业数十年，他始终关注现实社会的众生百态，在去年的《我是路人甲》中，更是以大明星为小龙套站台的方式，将视野投向了“横漂”这一特殊群体。
他调侃自己也是“漂在北京的人”，决定帮助那些“命运相似”的年轻导演在市场和创作中寻找出路，这也是他和《清水里的刀子》的缘起。
凤凰周刊：你很早就成名了，集演员、编剧、导演和主持人于一身。很难想象，从《癫佬正传》开始，不管是喜剧还是正剧，你的片子一直都在关注底层小人物。你曾受过谁的影响？或有过相似经历么？
尔冬升：与其说关注底层，不如说关注香港现实。我1957年出生，生长在香港九龙城，就像你们在北京的胡同里长大，那里还是很生活化的，同学来自香港各个阶层的家庭。我家里是做电影的，父母没让我受过什么苦。我念了5家中学，没参加高考，就直接进了邵氏公司。做演员的几年里，连超市的汽水都要助理买，和社会严重脱节，很浮躁，我想改变自己，所以就转型了。
别人看我的家庭很光鲜，但我从来不是上流社会的，也不想拍上流社会。我拍《枪王之王》，里面的人穿着西装天天开派对，但那不是我的生活，时尚芭莎那种聚会我从来没去过。倒是拍《我是路人甲》的时候，我看到了自己当年刚进入电影圈时的一些影子，比较触动。关心底层和社会问题是个人兴趣，因为香港就是这样一个市民社会，地方又小，绕不过去的。
凤凰周刊：你在《我是路人甲》《门徒》《癫佬正传》《异度空间》《旺角黑夜》这些片中对现实的思考比较深入，尤其是对特殊人群比如精神病人的刻画入木三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考？你会像许鞍华那样做社会调查搜集素材吗？
尔冬升：我没有那样搜集过，但很佩服能这么做的人。我搜集故事素材，会去找专业人士。这么多年下来，我认为电影最大的能耐也只是提出问题，我不会把编剧和导演的身份看得太重。确实，韩国性侵儿童的电影改变了法令，但那毕竟是少数。
其实，我做导演更像是为做编剧服务，我享受寻找人物故事的过程。过去我和秦天南合作较多，现在也愿意集体创作，因为一个人创作很孤独。我们这个行业不健康，剧作家容易得精神病，好的演员容易得抑郁症。我的《癫佬正传》和《异度空间》都提到精神病人，在电影行业这种风险更大。
做导演和编剧肯定要对社会敏感，要会找故事，要有常识。我认识其他行业对电影有兴趣的朋友，包括警察、医生、律师等，他们分享故事给我，但有些故事不能拍，不光是因为审查，而是因为不适用于电影。我希望电影能让人放松，不想做太沉重的东西，因为现实已经很沉重了。拍喜剧确实开心一点，比如《大魔术师》和《千杯不醉》；拍《门徒》就没有那么欢乐了，过程很沉重。
凤凰周刊：你的电影类型涉猎比较广，商业、艺术、纪实，你更愿意拍什么类型的电影？
尔冬升：我比较像艾伦·帕克（《贝隆夫人》《午夜快车》导演），什么戏都拍，但大方向是拍写实片。其实不论拍什么类型的电影，重点都是在表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几千年来，人类的科技和思想有很大的变化，但人性没有太大变化，这是电影永恒的主题。
现在导演都要区分商业片和艺术片，但在我这里，只有大众和小众的区别。小众电影的比例在提高，因为三、四线城市的银幕增加了，之前小众电影消费群体是大城市的知识分子，他们喜欢高端美剧，如《纸牌屋》，现在小镇青年越来越富裕，受教育程度和观赏能力也提升得很快。
欧洲的电影美学和艺术水平比我们高，我们有断层，而且不够包容。其实没必要抵制郭敬明，你不能期待十几岁的小孩看懂《太平轮》。可以学韩国和台湾地区引入分级制，这样电影的类型就多元了，电影院就该像个大型书局，什么戏都有。我作为一个监制或观众，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就是最幸福的。
凤凰周刊：对新片《三少爷的剑》有何市场预期？当下中国的电影工业，始终在“要艺术还是要商业”的争论里，你有过悲观情绪吗？
尔冬升：华人世界对武侠还是有情怀的，所以《三少爷的剑》会有它的市场。我对整个电影行业不悲观，但不知道为什么在华人世界很多行业都那么短视，恶性竞争至死。在香港电影史上，每个阶段都会有一批人很热情地把电影做起来，但也有一批人为了抢钱把它做坏，恶性循环到一定程度，就会失去市场，港片和台湾片就是这样没落的。现在，大陆这么庞大的电影工业确实有点难搞，商人很少有长远的目标。
凤凰周刊：作为今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席，你曾说希望金像奖不要被政治绑架。本届部分获奖影片反映了香港回归后的新移民问题，对于香港的现状和变化，你是怎么看的？
尔冬升：很多事情是“当局者迷”，我对政治问题是抽离出来看的。美国罗斯福总统曾说，“政治就在生活里，我们不用回避”。
每部戏里都会有现实的影子。香港回归20年来的很多变化，都是有历史背景的，一些社会问题的出现，其实首当其冲的原因是经济问题。香港贫富差距悬殊，680万人里面，处在贫困线以下的有100万人，“深水”很多。每一代的年轻人都一样，如果有上升通道，是不会想闹事的。
凤凰周刊：《我是路人甲》讲述了“横漂”一族的故事，与“北漂”和“港漂”做了一个比较。“港漂”也是当下现实的一种，你是如何理解的？
尔冬升：拍《我是路人甲》，我才知道“横漂”（漂在横店的人）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相比“北漂”和“港漂”来说，范围太小。“横漂”的年轻人，他们的薪酬待遇和命运也不尽相同。
“港漂”最大的一次浪潮出现是在二三十年前，每到春节，一两百万“港漂”回到内陆过年。当时港女姿态高，不愿意嫁给“港漂”，“港漂”男性要回内陆娶老婆，大浦岛、深水很多店面的老板娘都是内陆的。现在，很多内陆学生到香港读书或者工作，就像《志明与春娇》里演的，中环的年轻人都是一半讲英文，一半讲普通话。上一代“港漂”为了自由，现在也是。
现在我是“北漂”，我来北京3年了，但是感觉没有自己的生活。在这里见到的所有人都和我谈电影，不像在香港出生地，还有些电影之外的朋友。我打算学李敖，到了60岁，红白二事就不参加了，明年我打算辞退所有的公职，把时间留给自己。
记者/刘荣
编辑/徐伟 美编/黄静
新媒体编辑/丰泽 马茹均
本文节选自《尔冬升：电影最大的能耐不过是提出问题》，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34期，总第599期。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