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900年，东周天子周孝王封赢非子于秦邑（今甘肃省清水县东北）为附庸，秦国肇始，到公元前337年赢驷称秦惠文“王”，成为秦国历史上第一任“王”，秦国在东进的征程中，已经从昔日的“附庸”变成了与周天子一样平起平座的“王”，秦人也从清醒逐渐变得张狂、轻狂、疯狂，车裂商鞅而不弃商君之法，就是典型的病症。
秦人有伟大的“秦人梦”，也有世代相继励精图治的国君，这是秦人的幸运；但是，秦人在追求理想的道路奔跑得太快，忘记了“民为国本”的初心，这又是秦人的不幸。秦国人太想拥有天下了，所以在“治国理政”上就有点“跑偏”。秦人在秦献公之前的改革，大体上坚持了“富民”然后“强国”的道路，几合于道；而在秦孝公之后的改革，则过份强调“强国”，轻视了“富民”，偏离于道。
“商鞅变法”，过份强调了国家的强大，忽视了老百姓的利益。没有个人的存在感和幸福感，再强大的集体于我何干？当秦国人在强大的政治裹胁下奋力实现了统一天下的梦想后，猛然发现，除了秦始皇代表的贵族可以安享尊荣外，每个普通秦人和被并入秦国版图的六国百姓一样，依然苦难深重，生命唯艰，于是，新一轮的“亡秦革命”爆发了。
阳极一阴生。亡秦革命，显于秦二世时期，但始于秦孝公时代。“商鞅变法”，不仅决定了秦国的命运，也造就了他个人的宿命。那么，这位历史上最著名的改革家到底是什么样呢？让我们看看其人其事。商鞅，复姓公孙，名鞅，卫国人。曾被秦孝公封在商邑，所以后人称他为商鞅或商君。商鞅因变法而遭车袭，秦国却因商鞅变法而富强起来。商鞅的命运，其实就是秦帝国的命运。
公元前365年，商鞅入魏求仕，在魏相公叔痤的门下任家臣。商鞅在魏期间，对李悝（kuī，魏文侯的相，法家代表人物）的《法经》进行了深入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法治理论。公叔痤深知商鞅的才能，称他“年虽少，有奇才”，于是在临终前将他推荐给魏惠王，要求委以重任，并告诫魏惠王如果不用商鞅，则“必杀之，无令出境”，以免为他国所用。但魏惠王并未把商鞅当回事。商鞅在魏国不得志，正好秦孝公发布了《求贤令》，便来到秦国，受到秦孝公的重用。孝公排队一切阻力，任用商鞅开始变法。
商鞅变法先后共进行了两次，第一次在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第二次变法是在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这一时期，秦人的都城在长安东北的栎阳，即今天的陕西西安阎良区。
商鞅对秦国社会进行了全面革新，其中最“吊诡”的是实行残酷的“连坐制”，这样的历史倒退，也叫变法？！怪不得连稍有良知的秦国贵族坚持反地呢！秦孝公为了国家强大，已经不要天地良知了！家中一人有罪，父母妻子连坐。五家互保为“伍”，十家相连为“什”。一人有罪，“什”“伍”连坐。在“什”“伍”之内，大家互相监视，互相告发。如果发现“奸人”而不告发，判处腰斩重刑。告发者与斩敌人首级者一样重赏。隐藏“奸人”的，与投降敌人同罪。这是何等的恶法！
组建地方政府系统。把小的村落、乡邑聚集起来，设立县。秦国全国共设41个县，直属中央。每县设置县令。这是秦国实行郡县制的开端，创制了崭新的政治结构。废除“世卿世禄”制，设立二十级爵位。第一至第八级为民爵，一级称“公士”，二级称“上造”等，第九级以上为官爵，第九级叫“五大夫”，十九级称“关内侯”，二十级称“彻侯”等。法令规定不论职位高低，只要在战场上斩敌人脑袋一颗，就可授爵一级，同时还授予五十石（dàn）俸禄的小官。若立有战功，国家还赏赐给田地。如此一来，许多靠世袭、资历等途径成为贵族的人便失去了特权。有军功的贵族宗室，最高待遇就是封侯，封侯之后只是收取食邑内的租税，不管理民事。这种新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结构，给普通人提供了进身之阶，打硬了贵族阶层的垄断，扩大了群众基础，使政治体制稳定有序并充满活力。
有经济上，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凡是努力从事农业生产使粟帛增多的人，免去其本身的徭役，而经营商业导致贫穷者，则要变为奴隶。
其一，推崇农耕，打击商人和士人。商鞅认为商人是“游民”，助长奢侈。民间凡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全家一并逮捕，收为官府充作奴隶。凡是无业、懒惰而贫穷的，或收入官府充作奴隶，或押送边疆垦荒。各国“文学游说之士”，也归入“末流”“游民”一类，不许入秦。秦秋时期，儒家瞧不起秦国，不入秦；现在，秦国瞧不起儒家，不让入秦。
其二，“废井田，开阡陌”。即废除“井田制”，把原来“百步为亩”的“阡陌”和每一顷田的“封疆”统统破除，而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重新设置“阡陌”和“封疆”。这次田制改革正式确认了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促进了地主经济的发展。同时，商鞅也号召民众到荒地上开辟新的农田，允许土地私人买卖。秦国地广人稀，有大量闲置之田，商鞅便挖邻国的墙脚，对三晋之人给予优惠政策，吸引了不少劳动者。这有点象今天在漠河以北俄罗斯土地上耕作的中国人。
其三，统一度量衡。制作标准的斗、桶、丈、尺等等，以利于全国交易。秦国统一六国，拥有天下后，被今天的教科书大书特书的“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之创举，其根基在此已经奠定。
在社会风俗上，规定一个家庭中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儿子，必须分开居住，否则加倍征收赋税，培养“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风气。这一招稍加改动，可以拿来对付今天的啃老族吧！
商鞅变法后，秦国国势蒸蒸日上，在多次对外战争中均取得了胜利。商鞅因此被孝公封为大良造，相当于当时关东六国的丞相。孝公又把商、於一带15个邑封给商鞅作食邑，可谓是荣宠有加。但商鞅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
孝公二十四年，即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赢驷即位。赢驷的师傅公子虔曾经受到过商鞅的严厉惩罚，于是诬告商鞅谋反。商鞅仓皇出逃，这可不象是通透的一方大家所为。当他来到边境的关口上时，想在旅店留住一宿，旅店主人不知道他就是商鞅，向他索要证件。商鞅不便交出证件。旅店主人便毫不客气地说：“商君有令，让没有证件的人留宿，店主是要连带判罪的。”走出旅店大门，商鞅喟然长叹说：“唉，没想到我推选的法制的弊端是如此严重啊！”连坐恶法，报应不爽！
商鞅逃到魏国，算是回到了出发点。但魏国人却不接纳他，怨恨他曾经通过欺骗公子卬（áng）而打败魏军，又把他送回秦国。商鞅不认命，举商邑之力，与强大的秦国国家机器对抗，这可是靠他的改革真正强大起来的武装力量。结果可想而知，商鞅在封地商邑被秦军打败，遭车裂而死。
商鞅虽然死了，但他的改革新法却没有被废弃。“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变法使秦国“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
商鞅的命运，就是秦国命运，最辉煌之时，也就是其灭亡之日。任何政权、任何改革、任何人，无论如何自信满满，只要丢掉了人民这个根本，终将被时代的潮流所抛弃。商鞅如此，秦王朝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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