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作为唐代文学的中心，既为唐文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为唐代文学创很了良好的环境。流光溢彩的唐代文学，点亮了唐长安城；博大精神的唐代文学，成全了唐长安城，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文学，而不是政治，使长安誉满天下，熠熠生辉，永垂不朽。
在唐代文学中，诗歌的发展更是达到了高度成熟的黄金阶段。据统计，自西周到隋初1600年间，中国流传下来的诗歌总量不足8000首，而唐一朝不到300年的时间，流传至今的唐诗就有55000余首，是以前总数的近七倍。
唐朝政府以文学取士、以文教治国的国策，全面影响到唐朝人的社会生活。文人士子之间，聚也呤诗作赋，别也赠诗题辞；闷则借诗消愁，喜则放歌赋诗。士大夫酬和寄赠用诗，励志劝学也用诗；敬贺凭吊有诗，登临游览亦有诗，诗歌简直是无处不在。
唐朝时，人们以文会有、以诗传情蔚然成风。唐人张籍以能诗称名天下，他最喜欢奖掖后进，对那些有天赋的青年人，尤为推许赞扬。青年士子朱庆余为了求取功名而到处向人行卷，听说张籍在京城士人中的影响很大，就将自己的作品送来。
张籍看过之后，大加赞赏，二人由此成为诗友知音。张籍最欣赏朱庆余的《闺意》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接到这首诗后，张籍写诗酬答：“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沈吟。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
张籍酬答朱庆余的诗不胫而走，传遍整个都城，朱庆余因此名满长安。次年，他终于一举登第。对每位想凭诗文出名的唐人来说，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自己的诗歌文章要能够打动京城某位贤达人士。一如今天的“网红”，去韩国做个“锥子脸”。
唐人项斯是一位江南学子，为了准备科学应试，将自己的诗作送给素有爱才之名的杨敬之。见到项斯的诗清新优美，杨敬之就欣然题诗《赠项斯》，回赠道：“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杨敬之的酬答诗，让项斯声名鹊起，没多久，其才名就传到京城长安。来年，项斯也如愿以偿地荣登科第。朱余庆、项斯以诗找到了知己，成就了自己，不仅因为唐代有以文取士的国策，更与以诗会友的社会风气密不可分。
不仅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新人如此，甚至大诗人白居易未成名时的经历也莫不如此。他在应举之前，以所作几首诗来京城长安行卷，也就是求知己。他把自己精心抄写的诗卷呈现送于著作郎顾况时，顾况骑在马上接了文卷，这是一种在上位者傲慢。
顾况未看内容，却先看到了白居易的名字，他一边打量着面前的这个青年，一边还开他的玩笑，说：“长安米价正贵，依我看要居住也不容易。”边说边打开文卷，只见《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此诗之文采意境让顾况大为惊讶。他立即下马，非常欣赏地对白居中易说：“能写出这样的诗句，留居长安很容易。”因为一诗之见赏，顾况竭力为白居易在京城文学界延誉，宣传、推介，因此，白居易才得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最终成为诗文名家、大家。
唐朝之前，北方以少数民族统治为主，诗文不盛武力盛。而南方的“三国吴国、东晋、南朝宋、齐、梁、陈”统称“六朝”，则以汉人统治为主，文运始终昌盛，但其文风逐渐变得讲究骈（pián）俪用典，虽用词华丽，但内容空洞。唐初以来，虽然前朝那种“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的文风已有所改观，但浮绝靡丽之文体仍旧笼罩着文坛，久久未能散去。
即使一些在当时受到看重的作品，也只注重形式上的精雕细琢，刻意于声律对偶方面的雕虫小技，尤其是一味表忠颂圣的“骈四俪六”之文，对后世文学的发展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一些文学之士开始酝酿变革浮而多虚、文而不质的旧文风。
唐初文学革新人物之一陈子昂，针对“汉魏风骨莫传，风雅兴寄都绝”的现状，锐意革新，首倡平淡清雅之音，力排雕镂凡近之气，旧习为之一变。人们认为，陈子昂替六朝洗清了绮靡之气，为盛唐带来了一股新清新之风，成为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先声。
韩愈、柳宗元等人所提倡的“古文运动”，是用先秦两汉的散文体，扫除腐化的骈体文，是要恢复散文。故名虽为“复古”，实则是“通今”，目的是要使文章言之有物，实现其文以载道之宏大理想，所以，这场影响中国文学方向的运动是一次打着复古旗号的创新。
韩愈主张对古文“师其意而不师其辞”，“唯陈言之务去”，即继承精神实质，而不是模仿其外在形式，遂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与宗师，其突出贡献是扩大了文章的适用范围，被北宋大文豪苏轼称赞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从此后，文章不仅可以为政治服务，也可以宣传诸家思想，抒写真情实感，寓理于文，“以文为诗”，从而使文章从庙堂之上走向了社会生活，走进了民间百姓。特别是韩愈奖掖后进、诲人不倦的作风，更使他的学说广为流传。
在唐朝，后学中经过韩愈指授者，都称为“韩门弟子”。他教导弟子的格言：“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至今仍被后世之人奉为至理名言。与此同时，白居易、元稹（zhěn）等人，也掀起了诗歌的“新乐府运动”，由原来单纯抒情写景转而向以事入诗和以诗纪事方向发展。
唐代，很多优秀诗人“哀民生之多艰，恨盛世之难返”，大力创作新乐府。其中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等人积极投身到这场新乐府运动中，创作了许多美不胜收的乐府诗歌，这些诗词以追求新意为宗旨，“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叙事诗被大量创作出来。
“以文为诗”与“以诗为文”的倾向，为文学注入了无限生机。如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长恨歌》《琵琶行》《卖炭翁》等，元稹的《连昌宫词》《阴山道》《胡旋女》等，刘禹锡《竹枝词九道》《插田歌》等，都是唐都诗歌与古文运动的优秀成果，万世流传。唐代长安，真正的贡献是文学而不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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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于道，自觉于法，自在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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