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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万年】之二百九拾七:名相杜佑,名著《通典》,呈现给您独特的制度史

唐都长安,是史学家的摇蓝,不说成绩斐然的官修史书,也不说蔚然成风的野史笔记,只讲学者们的私家著述,就很值得大书特书。诸如刘知几《史通》的横空出世,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的体大思精,杜佑《通典》的独出心裁,这些经典之作,见证了唐代史学的辉煌。

南宋史学家胡三省说:“盖唐中世之后,家有私史。”唐朝的史学家辈出,除了官家的常规写史外,史学大家们在写史的门类方面有自己的创新,结果是,所写的历史种类更加多样,特别是中唐以后,官修史书的效能大减,私家撰史得到了新的发展机会,史学对当世的影响日益增加,对后世的影响更加深远。

唐代史学的繁荣也让一大批学贯古今、博通疏远的学者脱颖而出,杜佑就是在关中成长起来的极具代表性的一位饱学之士。他既不满足于令人仰慕不已的京兆地望,也不陶醉于四海望族的韦杜门第。终其一生,以富国安民为己任,时刻不忘进取和创新,最终完成了自己“立功”与“立言”的两大理想。

杜佑,字君卿,出身于唐朝京兆万年县(今天陕西西安),父亲杜希望因镇守边疆有功,得以封妻荫子,杜佑由此步入仕途。也就是说,出身名门望族的杜佑,并不是通过科举取得功名,而是靠官二代上位。这种出身,当官是有很好的基础,但做学问却有很多先天不足,但杜佑却通过自己的天性和努力,完成了绝大数“科班生”所无法完成的创造。

杜佑进入仕途靠父亲,但成就事业靠自己。一次,杜佑投靠润州(今江苏镇江)刺史韦元甫。韦元甫虽曾受知于杜佑的父亲,但初次见面,韦元甫并未对面前这位相貌英俊的故人子弟予以重视,只以宾主之礼相待。几天后,韦元甫碰到了一件非常棘手的案件,在他百思不解的时候,看到杜佑坐在旁边,韦元甫就试探性地征询杜佑对此案的看法。

殊料,别人看来疑云密布的案情,青年杜佑竟然能在倾刻间就理出头绪,可谓是片言释狱。看着眼前这位文质彬彬但语出惊人的年轻人,韦元甫才认识到“片言析狱”并非只有古人才能做到。杜佑出众的分析和观察能力,曲尽其要的语言才能,使在场众人大有茅塞顿开之感。杜佑因此得到了韦元甫的赏识和重用。

“片言析狱”之后,杜佑处繁理剧的行政能力得到了全面施展,先后担任地方和中央重要职务。在任职地方期间,杜佑从润州(今天江苏镇江)司法参军到抚州(今天江西抚州)刺史,再到岭南节度使、淮南节度使等,杜佑坚持为政惠民的原则,为官一任就造福一方,政声颇佳。

杜佑还几度回到唐朝中央任职,相当于今天的京官,从主客员外郎到工部郎中,又转度支郎中,直到出任尚书左丞、同平章事,算是唐朝的宰相级人物。在“职去有司”现象大量存在的情况下,他主持诸司皆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得到很高评价。

中年杜佑所处的时代,正值唐朝经历“安史之乱”最艰难时期,历唐玄宗李隆基、唐肃宗李亨、唐代宗李豫、唐德宗李适、唐顺宗李诵、唐宪宗李纯6位皇帝,连年讨伐叛乱导致国库空虚,横征暴敛激起民众怨声载道。他为了抚衰继绝,真可谓是知无不为,为无不力。于是,济国救民成了他最大的奋斗目标。

杜佑看到国政日衰,便不顾个人得失向皇帝上疏进谏,提出“救弊莫若省用,省用莫若省官”的观点。针对边将邀功生事的现状,他又奏请慎择良将以息事宁人,并得到采纳。在他担任淮南节度使时,开决废河大兴水利灌溉,改造利用海边弃地广事种植,使淮南节镇兵精粮足,有力地维护了唐中央的权威。

尽管杜佑行政能力很强,做官很有成绩,但他最受后人景仰的业绩,或者说,他能有如此历史地位的原因,既不是他曾经位至宰相,也不是他富过王侯,而是他潜心完成的一部史学史著——《通典》,正是这部不朽著作,成全了杜佑的一世英名。

杜佑天性聪明,精于吏职,但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却是读书,甚至已经达到了嗜学痴迷的程度。他虽位极将相,却终身手不释卷,常常是夜深读书,值明视事。宾客僚佐都佩服他的博闻强学,敬畏他的多智善辩,这对“官二代”出身的杜佑来说,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当时,刘知几的儿子刘秩写出《政典》一书,大为士君子称赏,而杜佑却觉得条目未尽,于是就决定另起章目,重新编撰既一部经世致用,又专记历代制度沿革的典籍。因为没看上刘秩的书,便产生了自己重新写一部的想法,这是杜佑著作《通典》的缘起。

此念一起,杜佑便用了近30年的时间,精心著述,终于完成了鸿篇巨制《通典》。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从而确立了杜佑在中国史学史上无可撼动的地位。别人都在做“大而全”的通史,而杜佑准确地选择了“小而精”的通典,可见其治学著述构思之精巧。

《通典》分为九门:食货、职官、选举、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共200卷,每门又分若干目。全书结构完整,自成体系,既注意各项制度的沿革,又记录相关历史事实,同时也渗透了他的历史观。比如,他提出“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的观点,而《通典》之所以把“食货”放在首章,正是这一历史观的体现。

 

《通典》开创了全新的史学体例,典章制度从此成为一史。此书问世,立即引起世人关注,史载:“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历代学者十分重视《通典》和其所开创的史学体例,对其赞誉也与时俱增。直到现在,《通典》仍是研究唐代及唐以前中国历史的重要史籍,为今人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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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于道,自觉于法,自在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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