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许多人看到此，立马就会想到顾炎武，因为这8个字出自顾炎武。其实，这不是他的原话，而是根据他的意思总结出来的，是顾炎武最早在他的《日知录·正始》中提出的概念。当时正值明清鼎革之际，满清入关给当时的文人阶层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当然也包括顾炎武，其原话是：“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随着时间推移至近代，当年在“冷兵器”时期生猛无比吞并华夏的大清，后来闭关锁国，不思进取，在面对洋人的坚船利炮“热兵器”时束手无策，大有亡国灭种之的危险。为了启发、动员和号召民众，梁启超遂将这句话又搬了出来，并改为现在大家所熟知的八字成语，号召世人为国分忧，为民请命。
清初，在明清思想文化大冲突、大碰撞、大交融的背景之下，产生了三大著名启蒙思想家，他们是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黄宗羲（1610－1695）,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最先从“民主”的立场抨击君主专制的学者，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
王夫之（1619－1692），在学术界称其为“船山先生”。王夫之学部渊博，尤其精于经学、史学、文学，在哲学上总结并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思想。他一生坚持爱国主义（反清复明思想）和唯物主义的精神，至死不渝。
另外一位，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客居陕西的顾炎武（1613－1682），位居清初三大启蒙思想家之首。他开创了清代“实学”之风。他的批判精神虽然没有黄宗羲与王夫之那么激烈，但顾氏对清代思想界的影响却超过了他们二人。顾炎武一生辗转，行路万里，读书万卷，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成为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被誉为清学“开山始祖”。
顾炎武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顾炎武“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他的诗多为“伤时感事”之作，这与当时朝代更替太快、满清文化冲突有很大的关系。文人总是敏感的！
顾炎武虽是南方人，但因与同乡（浙江昆山）叶方恒之间的仇怨，受到牵边和排挤，不得不北上游历，其后半生的25年都是在北方度过的，号称“南人居北”。其中，又有很长时间是在陕西关中度过的，他对陕西的民风、士风和文风给予很高的评价：“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
顾炎武能留在关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深厚的“故”国情怀。陕西关中作为当时反清的“革命根据地”，留下了其他地方少有的反清思想和文化火种，这让怀有“故”国思想的顾炎武找到了思想和心灵的共鸣，再加上顾炎武对“关学”的赞赏和对陕西的喜爱，他的后半生便基本上定居在华山脚下。
顾炎武在关中地区主要开展频繁的讲学和交友活动。他的思想与学术主张与当时的“关学”名家非常契合：都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因此，他和一大批关中学者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这些人大都承袭张载等西部学者的朴实学风，都具有忧时伤事、怀念故国的遗民感情，所以顾炎武在关中找到了革命友谊、思想同道和人生知己。
顾炎武与“关中三李”中的李颙（yú）和李因笃来往密切，常在一起交流思想，切磋学问。当时，明朝遗民中的学者交游活动盛极一时，顾炎武、屈大均等南方学者纷纷来陕，传东南之学于西北。而李颙（yú）、王宏撰等也游历江南，传“关学”于江表。这种思想文化活动，大大开阔了关中学者的眼界，对清代关中思想界的动向有重大影响。
在顾炎武的关中诸友中，王宏撰是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一个。王宏撰在华山脚下为顾炎武修建了一处居所，顾氏的最后五年便是在华山下度过的。公元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顾炎武病逝在陕西，终年70岁。
顾炎武的一生著述颇丰，顾炎武的主要作品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亭林诗文集》等，而大部分传世名作便是在北上游历的二十余年里完成的。或许这正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作为南方人的顾炎武，北上考察北部中国山川形势，心中的理想是徐图复明大业。
世上没有白走的路！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识：是叶方恒的迫害，让顾炎武被迫北上身涉万里，书破万卷，最终名满天下，成为当世通儒；是满清对汉族政权的征服，让顾炎武情怀故国，痛苦思索，成为了一代大家；是陕西关中这片厚土，以关学相协，以清议相重，许其一世清名。这也许就是逆境使人成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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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于道，自觉于法，自在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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