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崔健走进《中国乐队》后台休息室，早已架好的几台摄像机，让本就不大的空间显得有些逼仄。崔健背对化妆镜坐在椅子上，缀着五角星的白色棒球帽，黑色皮鞋，背后的光线裹住他依旧瘦削的身形。这个早过了知命之年的摇滚老炮儿，在连续演唱了三首作品后，那张没有太多表情的脸上仍不见倦意。此时距离《中国乐队》节目组第一天正式开始录制已经有11个小时。
几十年如一日，崔健同他的五星棒球帽化作了一个象征革新与摇滚精神的符号，企业家们戴起五星帽用来给下一次企业文化革新的开端赋能，歌迷们亦借此效仿与彰显他们的摇滚情怀。
在阔别观众许久后，这位摇滚老炮儿于2015年开始在电视综艺中露面。在过去的几年时间，崔健也陪母亲看了中国的很多选秀节目，在他眼中，那些比试有点“假”。于是在接受《中国乐队》总导演陈韬的邀约后，崔健问陈韬：“你是不是要做一档真的节目？”
伴随着音乐综艺成本逐渐提升的，是市场的包容性与观众审美的提高，当二者都奔跑在催生音乐新形态诞生的路上，类型化音乐综艺的突围已经势如破竹。正如1986年崔健和他的“一无所有“开启了中国的摇滚时代，《中国乐队》总导演陈韬认为，像《中国乐队》这样一档听起来小众而冷僻的节目，“总归要有一个人来做的”。
“嘻哈已经起来了，为什么乐队不行？ ”
始于《超级女声》掀起的素人音乐选秀大幕，到《中国好声音》等一系列音乐选秀综艺的接踵而来，2014年年底，在类似《中国好声音》与《我是歌手》这样的音乐综艺正当火热之时，陈韬和团队便有了一个反向的思维：音乐类综艺终将迎来另一个出口。
“可能乐队很小众，但是你发现乐队它的文化性和话题性很高。”于是，《中国乐队》这样一档将纪录片融入了舞台呈现的综艺节目就此诞生。在这个结构中，又注入了一些文化的元素，在导演陈韬看来，这也符合现在综艺节目的发展趋势：向更有深度、有一些分众的想法去做。
在崔健看来，“无论是现场摇滚氛围，还是电视机前观众所感受到的，都要取决于如何能够将现场音乐和电视观众之间打出一条隧道，完成一种交流，说的直接一点就是，《中国乐队》想要做的是“电视的摇滚乐”。
从《快乐男声》、《超级女声》到《中国好声音》，如果说“比赛制”的设定在素人选秀综艺中或许还无伤大雅，一旦融进专业的音乐节目以后，就会有些尴尬。在陈韬看来，除了《我是歌手》这种量级的节目，再往下延展，尤其是选择乐队项目切入以后，就会发现“没有可比性”。“因为乐队形式从风格到演出方式、再到到他们的自我定位与艺术追求，都完全无法真正的用一个标准去评判。”
这也成了《中国乐队》面临的节目最大特色与质疑：不采用比赛晋级淘汰模式，在12期节目中，通过乐队的发掘——呈现——成长作为节目推进的三部曲线索。
在崔健提出那个关于节目真假的问题时，陈韬这样回答：“我们没有比赛，而是在做呈现，在为这些乐队发声，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初衷。”很快这一突破性的模式得到了乐队圈目前为止很好的反响，陈韬认为，不比赛，实际上在尊重音乐人们的音乐，反过来也得到了他们的尊重。
另一方面，无赛制模式也让收视率难以保证，这样一档听起来小众又冷门的音乐纪实类节目，归根到底还是一档综艺节目。陈韬认为，筹备三年的《中国乐队》选择在此时踏上征程，自然没有将收视率放在第一指标。“确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角度来对待这档栏目，这也是一个社会活动，对我来说应该尊重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员，其中我们也能学到更多东西，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更好的创作铺路。”
事实上，伴随着《中国有嘻哈》短短数月从小众、边缘、underground到走向主流市场，也让制作方们看到了音乐综艺市场看到了小众文化步入主流市场的快车道。陈韬认为，“我们可能在以前没有找到很好的展示点。但现在嘻哈已经起来了，那为什么乐队不能起来？”
文化类现场音综，
2.0冒险版本“中国好歌曲”？
“做一档娱乐节目，和做一档音乐节目，是不一样的。”导演陈韬说。
年轻时搞乐队、出专辑。后来承办过周杰伦、许巍、王菲、刘德华等一线歌手的演唱会，以及大规模的户外音乐节，陈韬恰恰是一个既对音乐非常感兴趣，也对媒体比较了解的人。在他看来，《中国乐队》的节目架构并不是靠形式与游戏的模式来吸引观众的，“我希望就是靠内容，只要有一次能够打动你，就OK了。”
作为纪实类音乐节目，《中国乐队》有一套完整的逻辑线。节目组深入全国各地，寻找优秀的乐队组合及原创作品，将大批风格各异、积极健康的乐队组合和作品呈现在电视荧屏，每支乐队会有专属的纪录片，来推出具有“中国精神”的音乐纪实类节目。
而在这个过程中，由每一期四到五个乐队登台演出，三位乐队寻找人和一位跨界飞行嘉宾构成。崔健、谭维维与陈伟伦三位乐队推荐人自然成为节目逻辑线的重要线索。
作为混迹乐坛与音乐综艺多年的专业音乐制作人，陈伟伦在接受娱乐独角兽访问时表示，自己推荐乐队的衡量标准就是：多样性。“可能有马赛克这种非常复古的乐队，也可能像尼玛乐队这种非常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目的在于找到中国每个风格、角度最适合来到这个舞台的乐队。带有思考性与中国特色的乐队。“
除了具备“Doctor 魏”这种代读专家设定的陈伟伦，崔健则代表了整个乐队的旗杆和态度。据导演陈韬介绍，崔健仍然经常在live house看演出，而这一次也希望帮助年轻人去实现它们的梦想。而另一位乐队推荐人谭维维也一直在歌手身份外，和朋友共同成立音乐厂牌草台回声、推出了“T计划”，进行着民族音乐在国际化的探索。
可以看到，三个乐队推荐人有着明确的分工，他们分别代表着音乐态度、专业幕后制作人、与音乐新形式的探索者角度。而这一切的逻辑最终都是为了最后一期的超级派对。“我们将音乐人的梦想都装进最后一期的派对中。”导演陈韬介绍。
事实上，除了三位制作人，节目每一期还会邀请“飞行嘉宾”进行文化话题的碰撞，每一期将有一位跨界人物来讲述乐队与他生活的关系，可能是知名电影导演，也可能是商界名人，亦或是体育主持界的名人。这也是节目组为观众埋下的“看点设计”。
作为第一期节目的跨界嘉宾，从事科幻创作的作家何夕也向娱乐独角兽表述了自己的感受。“音乐这几年经过很多探索，怎么在这个时期构建有特色的音乐文化是一个命题。而乐队似乎‘正当其时’。有些地方是很相通的。展现经典，将坚守着的新创作形式展现给大家。摇滚音乐人是有特色标签的。”
在《中国乐队》这档节目中，乐队会以更专业的态度来对待，而一些流行歌手他们也会以乐队的形式进入到节目当中去。这样的原创力，对于一些观众来说，也许更像2.0版本的《中国好歌曲》。事实上，在原创基础上，这档节目的诞生也是一场冒险。
类型音综的一次探路：
“能接受叫好不叫座”？
陈韬早已为节目做好规划，既然选择了这样的小众音乐类型、与原创方式去呈现，就没有去把收视率去放到第一考虑指标。
“我接受叫好不叫座，但是我不能接受叫座不叫好，希望它在豆瓣评论上不错，大家说到这个节目的时候，觉得还挺有成就，而收视我希望很好，但是不会强求。”
事实上，《中国乐队》这档类型音乐综艺的核心点，恰恰不是在做娱乐节目常用的套路和模式上，而真的是落实到和乐队音乐有关系的点上。从舞台灯光设计到表演，包括前面恰如其分的纪录片，以及一些各界人对这件事情的态度，都是构成节目的核心点。
“你可能会感觉它是一个很素的节目，但是恰恰它不会素，乐队上台的张力，和舞台的绚丽的程度是非常高的。”
录完第一期节目，陈伟伦最大的感受是“出乎意料”，从现场音乐形式到登上卫视节目演出，这些乐队可能会有的不适感，似乎完全被打消。他们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了。“我们迟早有一天要让大众媒体去关注曾经小众的群体，而多元化音乐形态百花齐放也是最大的突破。”陈伟伦说到。
一方面，以乐队为核心孵化原创音乐新形态，另一方面，用跨界嘉宾的身份以另一角度来解读音乐，在体现音乐多样性的同时，也能够给观众带来不同的感受。而对节目本身而言，从乐队与电视屏幕的展示契合度、到多元化音乐形态在音乐综艺市场的后续发展，都是以《中国乐队》为起源，类型音乐综艺需要要迈出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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