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中，唐朝诗人只有初唐四杰、王孟李杜、元白韩孟和小李杜单独有一章，其他如王昌龄、温庭筠、高适、李贺、韦庄、贺知章等超一流诗人，都遗憾落榜
从文学作品的独特性、稀缺性来说，李商隐能独列一章名符其实！
因为，他的诗风和艺术成在繁星满天的唐朝文学天空，也是独一无二的！
在初唐之前，南北朝的诗风多旖旎华丽，堆砌甚重，魏晋风骨不存。
王勃一首《滕王阁序》震撼天下，让天下人醒悟，原来赋文可以写得如此清丽通彻。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则把一部分诗人引入发人哲思的时间、空间之道。至于张若虚，一篇宫体诗横绝大唐，更是一扫残余的靡靡之音，拉开盛唐的帷幕！
可以说，没有这些初唐诗人的引领，就不会有盛唐诗风的繁荣鼎盛；没有王卢陈张的披荆斩棘，李白的“浪漫特质”就达不到历史的最巅峰，杜甫的“忧愤深广”就不可能有凝缩千古的厚重！
因此，初唐诗人中上述几人各列一章，实至名归。
王维的山水诗除了继承“陶谢鲍阮”的清发，还自创了佛系的空灵无我，自然独领一片风骚。孟浩然不只是山水诗写得有生活气息，而且融入了道学的玄奥深邃，与王维并驾齐驱无可厚非。
真正的最巅峰，一定是李杜，也只能是李杜！
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绝非空穴来风，也非阿谀奉承。作为大唐的标志性诗人，李杜“双子星座”前承魏晋风骨、中接王陈之博，后启百世文潮，岂是浪得虚名？
在李杜的光辉下，除了王维和孟浩然，盛唐诗人如张九龄、王昌龄、贺知章、王之涣、高适、岑参......都黯然失色！
所以，这四人能各领一章，是天经地义的！
提到中唐，喜欢诗词的人一定都知道元稹和白居易，喜欢文章的朋友一定熟悉韩愈和柳宗元。
元稹“花心大萝卜”的人品还压不住他的才华，一句“贫贱夫妻百事哀”足以打动无数一穷二白在温饱线上挣扎的文人！所以，当他再唱起“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时候，不知道多少情圣男嚎叫着上前膜拜！这就是现实主义的魅力！
白居易这位新乐府运动的发起人、把俗家语言用遍的大诗人，才华和用字词的本领绝对有和杜甫并驾齐驱的资格，除了“格局”以外！
韩柳二人同列“唐宋八大家”，不仅文章写得好，还主持倡导了文学复古，为宋词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样的中唐诗人，怎能不各领一章呢？
有很多人喜欢杜牧的诗，因为，在晚唐那个风雨飘摇、茅舍飞草的年代，居然能出现如此如此清丽流美的诗，实在是个异数！
每到一个朝代的终结，其诗风文风要么低沉抑郁，要么格局萎缩。可是，从杜牧和李商隐的诗风来看，影响固然有之，却依旧有两人自己的鲜明特征！
特别是李商隐，他的诗才是真正的“花非花、雾非雾”，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抽象主义”和“朦胧派”，领先西方世界文学几百年！
李商隐的一首《锦瑟》，到今天还被无数人前仆后继地考证、琢磨，无人真正知道这“五十弦”究竟是虚度的年数，还是上古的秦筝，又或者是如刀的岁月？
也许，只有在晚唐时期才能出现李商隐这样独一无二的抽象派诗人吧！所以，他能独领一章当之无愧！
对李商隐诗风，很多晚唐同时代的诗人视之为异类，认为他离经叛道、诗意模糊，甚至有的说他只会写艳诗。
可是，王安石却说：“唐人学老杜而得樊篱者，唯义山一人尔！”
到了明清二代，研究李商隐诗风诗意的学者越来越多，他们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得屈原、子美之风者，唯李商隐一人！”
其实，李商隐和杜甫相比仍有个性的差异，诗圣为民而斥，为国疾呼，不吝发声。
而李商隐则呼叫无门，只能处处隐喻，发后人幽思。比如，他的“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又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都是表达深沉爱国思想的诗句，前后不见古人与来者！
对诗词的“意象”一说，发端于盛唐，而大成于清末民国！
这是一个连王国维都只能用三个诗句来解释的诗词专用术语，却在李商隐的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意不可独处，象不可独居。唯有意和象结合起来，才具有“意象”的第一层含义。就好比这句“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意在先而象据之，才能成型！
意象不可拆，拆之如散珠。只有内涵的深层融合，才能表现全面深义，这是“意象”的第二层认知。还是这首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此处意象交融，无先后，无彼此，这才是真正的意象！
意象可变化，当作如是观！如果一首诗给人的“意象”是一成不变的，不免失于呆板，没了流动感和空间感。李商隐的诗之所以被称为“抽象派”的发端、意象诗的起始，也正源自于此！
因此，无论是从诗风、艺术成就和对后世诗词创作的影响、诗词理论的形成，李商隐都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能够在《中国文学史》上独领一章，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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