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农药并非“纯天然”

生物农药为农药的开发展示出一条新途径。然而，把一些植物的初始萃取物、一些发酵产物宣传得神乎其神，“纯天然绿色农药”、“纯生物制剂”、“不含任何化学物质”、“无毒副作用”、“可代替污染严重的化学农药”等字眼不断见诸报纸、杂志。笔者认为，如此炒作和包装有失妥当，应当以客观、科学的态度来看待生物农药。

生物农药并非纯天然

无论化学农药还是生物农药，它们都是药，本质上都是具有某种特殊生物活性的化合物。如果说化学农药是人工合成的，生物农药也并非是纯天然的，它需要经过一些化学和化工处理，由人工制造。如井冈霉素、阿维菌素系列等微生物源抗生素，印楝素、烟碱、苦皮藤和除虫菊素等植物源杀虫剂，芸苔素、脱落酸、激动素等植物源生长调节剂，它们都有确切的化学结构，都有标准的检测方法，只是其中的杂质和次要成分还不如化学农药清楚，安全评价工作和环境行为还不如化学农药研究得深入。科学地说，它们都是化学品，只是在原料来源、制造方法等方面与化学农药有差别。因此，一定要在生物农药和化学农药间找差异，宣扬生物农药“纯天然、无毒”，“将要彻底替代化学农药”等，实在言过其实，而且对农业和农药工业发展毫无益处。

生物农药的定义应该是很明确的，就是由生物产生的具有农药生物活性的化合物。这其中也包含这些天然产物的一些简单衍生物，即化学修饰产物，如甲胺基阿维菌素、乙烯利等。广义讲，大量“仿生化学农药”也是生物源农药，生物农药和化学农药是一家——农药。

生物农药的准确提法应该是生物源农药，早期的天然农药、植物农药、微生物农药等都归在其中。生物源农药包括植物源、微生物源和动物源农药。

植物源农药主要有除虫菊素、烟碱、鱼藤酮、苦皮藤、印楝、川楝、苦参碱、茴蒿素等杀虫剂，赤霉酸、芸苔素、脱落酸、乙烯衍生物、激动素等植物生长调节剂。

微生物源农药主要有井冈霉素、阿维菌素系列、多氧霉素、浏阳霉素等抗生素，这些抗生素都有确切的化学结构。还有一些是来源于微生物的天然化合物，如核多角体病毒在虫体内产生的病毒核酸，苏云金杆菌在虫体内产生的毒蛋白等也都是化学物质在起作用。

目前转基因作物的统计也列入农药中，初看似乎有误，但就其本质来讲，也无可厚非。一些“功能基因”导入作物体，可以起到抗虫、抗病和抗除草剂的作用，无非是这些外来基因可以促进作物产生抗虫物质、抗病物质和同特定除草剂产生拮抗物质----安全剂或解毒剂，把作物当成一座“微型农药生产厂”、“微型生物反应器”，还是化学物质起作用。从来源讲，可当作“外来基因源农药”。

此外，以虫治虫如七星瓢虫治蚜、寄生蜂治螟等，不属于生物农药范围，是生态农业的范畴，正如养鸭吃蝗、养蛙吃螟等，鸭子、青蛙不是药，这些可统称生物防治。而一些以微生物防治病虫草的做法，往往也是其代谢物质起作用，因一时搞不清楚作用机理，或认为是活体菌或孢子起作用，暂时先不宜把这些微生物等生命体称作药物，有些研究者将其称为“真菌制剂”、“微生物防治剂”等是很科学的。称药就必须是无生命的化学物质。不过，凡农作物使用的微生物都要进行毒性和环境安全性试验。

生物农药的发展离不开化学手段

生物农药是农药的一部分，它的研发离不开农药(化学农药)的总体发展。这里所说的生物农药，专指生物源农药，它的发展离不开化学手段，而它最有前景的发展是溶入化学农药中。

如果把生物农药(植物源、微生物源产物)全看成“纯天然”、“无毒、无公害”、“原汁原味”去推广，就有可能出问题，也不会有更大的发展。我国著名生物农药专家沈寅初院士曾著文指出：“生物产生的高毒物质、致癌物质，种类繁多，在研究和开发生物农药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和化学农药同样标准，因为它们的本质都是化学品。”众所周知，作为治病的中草药，也有“以毒攻毒”之说。不是说所有的蘑菇和野菜全都可以吃，在我国农用抗生素的研发过程中，有不少药效十分优良的筛选物，就是因为安全性问题而不得不中止开发。在西欧的一些发达国家，至今对抗生素和微生物在农业上的使用保持谨慎态度，他们担心残留物进入人体，会给肠道疾病的防治带来困难，同时也担心造成环境微生物群落失衡而引起难以整治的环境污染。

许多生物农药几十年来得不到更大发展的首要原因是药效不高，同常遭反对的化学农药无法相比。其次是不稳定，因为不耐贮、在田间见光分解快等原因，只有现用现制而难成规模。天然资源有限，也使植物源尤其是动物源农药难以发展。生长地域不同，采集时期不一，活性成分也有差别，又难以制成高浓度和多种剂型，使用不便，成本也不低。只有可利用的资源十分丰富，又可利用化工手段进行工业生产的生物农药品种，得到了多方关注。

目前，动物源农药除沙蚕毒改造成功外，其它如医用蝎毒、河豚毒素等在农药上的应用还处于研究阶段。沙蚕毒素难以用沙蚕活体培养，但其化学结构简单，可以人工合成。而经仿生改造后，活性大为提高，如杀螟丹、杀虫双(单)等现已成为防治水稻螟虫、潜叶蝇等的重要药剂，其安全性优于杀蚕毒。

在植物源农药方面，天然菊酯(除虫菊素)是仿生改造最成功的实例之一。光稳定性氯菊酯的出现使菊酯走进田间防治，并以溴氰菊酯为标志，使杀虫剂进入超高效时代。一系列的含卤素、氰基及含硅菊酯，开辟了杀虫剂的新时代，其安全性和防效远远高于天然菊酯。这导致日本停止了大面积除虫菊花的种植；非洲虽有一些种植，也只是用于蚊香和卫生气雾剂的配制，并要加入化学增效剂等，其成本已高于人工合成的一些专用灭蚊蝇的菊酯类。

近年由新烟碱仿生出的吡虫啉等高效杀虫剂又为天然杀虫剂的改造写下辉煌的一页。特别是由桉树脑(风油精的主要成分)仿出环庚草醚，桃金娘纤精酮仿出磺草酮、硝萆酮和SB-500等优良除草剂，为天然产物的开发展示了广阔的天地。

综上所述，生物农药本质上也是化学农药，应该按化学农药的管理方法去规范，切不可以“纯天然”去粗制滥造，不能把生物农药限在一个小圈子里。生物农药特别是植物源农药和微生物源农药是新农药创制的重要先导源。尽管农药工作者合成数以万计的新化合物和微生物产生物，但在大自然的生物化学合成中是微不足道的。把生物农药和化学农药对立起来看毫无益处，只有用化学视野去研发生物农药，将生物技术同化学手段结合起来才称得上是高新技术，才是中国农药发展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