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迹 · 用文化给生活另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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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一个社会是古代还是现代社会，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是否是法治社会依法治国，而依法治国最起码要有成文的法条，或者习惯法当中可以被接受的判例。
讲到这个，中国古代有迹可循的法律史相当久远，在漫长的历史中也有不少法条和类似的判例诞生，但这些距离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距离甚远，所以这当中有不少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动荡，而还有一些法条流传下来，虽然几经变更，但也让社会趋于停滞，终于在近代遭到摒弃。今天就来聊聊中国古代法律变化。
在商周时代的中国没有成文的法条，那个时候维持社会秩序的是“礼”和“刑”。所谓“礼”，绝不仅仅是祭祀时的礼节，而是对此做出延伸之后，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类比为英美的习惯法，这当中最典型的就是分封和继承制度。
当然啦，这样的“礼”本质上还是贵族内部的等级制，基于“礼”做出的判决会被刻在青铜器铭文上，然后藏之于宗庙，贵族当然可以有机会在宗庙里看到过去的判例，而普通平民当然看不到这些，也没有必要看到这些，此所谓“礼不下庶人”，至于民间的诉讼，那就要找有名望的人来裁决，裁决的依据有很大的弹性解释权，谁的裁决能够服众，那么裁决者自然就会有巨大的声望。
《诗经·甘棠》记载召伯虎在领地中巡游仲裁，鲁诗认为是“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所谓“何以诉我狱”，“何以诉我讼”，那自然是用被作为习惯法的“礼”来解决问题。和它相对的就是“刑不上大夫”，除了一般的纠纷之外，对于平民甚至偏远地区的部落首领，只要用刑罚让他们感到畏惧就行了，没必要给他们讲什么“礼”。贵族的世界和平民世界是割裂的，礼和刑的区别对待是很重要的因素。
到了春秋时代，一方面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开始整理之前的典籍，相当于把过去的习惯法成文，只要识字的人都可以看到过去的判例，这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贵族和平民的分野。
另一方面，郑国政治家子产和晋国政治家范宣子认为要让刑罚服众，就得让民众知道刑罚的准则，于是铸了“刑鼎”，也就是把刑罚的标准作为铭文刻在鼎之上公示于天下，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是破天荒的，它打破了礼治习惯法对平民的壁垒，也限制了出身贵族的裁决者随意解释判决依据的可能，这在当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到了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从争霸到你死我活，如此环境中不动员民众的力量恐有灭国之虞，因此就要制定各种各样的律令和法条，哪怕是用尽恐吓的手段也得让民众参与到国事中来，最起码耕地种田造人。
在这方面走的最远的是法家，他们主张当国者应该用事无巨细的律令和法规把民众管起来，以法家思想为基础，各诸侯国也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了变法，而走得最远的自然是秦国的商鞅变法，变法之后的秦国用律令规定民众和官吏的一切行为，人人宛如一架庞然大物上的螺丝钉，秦国的国力也就迅速上升，并在战国末期吞并了其他国家。后世在总结秦国强盛的原因时，变法和秦律都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然而这秦律实在是过于严苛，早在秦一统天下之前，就已经有大量民众受不了严苛的秦律折磨不断逃亡，秦统一六国之后，严苛的秦律本来就已经让天下人生不如死，当秦二世即位之后，又对秦律做了一次修订，其主张是“轻罪重罚”，目的是为了自己用最少的精力去紧握权力，如此秦律逼得民众彻底没有了活路，所以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以严刑峻法治国的秦也就很快灭亡。
随后的西汉王朝虽然参考秦律制定了律法，但汉朝皇帝深刻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不敢把律法制定的过于严苛，到汉武帝时期，儒学思想被官方提倡，由此诞生了所谓的“春秋决狱”，司法官断案时会根据春秋义理来审判定罪，其核心是“论心定罪”，也就是按当事人的主观动机、意图、愿望来确定其是否有罪及刑罚的轻重。
当时的儒学代表董仲舒为此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名叫《春秋决事比》，其中收录了当时以《春秋》决案的两百多个案例，以此作为断案的参考。当时著名的酷吏廷尉张汤经常找董仲舒讨论春秋断案的细节，他也招来了一大批熟读春秋之人协助断案。这样一来，《春秋》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汉朝的律法依据，而断案似乎又回到了过去的礼治“习惯法”时代。
“春秋决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判决的主要办法，然而在乱世之时，秉承上古礼治的春秋并不能够解决统治者聚敛力量的问题，所谓乱世用重典，所以汉末直到隋朝，各个政权都有明确的律令条文公布，虽然这些律令存在时间并不长，但它们的精髓都被隋文帝总结在《开皇律》当中，《开皇律》十二章五百条总结了过去的立法，提出了“五刑”的概念，也就是死、流、徒、杖、笞，取代劓刑、宫刑等残害肢体的肉刑。这种规范一直贯彻到清代。
而唐高宗永微年间，长孙无忌等十九人编成《唐律疏议》，这部律法在当时的评价就很高，被誉为“礼法合一”，也就是说以律法的形式体现了自古礼治等级制的内涵，如此一来，汉朝以降的“春秋决狱”也就成了历史。不仅如此，律法后面的“疏议”部分相当于注解，极大方便了律法的运用。自从《唐律疏议》编成直到唐朝灭亡，唐朝一直使用这一部律法，而后来宋朝的《宋刑统》和明朝的《大明律》本质上就是照抄的《唐律疏议》，当满清入关之后，他们颁布的《大清律》是借鉴《大明律》的，其根本也还是《唐律疏议》。因此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唐律疏议》影响了中国一千多年，是中国立法历史上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但是不管是《唐律疏议》，还是在此基础上的《大明律》，《大清律》，其本质的核心还是等级制和维护君主权威，而且随着明清两代君主专制的加强，过去《唐律疏议》中还算宽仁的一些条令逐渐变得严苛起来，比如《大清律》对“谋反”的定义非常宽泛，奏疏不当或者犯圣违逆者，加以“殊属丧心病狂”、“妄议朝政”之罪，都是谋反的死罪。而《大清律》中适用死刑的有七百二十三条罪过，其高压统治远超唐朝。
如此统治之下的大清也慢慢丧失了活力，在近代举步维艰，于是在20世纪初，大清变法图存，借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法律制定了《大清新刑律》，第一次引入了近代的司法理念，比如罪刑法定主义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等等等等，只不过这个《大清新刑律》颁布的时候是1911年，没过多久，大清和那个腐朽的帝制都一起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这《新刑律》并没有挽救行将就木的大清。
以上就是中国古代司法沿革的大体脉络。讲到这里，很多人会以为法家和律令等同于依法治国，其实不然，这些律令的核心还是在体现君主的意志，维护等级制，并且极尽所能把民众当韭菜压榨，也就是说在立法的时候就都违背了人人平等的原则，如此律令，跟现在的依法治国和法制，其实是没有一点关系的，所以《唐律疏议》就算制定的再完备，它对大清的法律影响再大，到大清末年也不得不让位于近现代的司法制度，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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