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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之前的贵族政治中，血亲纽带是政治关系的核心，而在此之后，无论再高的官吏，理论上讲都是皇帝的打工仔，皇帝绝对不乐意在这样的官僚体系中看到一个盘根错节的家族势力再次兴起威胁自己，于是就会制定各种律令，比如西汉武帝时期为了防止原子化的地方上形成世家大族，在设立州刺史这一层就规定任何州刺史不得由本地人担任，某郡太守不能为本地人。
到了东汉桓帝时期，朝廷甚至出台了三互法，规定三州和婚姻之家不能相互前往对方所在的地方做官。婚姻这个好理解，甲乙两家如果属于不同的州郡，甲的家族人士不可以去往乙的州郡做官，反之亦然，而“三州回避”的规定就复杂多了，简单点说，甲州人士要是前往乙州当官，乙州人士同时前往丙州当官，则丙州人士不能前往乙州和甲州当官。这样的“三互法”实行起来无比复杂，选用官吏有很多限制，甚至到汉灵帝时冀州幽州刺史出现了长期空缺。蔡邕曾经上书请求废除三互法，最终也不了了之。
有如此严格的回避法令，理论上讲东汉朝廷应该完全能够避免官员抱团，但结果却事与愿违。东汉后期以降，门阀政治愈演愈烈，还出现了所谓“四世三公”的袁家这样的世家大族，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此时选官依靠的是察举制，一个人在官场上的前途很大程度上依靠地方官的推荐，这就必然导致对地方官的人身依附，由此也产生了各种腐败，所谓“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
就算有各种回避制度，在察举制下总能建立起新的人身依附关系，世家大族的势力由此壮大，朝廷的一片苦心至此算是彻底失败了，而随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实行的“九品中正制度”更成为了官员抱团，世家大族门阀们扩张权力的好工具。
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乱世，隋朝建立之后把任命官员的权力收归中央，随后以科举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门阀的势力被抑制了。隋唐时期在东汉的三互法基础上出台了更为详尽的回避制度，比如地方官“尽用他郡人”，要求县丞，县尉以上的官员都必须是外地人，而且“叔父兄弟不许同省为郎官”，兼具地区回避和血缘回避的特点。
到了宋朝，随着科举制的进一步发达和文官集团的愈发成熟，回避制度又有了新的特色，进一步严格了地区和血缘规避制度，又加上了嫌隙回避和交往回避。在血缘规避制度上，宋仁宗时出台了《服纪亲疏在官回避条制》，将避亲范围扩大到同一高祖父母名下的旁系和各种姻亲。有直接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的人员应避免在同一衙门，上下级或互为监察的单位担任职务。就连“吏人”这种无品的基层官员，也得遵守这种规定，任何官员上任三十天前，要自报有没有需要回避的地方或者职务，如果不上报故意隐瞒而被查出的话，那就要被“杖一百”。
宋神宗时的同知谏院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在王安石做了参政知事后，吴充按照回避制度，只能辞去同知谏院的职务，不久之后宋神宗觉得吴充人品不错，想不顾回避制度任命他为参政知事，但王安石第一个激烈反对，直到六年后王安石辞官，吴充才当上参政知事。除了血缘回避，宋朝的地区籍贯回避也比之前严格，按照规定妻家在某地拥有田产物业的，当事人不能在这个地方做官。《朱文公集》中就有这样的字眼：“熹祖乡徽州，正属本路，见有坟墓、宗族、田产在婺源”，那就不能在徽州婺源做官。
宋朝的血缘和地区籍贯回避较之于从前更为严格，与此同时又发展出了新的规避制度，那就是“嫌隙回避”和“交往回避”。
北宋的《庆元条法事类》将“曾有宿怨者”作为避嫌的内容之一。“官吏之有嫌隙不和者，率许相避”，这是为了官员们公报私仇。北宋元祐年间，殿中侍御史贾易论劾苏辙，后来苏辙出任台长，贾易也“引前嫌求避”，改任官度支员外郎。有仇的要回避，关系好的也要回避，以避免公器私用。
于是就有了交往回避和同学回避。这交往回避称“谒禁”，大宋朝廷对此可谓是三令五申，比如“御史台不得接见宾客”，“三院御史除朝参，非公事不得出入”，等等等等。倘有违犯也会被严惩。乾道年间，左司谏施元之与起居郎林机就曾因“身居出纳言责之地，朋比相通”而被双双罢官。而且也就在宋朝时，科举考试又让文人们有了一种新的连接纽带，这不能不让皇帝警惕，宋真宗时规定御史台所劾公事，凡涉及同科同年及第者，“自今回避”。
按理说有了如此之多的回避制度，宋朝的官吏应该一心一意为赵官家才是，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北宋末年还是出现了非常恶劣的党争事件，朝中大臣各自抱团形成政治势力彼此攻击，这被后世认为是北宋灭亡的重要推手。究其原因，其实并不是宋朝的回避制度制定的不完善，而是在于皇权之下，任何官吏说到底都只是皇帝的工具人，他们有非常强烈的自保需求，于是抱团结党成了自然选择，不是说亲戚不得在相关部门任职吗，不要紧，几家一起你保举我我保举你，万众一心求得安全。所以，大宋朝的回避制度虽然完善，但也没办法阻止所谓的“官官相护”局面。
到了后世的明清，皇权进一步扩张，在沿用宋朝回避制度的基础上又有更为严格的规定，比如清朝将亲属回避进一步扩大到门生回避，防止个别官员朋比结党或门生故吏遍天下，形成气候绑架朝廷，而官员的籍贯和血缘回避很多时候皇帝也会亲自勘验，乾隆年间浙江绍兴府通判一职出缺，按人事任命制度，吏部文选司选中了顺天籍张廷泰。但在乾隆帝接见张廷泰时，听出了他的绍兴口音，"因加询问"，得知其幼年曾随父在绍兴居住数年，于是乾隆取消原拟任命，让张廷泰到福建任职去了。
对于皇帝来讲，任何官员的抱团都是对自己严重的威胁，所以回避制度那是三令五申，但是一则官员们即使出于自保的考虑也会结成团体，二则很多要干事的官员有了权力，必然是“门生故吏遍天下”，有明一代的张居正，清朝的曾国藩李鸿章，都是这样的代表。所以明清时期虽然是对回避制度强调最为严苛的时代，却也是官官相护抱团最严重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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