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三喵先生
策划：三喵先生
责编：马戏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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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很多古代的历史，雄才大略的君王身边总有一个运筹帷幄的军师。能够成为这样的军师，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那是很多文人的终极梦想。当然，历史上的“军师”跟很多文学影视剧中的刻画有着很大的差距，但也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角色。当近代国家诞生之后，这样的军师也就成了国师，或者用一个更接地气的名字说，是“智囊团”。咱们且不说知识分子是不是社会的良心，最起码这“智囊团”理论上应该囊括整个社会最顶级的头脑，让决策者在关键时刻不犯浑。但是纵观历史，智囊团很多时候并没有起到该有的作用。这其中就以昭和日本最为典型。
现如今提到那会儿的日本，大部分人印象中就是“喊打喊杀”很有精神的日本社会和军部，但当时的日本也有智囊团，名曰“昭和研究会”。那么这昭和研究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智囊团，他们水平到底如何？有没有为日本军部献言献策？军部对他们的意见是怎样的？今天就聊聊这些话题。
◇ 图为九一八事变中正在执行作战任务的关东军士兵
◇ 图为1933年2月24日，在国联大会上，松冈洋右正在为日本入侵满洲，并在满洲建立傀儡政权的行为进行辩护
昭和研究会的历史得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讲起，关东军在事变后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又扶植起了伪满洲国，引来国际上一片反对。1933年，由于不满国联的决议，以松冈洋右为首的日本外交天团当场宣布退出国联。闹了这么一出，日本国内的狂热民族主义情绪被彻底煽动起来，叫嚣着“日本可以说不”，“日本和西方必有一战”。
和国内高涨沸腾的“爱国情绪”相比，此时一些日本知识分子显得格外“冷静”，他们十分清楚正是日本明治维新，全力学习西方的过程，才让日本快速实现近代化，一步步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但此时退出现有的国际秩序，无异于自绝后路，是非常幼稚非常不负责的一种行为。日本这些“有识之士”纷纷组织起来向国家建言献策，其中昭和研究会就是其中一个代表。1933年12月，昭和研究会正式成立，它的创始人是后藤隆之助，而背后的金主则是三菱等财阀。后藤隆之助是贵族近卫文麿的同窗和密友，而最初的成员又大都是近卫的朋友，因此昭和研究会也有“近卫文麿智囊团”的称号。
◇ 图为近卫文麿（1891~1945）五摄家之一的近卫家家长，袭公爵爵位。历任战前日本贵族院议员、副议长、议长，第34代、38代、39代内阁总理大臣，第18代枢密院院长。在第一次近卫内阁中，由于日军迅速占领了南京，近卫本人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宣言，拒绝与之和谈。随后发表“近卫三原则”，并拥立扶植汪伪政府
◇ 图为昭和研究会成员，近卫文麿私人顾问兼秘书尾崎秀实（1901~1944）
此时的日本内忧外患，对外自绝于国际社会，对内军部不断地挑战政党政治的底线，通过选举上台的首相们要么被暗杀，要么被吓得无所作为。昭和研究会的知识分子认定了近卫文麿，认为要想镇住时局，必须得是这么一位出身贵族思想相对开明的人物上台。因此，他们不断为近卫上台提供支持。
说起来进这昭和研究会的知识分子那是什么想法的都有，囊括了左中右翼，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诉求，那就是在日本民族主义的旗号下，借助近卫文麿的上台来实现大日本的梦想，所以这些人成天不拿一分钱，就到处开研讨会，为理想中的日本勾画蓝图。
◇ 图为电影《二二六兵变》剧照
◇ 图为二二六兵变中第1师团叛军士兵们，左立者为丹生诚忠中尉
几年之后，他们的机会终于来了，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标志着日本脆弱的政党政治彻底完结和加速的军国主义，此后近卫文麿终于得偿所愿，成功组阁。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近卫上台后，昭和研究会的成员也在政府中枢机构中谋得一官半职，由于和首相极为亲密的关系，他们还有机会可以直接参与决策。而近卫上台之后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日本面对着要不要对中国扩大战争的抉择。
◇ 图为卢沟桥事变中中国军队的机枪阵地
在事变第二天，昭和研究会就迅速召开会议，积极商讨中日局势和相关对策。这些知识分子对于当时的中国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已经不是大清，如果扩大对华战争就会让日本彻底陷入泥潭，甚至有成员建议近卫首相亲赴南京和蒋介石会谈。近卫文麿自己也是有着不扩大战争的想法，可是当时的日本主旋律是军队说了算，最终在军方的坚持下，对华战争扩大派占了上风。军部一些人甚至放言，只要日军入关，一个月之内就能解决事变，中国就会被迫屈服。等到7月20日，陆军参谋本部未待政府批准便擅自决定增兵华北，并在上海主动挑衅进而引发淞沪会战。因此和谈的计划彻底破灭，而近卫文麿也不得不默认军部的行为。
◇ 图为三木清（1897~1945）京都大学哲学科毕业，曾留学德、法等国。1929年参与创立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1937年参与筹划昭和研究会，战争中数次收容日本左翼人士，后死于监狱
在这个日本命运的历史十字路口，“昭和研究会”一开始的确给出了独立且中肯的建议，当这些建议最终未被采纳时，这些知识分子转而去迎合军方的扩大侵略，为其制造理论依据并积极出谋划策。比如哲学家三木清就把日本侵华战争上升到一种“世界史性”的高度，他和昭和研究会的其他成员共同搞出了一套所谓“东亚协同主义”理论，基于这套理论，他们一致认为卢沟桥事变对中日来说都不是一件坏事，恰恰相反，此战过后，一个团结强大的“东方文明共同体”必将在东亚诞生，然后这个“共同体”将会彻底颠覆英米鬼畜主导的欧洲中心主义。当时这套理论在日本知识分子，军界和政界中影响很大，直接奠定了往后几年日本走向不归路的理论基础。
◇ 图为日本所谓的“亚洲团结”
1938年中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事实上已经破产了，因此大本营不得不调整对华策略，开始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为主要战略方针。同年11月，昭和研究会向近卫文麿提交一份对华外交方案，正式提出了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而为了实现中日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目标，昭和研究会建议日本应从军事、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打击国民政府，比如印制假钞破坏法币购买力，如此一来不仅增加国政的军费压力，也能使国府统治区的金融陷入混乱。
除此之外，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政治宣传上让中国人认识到“建设东亚新秩序”是实现民族独立、解放的唯一途径，让中国人理解这场战争是日本这个“哥哥”在“帮助”中国这个“弟弟”。因此针对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林立的状况，日本应该积极策动其中的亲日分子投靠日本，而一旦这种政治宣传奏效，就能最大程度上瓦解中国抗战之决心。
◇ 图为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率领一众汉奸在南京原国民政府考试院大礼堂，参加伪国民政府宣誓就职典礼，即所谓的“还都”
近卫文麿对这份方案非常满意，全面采纳并着手实施。从1938年1月16日到12月22日，近卫连续三次发表对华声明，其中最后一次提出在“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目标下，要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个原则，这就是著名的近卫三原则。并强行解释说这个“东亚新秩序” 的目的不是要征服中国，而是与中国携手，促进中国的新生，共同分担建设“新东亚”伟业。果不其然，12月18日，汪精卫一干人等就跑到越南河内发表叛国降日的“艳电”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等一大批原国府军政要人在南京正式成立傀儡政权。由此来看，昭和研究会推出的这套 “东亚新秩序”策略可以说是非常成功了。
◇ 图为1940年11月30日，汪精卫与日本驻汪精卫政权大使阿部信行和“满洲国”参议长臧式毅在南京签订《日华基本条约》《日满华共同宣言》，日本、伪满、汪伪三者互相承认
而面对近卫文麿的三次声明以及后续国民党元老汪精卫投日事件，昭和研究会成员们表现得非常兴奋，他们认为这完全展现了他们的“智慧”，充分体现了研究会的战略价值。1940年7月，近卫文麿完成第二次组阁。昭和研究会立马谏言，希望近卫文麿上台后一定要建立一个强有力政府，整合国内一切政治经济等力量，建立举国一致的国防体制，如此一来才能赢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
◇ 图为第二届近卫内阁成员合影
◇ 图为大政翼赞会牌子
近卫内阁上台后采纳昭和研究会意见成立大政翼赞会，实施了新体制运动，大大集中了权力和社会资源。而昭和研究会也很快响应新体制运动选择主动解散，其成员大部分加入 “大政翼赞会”的怀抱，比如昭和研究会发起人后藤隆之助后来就担任翼赞会组织局局长，继续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服务。当然到了这一步，日本的自我毁灭之路也就再也回不了头，最终这“大东亚共荣圈”的幻梦，也在几年后随着日本的投降而彻底破灭。
回望历史，可以说，在日本侵华战争过程中，昭和研究会为侵略战争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为被侵略各国带来深重苦难，而昭和知识分子集体堕落后的破坏力也绝不亚于昭和男儿血淋淋的武运长久，甚至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知识分子关心国家命运和前途非常正常。但知识分子关键是要清楚的知道要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什么地方才正确，一旦让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支配自己，把所谓“国家民族利益”置于正义和自由之上，甚至通过牺牲一小部分人或一些弱小国家的利益来换取一个“世界大同”，如此的知识分子便是助纣为虐的帮凶，那么等待他们的只有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祖国”一步步走进地狱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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