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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历史的时候，经常会发现，绝大多数政权都会争所谓的正统。举个例子，王莽篡汉，首先就是找姑姑王政君要传国玉玺，东汉末年袁术从孙坚那抢来了传国玉玺，以此为自立称帝的基础。传国玉玺在当时就是象征着一个政权的法统。一般人理解，天下不应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进入乱世就是弱肉强食，谁拳头大听谁的吗？
◇ 图为影视剧中袁术拿到传国玉玺的剧照
还是那句话，马上打天下可以，不能马上治天下。如果一直强调乱世下的弱肉强食规则，结果就是永无宁日，谁都没好日子过。要稳固统治，就得给天下人一个解释，因为我有法统，所以我当皇帝。
在人类历史还处于比较早期阶段的时候，法统的解释也是原始信仰的一部分，我是自然选出来的统治者，我的权力来自于自然，你们得敬畏自然，连带着敬畏我。像中国商代，基本就是延续了这个逻辑，为什么说商人重鬼神，喜欢搞祭祀，用的青铜器都花里胡哨的，因为他们的法统就来源于这里。
◇ 图为楚考烈王墓出土的青铜礼器
正所谓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其中这个祀就是起到一个明确法统的作用，只有明确了法统，才能给这个政权合法化，让各方承认。等到周灭商，又提出一套新的法统论调，周人将法统与血统绑定，这就是宗法制。在宗法制里，你在政治上的位置是由血统决定的。你之所以是周王，是因为你是上代周王的嫡长子，你爸又是你爷爷的嫡长子。要是庶子或者非长子，那就不能继承你爸爸的位置，只能降一级，王室的出去当诸侯，诸侯家的出去当卿大夫，卿大夫家的出去当士。
◇ 图为宗法制示意图
当然，商人的传统，周人也没有完全丢掉，中国古代重视祭祀的习惯就是从商人这继承的，周王自称天子，其实就是一种法统的象征，我是代天行事，权力来自于上天。不过，周乱就乱在血统问题上，周幽王带头破坏法统，废长立幼，导致申侯引犬戎入关攻入镐京，平王被迫东迁，由此王室的影响力大幅衰微，天下大乱。
到了战国时代，各凭拳头说话，法统反而不重要。所以，就连楚国秦国这样的边缘政权都能参与到争天下的行列里。等到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的时候，法统又成了问题，秦国和周王室属于是八竿子打不着，秦王总不能腆着脸说自己是周王室嫡系，自己法统从周这来吧？那秦始皇怎么构建新的法统？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嬴政用了战国流行的“五德终始”理论，说周是火德，秦是水德，秦代周就是“水克火”，这就是周的天命转移到秦了。其次，秦始皇又提出了所谓“天子神位，天地共寿”的理念，他统一六国以后，就搞泰山封禅，刻传国玉玺等等仪式，把自己和天地神明绑在一起，神化自己的权力。
◇ 图为五德始终理论示意图
不过，在当时秦始皇拿来用的“五德始终”理论，只是各种流行学说中的一种，还不是什么绝对主流。而且在秦始皇这，比起它构建起来的行政官僚制度，法统根本谈不上系统化，就比如秦始皇他管自己叫始皇帝，结果到他儿子这，只能叫秦二世，秦往前，周天子也有称号，什么文王武王，结果到秦统一以后，把之前那一套废了，又没建立起一套新的，只能这么数数了。也许就是在这种对法统的焦虑下，加上对权力的贪恋和死亡的恐惧，秦始皇晚年才玩命寻求长生不老。
等到汉武帝时期，随着阴阳学和儒学进一步融合，五德始终说也就得到了朝廷大力背书。这一套理论起源于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他认为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构成世间万物。而王朝得以建立的基础，是上天授于其五行中一德，统治者受命于天而成为天子。而当统治者的德行衰微，无法继续统治时，便会被五行排序里代表下一德的新王朝取代。
◇ 图为五德始终理论付诸政治实践
这一套理论早在战国末年就已经广泛传播，像是秦就针对周的火德，自称水德，但是到汉的时候，究竟是继承周的火德还是延续往下，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秦暴虐无道，国祚太短，不配算进来，汉还得是继承周的火德，也有人认为汉灭秦掌握天下，应该针对秦的水德称土德。最后在武帝时期，儒生吸收了这一套阴阳家的理论，这才把五德终始说体系化，明确了汉乃是土德，以土克水，接替秦执掌天下理所应当。五德终始说相当于将统治者代天行事的法统体系化，王朝的更替可以用五德循环来解释。
到王莽时期，又将五德终始说里属性相克改为相生，以前是水克火，土克水，后来就改成了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这套五德法统，再结合从周继承来的嫡长子继承制，在中国一传就是上千年。
有了五德终始说这套理论，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法统怎么垄断，总不能今天我宣称我正统，明天又冒出一个别人宣称他是正统，今天我刚称自己土德，明天跑出来一个说是金德。所以，各个王朝都试图垄断解释权。为啥古代要尽可能拉拢读书人，这帮人有文化，能给你解释法统，也能给你推翻法统。在古代，尤其是印刷术还没成熟的时候，十里八乡没几个识字的。而那些有文化，识字的人自然在文化上是绝对的垄断，掌握着话语权，想垄断法统，必须得仰仗他们。中国历史上每次农民起义，甭管是起草檄文还是喊口号，一定要用某种手段去挑战现有的法统。比如黄巾起义里喊出的那句“苍天当死，黄天当立”，就是典型的挑战法统。而且，黄巾它本身就是一个宗教意味很重的东西，在光武帝建东汉后，认为汉应该是火德而非此前武帝认可的土德。张角以黄巾为标志，其实就是标榜，我是土德，火生土，应该由我来接替你汉室统治天下。不过张角的起义失败了，反倒是曹操的儿子曹丕，用“五德相生”这套理论改制，建立曹魏政权，还把自己的年号定为“黄初”。
◇ 图为影视剧中成吉思汗召开军事会议
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有完全不吃法统这一套的政权。那就是蒙古人，像是此前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比如鲜卑或者匈奴，他们多少都吸收了中原的法统，认为自己也是五德终始里的一员。而对蒙古人来说，你想继承大汗宝座，除了得有黄金家族血脉，你还得通过忽里勒台大会，大家选你才能当大汗。这个传统制度就给蒙古帝国的分裂埋下了伏笔。成吉思汗一死，他几个儿子就为了汗位大打出手。所以从结果上看，蒙古人也是起的快散的快，从成吉思汗崛起到几个汗国各自为战不过三代人，即使是存续时间最久的元朝，寿命也不到百年，期间还有大量的内战，尤其是两都之战，其根本就是元朝完全没有成体系的继承人制度。
除了这些成体系的法统理论，中国历史上的王朝还有一项宣示法统的手段，那就是修史。不过，秦大一统之前，还没有哪个君主拥有绝对解释历史的权力。当时人们还都信奉周礼，君臣之间权责对等，像太史这些臣，跟君都是亲戚。所以，那时候的史官可以做到秉笔直书，保持中立。齐国大臣崔杼杀齐庄公立齐景公，自己当国相掌权，太史直接写五个字，崔杼弑其君。崔杼一看就火了，给太史杀了，一连换到第四个太史，崔杼也不敢再杀了。前面讲读书人对君主有威胁，在修史这里就是一个体现。
◇ 图为影视剧中崔杼与太史形象
到了秦朝统一天下后，一个朝代必须得把前朝发生的事儿修出来，才能确立自己在文化上的法统，我取代前朝治理天下，这都是理所应当的。这其中道理很简单，这就相当于一种定性。所以，历朝历代都把修史当成一项重大工程。只不过，在唐代以前，这些官修史书都属于宫廷密档，能留下来的大部分都是私人编纂的史书。像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陈寿的《三国志》都是。当然了，这些书要是被朝廷知道了，也会收归国有。比如司马迁的《史记》原本就抄了两部，一部藏在自己家里，一部就藏在宫廷。两汉四百年间，司马迁的《史记》都是禁书，哪怕是王公贵胄想要看《史记》，那也得朝廷批准。
到了唐开始，随着造纸和印刷术的成熟，书籍可以大量传播，再加上科举制度的完善，读书人想过好日子，活得有人样，就得依附皇权。读书人自然更没有地位了，怎么写你得听皇上的，修史就越来越成了朝廷对前朝的一种法统上的确立。不仅仅是记录前朝干了什么，还得有个官方定性，这事干的好不好，这皇帝是明君圣主还是昏庸无能。这么一来，就给自己一个解释，前朝末代君主昏庸无能，或者受小人蒙蔽，我是替天行道，继承他们家的法统。
◇ 图为唐太宗画像
比如唐太宗，他就天天对修史工作指手画脚。隋炀帝得位不正，昏庸无能，导致天下大乱，大唐是顺从天意取的天下。具体到自己，就写成了我哥我弟弟天天要害我，我是被迫在玄武门反击。但这个头一开，后面就都是这样了，看二十四史，唐以前几乎全部都是个人修史，唐以后除了一部欧阳修自己搞的《新五代史》，剩下全是官修。
当然，法统这东西，日本人也讲究。最开始日本的天皇是自称天照大神的子嗣，既然天皇是神的后代，那天皇的法统就源自神权。到后面，天皇不好使了，武家抬头，也得讲“我是源氏后裔”。所谓源氏，也是天皇旁支的一条，但我就是得有高贵的血脉，这样才有权力开幕府当征夷大将军。像德川家康，松平家真往上追，其实就是三河地方上的国人众，和武田家这种地方的嫡流没法比，也就是到家康这一代人做大，成了大大名了，这才往源氏上找补。像大河剧《葵三代》里面，德川家康，德川秀忠两父子，就任征夷大将军的天皇御旨还有对朝鲜外交往来的书信里，自称都不是德川，叫“源家康，源秀忠”，我是源氏嫡流，这才配当将军。包括丰臣秀吉当关白，就是因为他泥腿子出身众人皆知，谁都糊弄不了。找足利义昭商量说给人当个儿子，丰臣秀吉和足利义昭同一年生，足利义昭还小半岁，丰臣秀吉堂堂“天下人”，上赶子给一个没权没势的流放将军当儿子。就这样，足利义昭还给拒绝了，堂堂足利氏看不上你个尾张出来的乡巴佬，最后丰臣秀吉实在没辙了，这才跑去找天皇要了个关白。
◇ 图为越南阮潢致德川家康的信
◇ 图为大河剧《秀吉》剧照，图右是竹中直人扮演的秀吉，图左为明智光秀
同样看欧洲的沙俄，沙皇就说我是第三罗马，我祖宗伊凡三世娶了拜占庭的索菲亚公主，罗曼诺夫的皇帝都有拜占庭的血统。而且拜占庭帝国的信仰是东正教，我们沙俄的国教也是东正教，沙皇是东正教的守护者。从血统到宗教，沙皇怎么说都有理。有的欧洲国家就算不从罗马这里找，也得从之前的王朝上找，比如法国，现在法兰西王国分成三大王朝，卡佩王朝，瓦卢瓦王朝，波旁王朝。其实后面俩王朝从法统上还是宣称自己为卡佩王朝的接班人，一直到路易十六，法王签全名的时候也要把卡佩这个姓氏带上。这就是一种法统的上的象征，我的权力继承自卡佩王朝，所以我理所应当应该是法兰西的国王。
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宪法概念的普及，一个政权的法统开始不再是大义或者血脉，而是转向为宪法，就算是英国这样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也是由历史性文件、议会法案、判例和政治惯例组成的“不成文宪法”压着国王。像美国这种共和制国家，每次总统宣誓，一定会说“我将行使宪法带给我的权力”。这也是我们现代人不太理解，古人为啥那么纠结于正不正统的原因。在现代人眼里，一个政权的建立应当是遵循法制与宪政。但在古代，法统还真就是绑定在血统还有一些抽象的理论上，只有这样才能为古人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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