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东京审判
1946年5月3日上午8时42分，押送日本战犯的囚车来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门口。
在《朝日新闻》记者眼里，“这群战犯就像一支匆匆送葬的队伍。”
卫勃读完开庭词，首席检察官季南开始宣读起诉书。
一个日本记者对开庭第一天曾作过比喻：“每一幕都恰似观看莎士比亚的名剧!”
就在季南宣读起诉书的时候，法庭突然出事了：坐在被告席最上面的大川周明突然照着他前面的东条英机的秃头就是一巴掌，东条故作镇静地回头朝他笑了笑。
而这之前，大川周明已经打过东条一巴掌了。
大川周明并不简单，他是日本法西斯精神鼻祖，能够阅读中文、英文、梵文、阿拉伯文、希腊文等多种语言，还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
图：大川周明
这个家伙，据说在日本投降后受了刺激。也有人说，他因为经常嫖娼，患有梅毒性脑炎。
开庭前，他的辩护律师曾请求对他做精神鉴定，但被驳回。
当庭长下令把大川周明带出法庭时，他一边挣扎一边高喊：“我要杀死东条!”
第二天，法庭准许大川周明退庭去进行精神鉴定，医学专家最后认定他患有精神病。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宣判后不到两个月，大川周明被释放。
奇怪的是，他的疯病居然好了，从此逍遥法外。据说，他在临死前向记者透露：“我是装的。”
梅汝璈对他曾这样评述道：“这是对法律正义的嘲弄。”
“东京审判”旷日持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946年1月19日成立，整整审理了近3年，到1948年11月12日，完成宣判。
回顾往昔，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深深地改变过中国的历史。
我们遍体鳞伤地坐到了审判席上，但审判对我们来说并不习惯。
因此，中国对“东京审判”的初期准备并不细致，以至于原29军副军长秦德纯在证人席上无词以对。
当法官让他举证日军暴行时，他说：“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法官让他谈具体点儿，他却又重复一遍：“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气得法官差点儿把他轰下去。
相比普通人，倒是“皇帝”溥仪表现不错，他连续8天出庭举证，将满洲的“帝王生涯”描绘得有声有色，跟猴戏一般，淡定的发挥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皇帝”毕竟没有白当！
图：东京审判中的溥仪
审判进行到后期，围绕对战犯的量刑问题，法官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远东军事法庭的11名法官中，某些人所在的国家在二次大战中没有过多遭受日军的侵略践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缺乏切肤之痛，他们因此主张对战犯从宽处理。
有的法官则由于国内刑法废除了死刑而不赞同对战犯处以死刑，还有的则以人道主义为由，反对处死罪大恶极的战犯。
梅汝璈先生用充分的证据证实了日军的暴行。
例如，光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就使用了砍头、挖心、水溺、火烧、砍四肢、割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较之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杀人的办法残酷百倍。
鉴于此，梅汝璈主张对日军首恶必须处以死刑。
在梅先生的慷慨陈词和据理力争下，11名法官就死刑问题进行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把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土肥原贤二等7名主要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在法庭最后环节的工作——判决书的书写问题上，梅汝璈再次以其凛然正气和爱国之心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和尊严。
当时，有人主张判决书统一书写,但梅汝璈认为，有关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部分，中国人受害最深，中国人最明白自己的痛苦，中国人最有发言权，因此，这一部分理当由中国人自己书写。
经过他的交涉，由这次历史性审判而形成的长达90余万字的国际刑事判决书，留下了梅汝璈代表4亿多受害中国人民写下的10多万字。
对于那场如同硝烟一般逝去的历史审判，日本国内也许有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梅汝璈先生的一段话，或许能让人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战争和历史。
他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图：1946年，东京审判法官合影 梅汝璈(前排右二)
东京审判被告最初是28人，但前外交大臣松冈洋右和前海军大将永野修身病死，大川周明装疯，所以最后接受判决的共25人。
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战犯共有7名：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
世界在变，而这些人的命运却永远搁浅，消失不见，未来将没有他们的乐章。
1948年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被绞死在东京巢鸭监狱的死刑架上。
临刑前，他们都大声高呼：“天皇万岁！”可天皇也没来看看他们，应该很扫兴吧？
估计每个人在那一瞬间都想早点儿结束。这样的结局，对这7个刽子手来说，就像《无间道》演到最后的那句台词：你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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