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一些历史学家把隋唐帝国称为“世界帝国”，意为隋唐帝国不仅统治了中国，并且还将影响力及于东亚其他区域，构建了一个以隋唐帝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
华夏本位的中国传统史学并没有接受这一观点。
传统史学家认为隋唐帝国的扩张仅及华夏及其边缘，是对秦汉帝国的直接继承而非构建一个新的“世界”。
隋唐时期的佛教雕塑
判断一个政权的行为究竟是外向的还是内向的，有一个很好的指标，那就是观察它的真正目的。一些行为，表面看是外向，但最终的落脚点是内向。
隋代时间虽然短，但在很多方面都奠定了唐代未来发展的基础，甚至有一些行为是从隋到唐一以贯之的。
例如：征伐高句丽的战争就是其中之一。
隋唐帝国的统治者前后七次，用近四十年的时间发动的这场征伐战争，被人们认为是隋唐帝国外向扩张的标志之一。
大祚荣（？-719年），本名祚荣，无姓，粟末靺鞨族人、渤海国建立者
但对外战争，其目的不一定是扩张。高句丽亡后，唐曾经建立安东都护府，但不久其控制力就宣告瓦解。原高句丽部将大祚荣建立渤海国，继承了大部分原高句丽国土，唐政府没能统治高句丽地区。
费了那么大的劲，送出了多少青年军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仅仅是渤海国表面上的“称臣”，这笔买卖真不划算。
但在隋炀帝和唐太宗心中，这笔买卖却可能是不得不做，由不得他们去追究是否划算的。
这是由隋唐政权的性质和内部形势决定，最后的战争结果也可以说基本达到了隋唐帝国的目标。
01.高句丽绝非小邦
在中国的史书里，对高句丽民族的评价不高，说这个民族“性凶急喜寇钞”、“尚气力习战斗”，似乎是一个野蛮民族。但是，高句丽这个国家的发展却并不完全吻合中国史书对它的评价。
高句丽建国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7年。这一年，西汉元帝选王昭君入宫，希律王重修了犹太第二圣殿。
高朱蒙后世追封谥号东明圣王，西汉玄菟郡高句丽县人，第一代高句骊侯
在东北亚地区，西汉政权于朝鲜半岛北部设置的四个郡对当地的统治逐渐式微。高句丽的开国君主朱蒙王在纥升骨城建立国都，正式建国。
因为朝鲜半岛及其以北地区在古代开发程度不高，无法开展大规模农耕，高句丽一直觊觎农业经济较为发达的辽东。
从立国开始，高句丽并先后与东汉、曹魏、慕容鲜卑反复争夺辽东，终于在好太王时期取得了对辽东的控制，疆域一度西达辽河一带。控制辽东后，高句丽政权改变策略，对当时中国的北魏政权称臣，双方实现了短暂的和平。
北魏时期的高句丽势力范围
在此期间，高句丽人口出现显著增长。中国史书记载，曹魏时期高句丽只有9万户，约30-50万人，但到了隋代，高句丽增加到70万户，数百万人口。
在高句丽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单一民族，而是以高句丽人为主，经过征讨、招纳、掳掠等途径，吸收融入了众多的部族。
初期即有高句丽人和扶余人的结合，后纳入沸流、盖马、沃沮、靺鞨、乌丸、鲜卑等部民众。随着战争的深入，大量汉人和百济、新罗人也成为高句丽国人。
在高句丽国内，城邑林立，地方行政十分完备。国内城池约176座，设立郡县，实行有效管理。地方行政长官称道使、太守、县令，同时兼任行政长官和军事指挥官。
隋唐时代，高句丽国常备军队约在60万左右（不包括为了应战而临时征调的民间武装）。军队驻防地叫做“山城”，大多位于交通要塞、水路要冲、构造坚固、设施完备。
军队由步兵、骑兵、水兵构成，步兵为主，骑兵为辅。武器装备也十分精良，铁制兵器为主，长短结合。
壁画中的高句丽具装骑兵
作为一个地区性的大国，高句丽有其自身的统治利益。它需要保持对周边国家的压力，以维持自身安全。
向东南，不断侵扰新罗和百济，向西则对隋保持紧张的防御态势。凭借广袤的土地和充裕的人口，高句丽渐成东北亚一霸。
隋开皇时期，经过较长时间的休养生息，全国户达到890万户，人口5000多万。也不过就是高句丽人口的十倍而已。
隋与高句丽可以用后来的宋辽来做类比，宋人口达七至八千万，辽人口仅数百万，不到宋人口的十分之一。
仅以如此小的体量，就让宋在宋辽战争中付出巨大代价，且对宋总能保持攻势，在东北亚地区称得上是“大国”。如此看来，高句丽绝对是大国了。
02.大小相交之道
高句丽形式上对北魏称臣，后来是对北周和隋称臣。但像高句丽这样的国家，已经拥有自身的核心文化圈层，并不可能全盘接受汉文化。
高句丽统治者对内是在积极消除汉文化的影响，从史书上高句丽的地名和人名就可以看出，高句丽并非汉化程度较深的国家。
高句丽势力范围
另一方面，高句丽也不得不借鉴中国的建筑、音乐、宗教，以完善其国家形态，这种矛盾和扭曲也深深影响了高句丽的国家方针。
人们看历史，容易陷入自我中心主义的窠臼，品评中原政权和相邻政权的关系，就会不自觉地以中原政权为中心，即所谓“中华中心主义”、“中华沙文主义”。
周边国家对中原帝国称臣，人们很少考察周边国家称臣的原因，似乎中原帝国就理应是全世界的主人、普天之下的共主，周边国家称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其实不然，周边国家对中原帝国的态度，完全取决于自身的统治需要。
对于高句丽来说，它的体量比不上中原帝国，并且长期以来与中原政权征战，直至夺占了原属于中原帝国的辽东地区。
高句丽要保住辽东这一块丰腴之地，就必须思考如何与中原政权相处。既然中原帝国是大国，实力雄厚，其君主又喜欢以天下共主自居，好面子胜过实际利益，与其相邻的小国就没有理由舍弃利益而顾面子，硬与中原大国对抗。
不失时机地俯首称臣，以面子换里子，其实是周边国家与大国相处的政治智慧。
高句丽王
同时，小国之间也有冲突和竞争，在多个小国的竞赛中，如果有一家率先对大国称臣，获得了大国名义上的“册封”，对于其他小国来说，就意味着被大国册封的这一家有了大国的实力做后盾，与其他独立小国相比就不一样了，也更有利于它与其他小国竞争，也能吸引更多的部族向它依附。
大国爱虚名，也并非完全没有实际意义。由于统治区域十分巨大，再先进的文化、再发达的官僚制度，也无法时刻保障对境内各地维持强有力的控制。
加强统治就必须加入一些意识形态的说教以及精神上的恐吓和激励。一个域外小国的臣服，能够对境内势力产生很好的示范作用，促使其心向中央，如果域外小国降而又叛，大国一旦出兵征讨取得胜利，又可以对境内势力产生杀鸡儆猴的震慑作用。
这两种示范和震慑的作用，支撑着统治者所鼓吹的“天命”、“天下”等意识形态理论，对大国统治者带来统治力的加持。
隋炀帝杨广（569年—618年4月11日）
所以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不存在纯粹的不可干涉的“内政”，大国册封小国，小国已经在客观上干涉了大国的内政。
大国与小国的这种互动，表面上看是外向型的政治活动，是扩张性的，但目的却是为了对内加强统治，其本质是内向型的政治活动，是一种收缩。这种情形，即使在现代，也能在一些传统性很强的国家身上看到。
由此可见，“隋唐世界帝国”的理论很值得商榷，因为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以现代世界秩序的逻辑套隋唐帝国，而忽略了秦汉帝国及其继承者施政的根本落脚点在维护和加强统治，而非构建更大维度的公共秩序。
03.冲突的起因
北周武帝建德六年（公元577年），高句丽王汤被北周册封为“辽东王”。
这一册封可以看作是高句丽的一次重大外交胜利，因为封为“辽东王”意味着即将统一天下的北周，继续承认高句丽对辽东的占有。
而且，高句丽王的新封号，并没有保留原有的“高句丽王”的封号，只称“辽东王”，在中原政权看来，高句丽王从化外蛮夷晋升至中原世界的一部分，得以正式在一块文明的区域列土封疆。
在那个还不存在国格平等的时代里，这是中原政权对高句丽国最高等级的外交承认。
然而，仅仅四年后，中原政权已经改头换面，革周为隋，高句丽再次遣使入朝，却被隋文帝改封为“高丽王”。
隋文帝杨坚（541年7月21日 -604年8月13日）
高句丽在改朝换代之后再次遣使，目的就是要确认新朝能够继承前朝的双边关系。隋文帝将其改封，实际是改变了隋与高句丽的双边关系。
从“辽东王”到“高句丽王”，高句丽又从列土封疆的一方诸侯改回了化外蛮夷，意味着隋文帝有意将两国关系降级，且不承认高句丽对辽东的合法占领。
为此，高句丽一直在开展外交斡旋，从开皇元年至开皇四年，共遣使入隋七次。
如此频繁往复，很可能是有重要事宜要跟隋朝交涉。开皇三年到四年间，隋文帝北伐突厥，消灭了投靠突厥，并与高句丽有往来的营州高保宁集团。
附近的契丹人闻风归降隋文帝。此前的外交斡旋似乎没有结果，高句丽意识到隋的重大威胁，就断绝了与隋的往来，改为向南陈称臣。
隋灭陈路线
开皇九年，隋灭陈，高句丽失去了远交近攻的盟友。高句丽王汤害怕隋挥兵北上，在边境大局屯兵。
不久，高句丽王汤去世，继位的新王元遣使入隋，竟然只获得了“袭爵辽东郡公”，连“高句丽王”的封号也没有得到。随后再次遣使入隋斡旋，隋文帝才又把“高句丽王”的封号还给了他。
开皇十八年，高句丽王元联合靺鞨等族的力量侵袭辽西地区。隋文帝发兵讨伐高句丽，但没有取得理想的战果。高句丽人见好就收，主动罢兵求和，并向隋文帝上表请罪。
在谢罪表中，元的自称是“辽东粪土臣元”，而非“高句丽臣元”，满满都是巩固辽东的心思。高句丽人的态度，隋朝人也全部都看在眼里，而高句丽与隋关系的症结所在，就是辽东。
北魏时期的高句丽势力范围
要说辽东到底归谁，是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裴矩劝说隋炀帝征高句丽，其理由是高句丽本是箕子的封地，言下之意高句丽地区应该臣服于中国。
但箕子恰好是因为不愿臣服于周，才远走辽东，周封箕子为朝鲜侯只是就坡下驴象征性的举动，箕子朝鲜是不属于中国的。
箕子最初并没有到达朝鲜半岛，只是在辽东地区，辽东就是西周时期的“朝鲜国”。后来箕子朝鲜国与燕国发生冲突，燕王发兵征讨，朝鲜侯向东南撤退，才让出了辽东。
高句丽人号称继承了箕子朝鲜，自然也有理由继承箕子朝鲜当年的辽东之地。
04.准备出击
隋文帝于开皇十八年发兵三十万讨伐高句丽。这次战争，缘起于高句丽进犯辽西，隋文帝怒发冲冠，发动战争。
然而，孙子曰“主不可怒而兴师”，怒气之下所做的决定难免冲动，没有做好准备，结果便很可能不好。隋军行军到一半，遭逢大雨，泥泞难行，根本还没与高句丽军接触，就粮草用净，狼狈退军。
文帝、炀帝征伐高句丽
另一路水军在海上遭遇暴风，又折损大半。这次失败，让隋文帝树立了慎进徐图的方针，没有再对高句丽用兵。
到了隋炀帝继位后，一改其父包容审慎的外交原则，定要平定辽东，攻灭高句丽，以此作为其文治武功的背书，实现他千古一帝的“雄才大略”。
然而，攻取辽东到底有什么作用，隋炀帝却并没有想好，他的思维仅仅停留在“胜利”、“成功”这样的空虚概念之上。其实，抛去性格问题，炀帝之所以需要对高句丽用兵，更多还是对自身权力地位层面的考虑。
文帝本有太子杨勇，后来废黜杨勇改立杨广，但并不能得到关陇集团的支持。所以，杨广才急需一场胜利来巩固自己的权力。
在炀帝一厢情愿的脑袋里，发动一场战争可以重组军事指挥系统，打乱前朝将领在军中的人际关系网络，提拔、任用一批新人。如果取得胜利，自己的功绩则转化为巩固权力的资本，在与政敌争夺支持者的竞争中占据上风。
影视剧中隋文帝形象
但是隋炀帝忽略了一个最大的前提。统治国家靠的是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要加强统治，应该做能够真正增强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事情。比如整顿内政、劝课农桑、清丈土地、抑制豪强、繁荣商业等。
外交方面，也要弭兵修好，与民休息，国家的财富才能真正增长起来。这一点，隋文帝做了一大半，国家才有了比较雄厚的家底。
但人民还远远谈不上富足，文帝为国家积累的财政力量正好可以给炀帝创造与民休息的空间，真正做到国富民丰。
可是炀帝完全认识不到这一点，自以为是、刚愎自用，一场历史悲剧就这样展开。
05.屡败屡战
大业八年，炀帝御驾亲征，调集水路大军一百一十多万人第一次东征高句丽。这场战争炀帝其实并没有准备打一场恶战，而是虚张声势，迫其投降。
所以隋军上下都没有做好充足的作战准备，麻痹轻敌的情绪弥漫全军。一百多万人的行动十分缓慢，一路上吹吹打打，锣鼓喧天，从琢郡到达辽河的千余里的路程竟用了七十余天。
孙子曰，“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隋军声势浩大，行动迟缓，反而让高句丽充分布防。到达辽河之时，高句丽军已经在对岸严阵以待。
影视剧中隋炀帝形象
隋军一边渡河，一边被高句丽军射杀，损失惨重，光渡河就用了两天。隋军大部渡河之后，又陷入高句丽山城堡垒的重重阻击中，两个多月也不能前进一步。
同时，宇文述、于仲文等率一支奇兵轻装疾进，不与高句丽防线纠缠，直接扑向高句丽都城，一般认为是今平壤。
然而，行军太急，军队行至鸭绿江，粮草就供应不上，无法继续前进了。高句丽宰相乙支文德率兵四面包抄，隋军大乱，军士争相奔逃，绝大多数人都被杀或者走失在高句丽境内。
前锋逃回来的乱兵又搅乱了主力部署，百万隋军抱头鼠窜，残兵败将狼狈逃回辽河以西。
乙支文德
大业八年第一次东征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隋军规模过大，劳师远征，后勤供应不上，极大损耗了战斗力。
御驾亲征的炀帝没有充分授权麾下将领，事事躬亲，等战报送到炀帝这里，战场形势早就瞬息万变。同时，高句丽方面依山拒河，以逸待劳，战术得当，以少胜多。
这次失败，并没有让炀帝气馁，在撤退途中，炀帝就下令来年再战。
大业九年，炀帝第二次御驾亲征。这次隋军吸取了第一次东征失败的教训，千里急行军，分三路扑向高句丽在辽东的新城和朝鲜半岛的都城。
炀帝也不再事必躬亲，而是充分授予将领临场指挥之权。在隋军的猛烈攻势下，高句丽节节败退，形势岌岌可危。
杨玄感（？~613年8月21日）
然而，就在最紧要的关头，负责督运粮草的杨玄感造反了。俗话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督运粮草的任务如此重要，交给杨玄感负责，炀帝怎么就放得下心来呢？
其实，杨玄感并非蓄谋发动叛乱。
炀帝让杨玄感督运粮草，也是为了安抚他的情绪，表示自己对他的重视，并且将杨玄感带在身边，既可以随时监视，又不给他带兵威胁自己。
如果一切顺利，炀帝的如意算盘应该还是有一定作用。不过由于连续两年发动大规模战争，军队所到之处大举征发民力以供应军需，已经引发了民变。
杨玄感看到了炀帝的统治实际上已经风雨飘摇，再加上自己掌握大量粮草，才决定举兵叛乱。
与杨玄感同谋的斛斯政叛逃高句丽，将炀帝的军事部署全部泄漏。如此，这场战争无论如何也打不下去了。
06.不撞南墙不回头
第二次东征，败于杨玄感叛乱。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东征导致了民变，杨玄感在民变四起的背景下才决心反叛隋朝。
虽然隋文帝时期高筑墙广积粮，造成了国库丰盈的局面，有足够的资本给炀帝挥霍。但国富掩盖了民穷，隋文帝的财政是建立在充分压榨民间财富潜力的基础上，整顿户口，清丈土地，全国几乎没有一个遗漏在编户齐民之外的人口，也没有一寸遗漏在皇天王土之外的土地了。
可是此时距离南北朝乱世不过三十多年，人民还没有充分恢复生产，民间的财富并不宽裕。
与高句丽骑兵（右）作战的隋军
隋炀帝发动战争，不仅仅需要从国库花钱供应军饷，还要沿途征发地方府库的粮食，甚至直接向沿途民众征收。
因为古代没有现代交通工具，后勤补给必须就近运输。农民种粮依靠天时周期，即使国家征发粮草向农民付了钱，但被征粮的农民需要维持生计、准备下一轮耕种，当他们拿着钱再去买粮的时，农民就无法用这笔钱再买回同样多的粮食。
而炀帝发动的战争动辄上百万人（包括运输辎重的民夫等）参战，所需征发的粮草数量巨大，当被征粮的农民拿着国家给的补偿款，去市面上购粮时，市场几乎无可供应了。
这些一无所有的农民走投无路，只能选择造反。
东征高句丽的军队迅速调转枪头，回师镇压杨玄感叛乱。杨玄感被灭后，过了一年，炀帝又要东征高句丽了。
高句丽具装骑兵
此时，国内形势已经风云变幻，处处都有农民起义的星火，炀帝却完全不管，一意孤行要东征。也许，在炀帝心里，他认为只要高句丽一被灭，农民起义军自然就会慑于天威，不敢再造反。
大业十年，炀帝第三次东征。然而，各地军队根本无人从命，即使被强迫拉入军中的，也在途中想方设法逃亡。这次行军士气低落，从涿郡到辽河的行军速度竟然比第一次东征还要慢，千里路程走了五个月之久。
虽然隋军根本不像能打仗的样子，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连续三年的战争也拖垮了高句丽的经济，高句丽王赶在隋军发动进攻之前向炀帝求和。
此时的炀帝终于认清了自己几斤几两，也不敢再战，给了自己一个面子，接受高句丽的求和。
隋军退走，没有能够前进辽东一步，而高句丽放低姿态，表面臣服，却依然保全了国土。谁输谁赢一目了然。
结语
隋与高句丽的矛盾，缘起于领土争端，但背后是两国统治者对内巩固权力的内在需求，辽东领土的争端被统治者当成了筹码和工具。
对于古代小国来说，领土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国家安身立命之本。
对于古代王朝来说，领土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百姓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如果能够舍弃一些利益，让周边小国更加安定，增进两国关系，弭兵修好，无疑是对国家和人民更有利的选择。
为了并不重要的蝇头小利，兵戎相向，必然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后来者不可不察。
隋没有能够完成的东征事业后来又被唐继承，虽然唐最终灭亡了高句丽，但在高句丽故土上又兴起了渤海国政权，基本继承了高句丽所有的辽东之地。
唐帝国劳师远征，即使胜利也没能获得实际的利益，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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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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