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3月14日，1917年的今天，当时位于北京的北洋政府宣布与德国正式断绝外交关系，同时宣布收回天津、汉口德租界，停付对德赔款与欠款。
在3月7日的时候，梁启超给段祺瑞的信中说，对德国“早绝一日，则德人及国内捣乱分子即少一部分活动余地”。
段祺瑞，1865年3月6日~1936年11月2日，时任北洋政府时期临时执政、国务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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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一战确实是中国争取国际地位和权益的一次机会，但是在信奉“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弱国无外交是个赤裸裸、冷冰冰的现实。
同样与欧洲战场相隔万里，日本借一战之机趁火打劫，捞足了油水，中国却连最基本的合理要求都不能得。
既然想参战，就先要“站队”，当时的中国和协约国、同盟国两方列强都称不上友好盟国，反倒是都有一本“血泪债”，选择哪一方，实际上是“押宝”哪一方会取得胜利，以便在战后能够分享一杯胜利果实。但初期袁世凯是持“谁都不得罪”的策略。
1916年袁世凯离世，段祺瑞掌权，他倾向参战。在摆平国内反对参战的势力后，3月10日、11日，北洋政府众参两院分别通过对德绝交案。湖北督军王占元3月15日收到北京的训令，立即派军警进入德租界，接管租界的警察权；汉口警察厅长周际芸被任命为德租界特别区管理局局长；3月16日，天津地方当局接管天津德租界，改为特别第一区。
外交关系虽然是断了，但国内阻碍的声音依旧很大，尤其以孙中山的国民党议员为主。就这么一来二去，直到5个月后的8月14日，中国政府才正式对德、奥宣战，距离一战结束还有1年多的时间。
但以什么样的形式参战，北洋政府却也一直没给协约国拿出可行的方案来。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派远征军前往欧洲战场是行不通的；给钱给粮也不是可行的方案。
正当“投靠”协约国无门之时，时任北洋政府交通、财政高级官员的梁士诒想到了1915年法国人送来一个“枕头”：当时协约国主要成员法国的驻华公使康悌主动找上门来，与北洋政府秘密谈判中国劳工招募事宜。
梁士诒认为：“中国财力兵备，不足以遣兵赴欧，如以工代兵,则中国可省海陆运输饷械之巨额费用，而参战工人反得列国所给工资，中国政府不费分文，可获战胜后之种种权利。”
梁士诒，1869年~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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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5月14日，法方由康悌全权担保，“农学技师”陶履德签字，中方则由惠民公司经理梁汝成签字，正式订立招工合同。三个月后，第一批约一千名中国劳工到达法国马赛港，法国当地报纸这样描述：“这些华工是通过仔细挑选而招来法国。他们大部分来自中国的北方。他们比安南人更加能忍受我们国家的气候。另外，医疗体检报告结果认为绝大部分的华工身体健壮，这对我们国家继续在那儿招工是一个好消息。”言语之中对华工的到来充满了期待。
被招募的中国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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