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七十五岁上去世。时至今日，我依然常常想起他老人家。
以今日的平均寿命来看，七十五岁不能算老。
所以我们做子女的，即使最后两年经常陪着父亲挂急诊、进加护病房，仍然存着乐观的心态。
想要等父亲体力稍加恢复，就安排他去大陆老家探亲，或者安排上海的亲人来台湾相聚。
可惜，父亲还是提早一步离我们走了。
这时想起“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只觉得惭愧与无奈！
哥哥是长子，依照传统的习俗为父亲做七。家人团聚祈祷，感觉父亲的身体远离我们，精神反而更亲近了。
从父亲在医院中昏迷不醒两个星期，最后急救无效由医生宣告死亡那一刻起，我心中的情绪十分模糊，悲伤中带着平静，疑惑与信念忽隐忽现。
一方面好像很难接受父亲过世这个残酷事实，同时又为父亲的解脱痛苦觉得安慰。
那一个多月时间，即使想到父亲，我也不曾痛哭。然而，回家探望母亲时，面对父亲的遗像，总是忍不住红了眼眶……
我想起父亲生平的点点滴滴，越想越是敬爱之情洋溢心中。
父亲是上海徐汇中学的毕业生，二十一岁考取财政部所属的海关灯塔部门，来台之后，就担任灯塔管理员的工作，三十多年间走遍了台湾的每一座灯塔。
灯塔的工作并不繁重，主要是由同仁轮流排班守夜，维持灯塔夜间照明的任务。
父亲是主任，另外增加一些文书报告的业务。
但是，这项职务除了每年两次轮调外岛（如基隆外海的澎佳屿）之外，待遇非常微薄，不足以养活七个子女。
我的父母亲自豪的事之一，就是让这些子女念公私立大专，高国中直至幼儿园，都不曾向人借过钱。
那么这些学杂费与生活费，是如何支应的？
除了省吃俭用之外，父母亲想尽办法生财。
方法包括养猪、养鸡、养鸭、养鹅，向人借田借牛种地瓜，以及合伙经营瓦窑及制面条，等等。
父亲的英文及法文都不错，打字又快又好，有一阵子他为杨梅教区的甘主教打信封名条，以此赚取一些工资。
父母亲那时自然也为金钱烦恼，但是他们从来不曾失去信心与希望。
然而，生活上的压力却越来越大：母亲积劳成疾，在五十岁时因脊椎病痛而动手术，结果不甚失败，自此无法行走。
母亲瘫痪之后，父亲只要不出差就亲自照顾，后来更提前八年退休，在家全力照顾。
二十年之间，父亲为了照顾母亲所耗的心血，是无法想象的，但是我们从来不曾听过父亲一句抱怨的话。
父亲常常五点起床，为母亲翻身之后，就走路去教堂。
回来的路上顺便买些菜，盘算今天有几人吃饭，包括明天孙辈的便当等。他在照顾母亲时，也尽力照顾了孙辈。
我这些日子想念父亲时，常为一件事自责，就是没有促成他去欧洲玩。
表面上，我们认为父亲为了照顾母亲，既无法分身出国，也不愿一人独游。
事实上，还是我们子女不够体贴，没有想办法让父母亲一同出国去玩。
我的意思是：父亲在中学时代就能以法文自由与人交谈，可以想见，他对欧洲文化是心存向往的。
但是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从来不知道表达自己的愿望，或争取自己福利，却总是默默付出与尽责。
大姐说，她不论帮父亲任何一点小忙，父亲都会说谢谢，实在令她觉得不安。
身为父亲，他从不教训子女，说子女应该如何如何。他总是以自己的行动，期待子女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兄弟姊妹七人都说：“这样的爸爸，去哪里找？”
父亲走了，母亲伤心欲绝。我们安慰母亲时，说了许多话，最后大家觉得最真诚也最有效的一句话是：“我们会努力像爸爸那样的照顾您！”
母亲听了安静下来，心里想的究竟是“你们可能做得到吗”，还是“好吧，给你们机会试试”呢？
这就要看我们做子女的表现了。
愿父亲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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