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罗建颖
2019年9月，笔者曾在《西部区域竞争格局与宁夏的战略选择》一文中，从区域竞争角度分析了宁夏面临的挑战和突围之策。两年多过去了，宁夏发展的内外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比如，中央出台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中央和地方都启动编制了“十四五”规划，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等等，一系列外部环境的显著变化和宏观政策的调整，对包括宁夏在内的西部省区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就个人观察，当前区域发展“东强西弱”“南升北降”的趋势明显且逐渐呈固化态势，西部地区转型发展的困难、压力和挑战空前巨大，实现“弯道超车”的难度也在持续加大。但由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入深度调整期，产业链区域化、分散化、本土化成为趋势，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和成本优势进一步凸显。
同时，数字经济对产业链的全面渗透、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高铁红利的普适化、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建设、消费模式加快转型等，都对区域发展和竞争格局带来深刻影响，西部区域竞争格局正在经历新一轮分化和洗牌，内陆地区“弯道超车”的机会窗口仍然存在，传统区域发展格局仍存在变数。
如何从大变局和不确定性中把握有利的趋势和利好，把宁夏独特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加快转化为后发优势，是一个需要精心谋篇布局和深度战略策划的大课题。
对宁夏而言，能否抓住新一轮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调整和国家战略布局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能否于变局中开新局、于危机中育新机，在转型跨越中后发先至，需要更加开放的视野、更加超前的眼光、更加精准的谋划和破旧立新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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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应精准实施区域竞争战略，主动塑造区域发展新格局
方向至关重要，战略决定成败。正确的路径选择可以事半功倍，达到出奇制胜、后发先至的效果。对欠发达地区来说，选择一个适合区域特点的务实发展战略，尤为重要——落后地区实现跨越发展既有一般规律，也有其特殊规律。只要具备一定的时空条件，辅之以恰当的战略谋划和路径选择，完全有可能超越现有的发展阶段。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落后地区后发赶超的实践经验，无非是三条路径：
一是弯道超车。这种模式依然是在传统的轨道上追赶，主要借助产业迭代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机遇，抢先一步把握时机，利用在某些领域的特色和优势后来居上，一举实现反超。典型例子是，湖南省发展重型工程机械制造产业，通过抢先布局技术储备和启动研发投入，利用新旧动能转换的时间差，率先实现了从自动化向智能化制造的迭代更新，打造出以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造为代表的“湘军”智造业集群。长沙打造以湖南卫视、芒果TV为代表的广电文娱产业，也是抢先抓住了文娱产业升级换代的时机，引领带动文旅、电竞、影视、娱乐产业迈向高端化，成为弯道超车的经典案例。
二是换道超车。所谓“换道”，就是摒弃了传统发展业态和原有动能模式，通过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聚集起新的发展势能。这种模式的缺陷在于，由于在短期内传统发展模式和原有增长动能很难被摒弃，换档到新动能上付出的代价又太大，承受的经济风险较大，很难在较短时期内形成数量规模和竞争优势。但也不乏成功的案例，贵州省采取这种模式，抓住高铁时代、数字经济和文化旅游大转型的历史机遇，以大数据赋能传统产业，以增量激活存量，跨越传统工业化阶段，昔日“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穷山恶水，摇身一变成了都市人追捧的“香饽饽”。这种“反弹琵琶”、“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成功案例，还有宁夏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和陕西袁家村。
三是借道超车。就是抓住国内大循环和区域开放合作的机遇，既挖掘资源潜力发挥比较优势，又巧妙利用外部资源外部市场，通过内引外联、借船出海，实现里外夹击、双轮驱动、两条腿走路。重庆被认为是成功案例之一，一边借助中国—东盟开放合作和“一带一路”、陆海新通道等开放合作平台，一边凭借长江“黄金水道”，发挥沿江优势，依托国家级新区“两江新区”，打通大动脉、建设保税区、全员大招商，把跨国企业移动终端产业“南下计划”硬生生变成了“西进运动”，一度把全球40%的笔记本电脑生产揽入怀中，成功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牢牢占据了西部先进制造业之都的地位。与此同时，成都则承接了全球70%的ipad，河南则通过富士康快速实现了对全球移动终端制造的产业链深度介入，并在一夜之间将河南的进出口规模提升了多个档次，并为其它外向型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流支撑。这些都是开放合作、借船出海的经典案例。
当然，弯道、换道、借道，只是特定条件下的某种路径选择和发展模式，三者并不排斥，且在区域转型发展中常常交替使用，互为补充，没有哪种模式和路径是一成不变的。
具体到宁夏的区域战略和路径选择，笔者认为，当前西部地区已整体进入了数字化、高铁经济、都市圈和文化旅游转型发展的新阶段，区域发展格局仍在重组和洗牌中，宁夏转型发展面临的挑战在增多，但仍面临诸多难得机遇，宁夏与其被动拖入这场时代大变局，不如顺势而为、主动求变，系统谋划区域竞争战略，主动融入并积极塑造区域发展新格局。
这就要求宁夏围绕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主动融入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坚决实施区域开放带动战略，以培育开放型经济主体、营造开放型经济环境为重点，以深化区域务实合作为抓手，主动拥抱数字化、加快建设都市圈、拓展对外大通道、打造开放新高地，以对外开放倒逼新旧动能转换和营商环境改善，在“弯道超车”、“换道超车”和“借道超车”的灵活应用中加快转型升级，实现后发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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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短板弱项，像抓生态保护建设一样抓优化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成为新一轮区域竞争的主战场，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区域经济竞争的本质正越来越表现为营商环境的竞争。这些年，宁夏营商环境总体改善较大，但与东中部地区的差距仍然较大。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在全国291个城市营商硬环境评价排名中，银川市、石嘴山市、吴忠市、中卫市、固原市分别列第146、193、262、263、278名，在城市营商软环境评价排名中分别列第87、165、187、251、289名。新华每日电讯报社与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20年中国特色营商环境指数》报告显示，银川市在全国27个省会城市中，营商环境指数综合评分倒数第二，略高于拉萨市。从评价指标看，宁夏营商环境存在的差距是全方位的，营商软硬环境的短板都很明显。
具体来讲，当前宁夏在营商环境建设中，尤其需要注意防止以下四种倾向：
一是防止营商环境政策部门化、碎片化。与东中部地区相比，宁夏对外开放层次不高、开放度低、外向型市场主体少、对外交流合作少，导致营商环境建设缺乏外部倒逼压力，主动优化改善营商环境的内在动力不足。
这样一来，在提升营商环境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政策碎片化、改革部门化、责任处室化等现象，优化营商环境的目标导向也不够清晰，问题导向不够突出，思想观念、政务诚信、融资信贷、数字治理、政商关系、执法监管等领域的一些断点、堵点、瘀点还没有打通，以至于形成一些营商环境中的“中梗阻”和“断头路”。
在新的时代背景和竞争态势下，优化营商环境，必须聚焦短板弱项，紧盯断点、堵点、瘀点，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推动政策衔接配套，消除“中梗阻”、打通“断头路”，避免不必要的政策内耗和效力抵消，最大限度发挥各部门改革的叠加效应。
二是防止把营商环境的内涵和外延矮化、窄化。与全国很多地区和城市类似，在实际工作中，宁夏一些干部习惯于把优化营商环境等同于行政审批制度和“放管服”改革，这无疑矮化窄化了营商环境的内涵和外延，而这种认识上的“短半截”容易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使得抓营商环境缺乏系统思维和整体观念。
其实，营商环境的包容度和弹性很强，创新性内容和环节很多，各要素和环节的关联度、交互性很强，构成了彼此影响、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优化营商环境重在生态系统再造，除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之外，还包括地域文化、创新生态、经济外向度、法治环境、政商关系、市场发育程度、劳动力质量、城市形象和文化包容度等要素，这些软环境与硬环境共同构成一个地方良好的营商环境。
所以，决不能把优化营商环境当作一般性工作，必须以战略眼光、系统思维、整体观念看待营商环境，从全局高度推进营商环境建设。
三是防止优化营商环境中的口号化、标语化。优化营商环境多为“潜绩”，往往短期内很难出成绩，在现实中，各地各部门都认为营商环境重要，都在高调宣传造势，纷纷提出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许多开发区都在宣传“政策最优、手续最简、环节最少、成本最低、服务最好、效率最高”，有的提出“最多跑一次”“一条龙服务”“全程代办”，甚至把追求“不见面率”作为政绩。但由于缺乏统一评价标准，很难定量定性什么是“一流”，什么才算最优、最简、最少、最好，由于目标过于笼统，实际上落实起来很难，到具体操作层面极易蹈空踩虚，流于形式，最后变成了政治口号和宣传标语。
对于宁夏而言，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可以考虑在充分吸取国内外一些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细化实化考核项目和评价标准，尽可能做到具体化、指标化、可量化，把任务落实落细落小，防止脱离实际搞上下一般粗、整齐划一，避免引发新的形式主义。
四是防止营商环境整治中的“运动式”、“一刀切”。营商环境，关键是政策要稳定透明可持续，营造亲商、富商、安商环境。对包括宁夏在内的西部欠发达地区来说，当前营商环境最大短板仍在思想观念上。总体而言，北方地区干部群众思想观念受市场化洗礼不够，受计划经济和管制思维影响更深，官本位和特权思想残留较深，一些地方和部门在优化营商环境中仍存在运动式整治、“一刀切”执法，重事后惩处、轻事前事中监管，落实惠企政策习惯大水漫灌、缺少精准滴管等倾向。比如，一些地方为迎接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一到冬季就对“两高”企业停产、限产；有的园区在“散乱污”企业整治中，一律先关停、再整治，导致市场主体缺乏稳定预期。
就像前面所言，营商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需要长期涵养、悉心培育，不可能立竿见影、药到病除。对于包括宁夏在内的西部内陆地区来说，更需要像小流域治理和生态建设一样，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久久为功、绵绵用力。
3
把数智经济作为“一号工程”来抓，全力推进产业数智化、数智产业化
当前，数字技术已经成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基础架构和托底性技术，成为开展一切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和创新活动的前提，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已经成为区域和城市经济发展中最基础的选择。
不过，仅仅将数字经济当作信息技术、某项产业来看，这是不完整的，甚至是错误的。当今时代，如果一个区域和城市的数字经济落后了，各类经济活动和创新活动就难以开展，经济在其它方面就必然落后。
而且，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已经成为新趋势，数字化已升级为数智化，抢占数智化经济制高点，就能抢占其它方面的制高点。
对西部欠发达地区来说，数智经济还能有效打破地理区位、自然条件和发展基础，重构区域经济体系、重塑区域竞争格局，帮助后发地区强化比较优势、加快资源转化。
当前，包括宁夏在内的西部各省，都在卯足马力推进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宁夏数字经济有一定基础，银川智慧城市、中卫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是典型代表，尤其是中卫，不但挂牌成立了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近日又获批国家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中心枢纽节点，云天产业对全市GDP增长贡献率达到33%。在此基础上，建议借鉴河北省的做法，成立自治区数智经济委员会，把数智经济作为自治区“一号工程”来抓，加快组建大数据发展局和数字经济研究院，强化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协同发展，打造西部数字经济发展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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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强省会”战略不动摇，集中资源力量做强做优银川都市圈
“强省会”战略是内陆省区缩小与东部沿海发展差距的必然选择，安徽、四川、陕西、湖北近年的快速发展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强省会”战略有关。2020年银川的首位度达到62%，位居全国省会城市之首，但考虑到宁夏区域经济的特殊性，这种“一城独大”有其合理性，甚至可以说有其必然性，而且，如果放在全国整体性的城市经济格局来看，甚至是放在西部地区的城市竞争格局来看，银川在省域内的高首位度依然无法掩盖其在西部和全国城市格局中规模偏小、品牌较弱、产业话语权较低等“尴尬”，这种高首位度背后，恰恰说明宁夏在加强省会城市建设和区域均衡发展两个方面都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对宁夏来说，做强做优银川都市圈是推进银川和宁夏跨越追赶的必然选择。但目前宁夏在实施“强省会”战略上，还面临不少体制掣肘和瓶颈制约，亦需要尽快做出相关的战略安排。
一是对标城市选择要更加合理和更有针对性。2019年，银川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GDP、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分别占全省的62.1%、50.6%、47.6%、67.9%。一般来说，对欠发达地区来说，省会城市首位度高并非坏事，省会城市发展动力不足，将会加快全省人口向其他省份外流。但首位度过高，也意味着未来城市提升的空间变小了。
如此之高的首位度，意味着银川在省内没有竞争对手，必须眼光向外，主动扩大开放、积极对标先进，在竞争合作中提升城市发展空间。只有对标先进，才能看到差距，才有迎头追赶的目标和动力。
但选择哪座城市对标很重要，既不能与对方差距过大，也不能实力过于接近，最好是城市规模、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发展类型相近的城市，既能比出差距，也能比出信心、激发动力，如上海对标香港、新加坡，合肥对标上海，西安对标成都。
建议在文化旅游方面，银川可对标成都、西安，数字治理方面可对标杭州、贵阳，先进装备制造方面可对标合肥、长沙、佛山。在对标内容上，定性定量相结合，将城市发展的核心指标、关键参数纳入对标体系，合理确定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加强动态分析和跟踪研判，针对城市短板和差距，针对性补强提升，每年突破1-2个指标，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推动城市转型发展从量变到质变。
二是城市发展战略要有接续性。2003年实施“大银川”战略后，银川经历了快速扩张，2011年南延、北拓、东进后，重点打造阅海湾中央商务区、新街区、滨河新区，2017年启动银川都市圈建设，打造三市一地1小时通勤圈。
建设银川都市圈符合西部地区“强省会”的战略定位，符合大中小城市群组团发展的趋势。应该说，在建设现代化都市方面，银川市不乏创意和思路，有的还很超前，如打造“黄河金岸”、“智慧银川”、“丝路明珠·魅力银川”这些策划都不错。但截至目前，银川都市圈的辐射带动效应尚未充分显现。
究其原因，至少在三个方面依然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首先是城市区位劣势明显，产业层次较低，产业规模和人口消费难以支撑都市圈紧凑发展，城市集聚效应难以凸显；其次是开放水平不高，要素市场不活跃，市场竞争不充分，借助市场化运作和对外合作吸引投资、配置资源、集聚要素的能力偏弱，缺乏产业运营、资本运作、市场营销、跨境贸易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和管理团队；最后是城市定位不够清晰，实施区域竞争战略不够坚决，城市发展战略缺乏接续性。
基于此，加快培养和引进熟悉市场化运营的专业人才和管理团队，提高开放合作和市场运营水平，加快营造开放型经济环境，是银川市亟需补齐的短板。
三是更加注重打造投资软环境。银川都市圈建设发展的重点和难点，是如何突破瓶颈制约，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人口集聚度，尽快跨进300万人口级城市行列。提升产业和人口集聚，短期靠招商引资和城镇化扩张，但目前这两方面动力都在持续减弱。长远看，都市圈发展还要靠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搞好了，不仅能防止人才外流，还会吸引东部人才和劳动力回流，反过来刺激产业集聚和三产发展。杭州过去5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长55万，西安过去10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长45万，表面上看是“户籍新政”所致，实际上是投资软硬环境持续改善带来城市吸引力上升。因此，营商环境比招商引资更具根本性和紧迫性。“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营商环境必须“修偃清淤、放水养鱼”，为民营经济和中小微企业营造开放公平的竞争环境，激发都市圈创新创业的活水源泉。
四是更加重视城市公关策划和品牌营销。当今城市间竞争日益表现为包括软环境在内的综合环境的比拼，尤其是软环境的竞争，这就需要借助互联网思维、市场营销理念和公关策划手段，塑造城市品牌、提升城市形象。成都早在2003年就制定了“西部之心、休闲之都”的城市战略定位，西安2004年起就已策划打造“长安忆、大唐魂”的城市形象策划，而且随着时代背景和竞争环境的变化，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不断进行调整优化，十几年磨一剑才有今日成就。成都李子柒、四川理塘丁真、中卫66号公路、菏泽曹县等，不管开始的故事是如何发生的，但后来的故事都明显带有策划的痕迹，这些也都可谓是城市策划营销的典型案例和成功案例。
规划固然重要，但从区域竞争角度讲，谋划、策划更重要。对于银川而言，也需要深度挖掘提炼城市的精神气质和独有性格，围绕城市战略定位，深化与新型智库和新媒体战略合作，精心策划设计，培育营销热点，量身定制打造城市品牌，借助网络平台提升城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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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大平台”为抓手，加快推进资源整合、要素集聚和动能转换
平台是资源整合、信息共享、价值交换的媒介，也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手段。实践证明，平台能够吸引优质企业、集聚优势资源、吸引优秀人才。多层次、多功能的平台，能够为区域发展赋能，加快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当前，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依托的平台有4类：国家级战略平台、区域性开放平台、地方性功能平台、科技创新平台。这也是宁夏需要用好的四个平台。
一是用好国家级战略平台。国家战略规划和平台背后体现的是国家战略意图，在所有平台中居于核心与引领地位，具有重大政策牵引和投资导向作用，能够为区域发展赋能。
当前，宁夏拥有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国家战略规划和平台，同时还拥有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和工业城市更新改造、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等战略机遇，以及黄河“几”字湾城市群等区域合作平台。能否积极对接争取这些战略和平台所赋予的机遇，用好用足这些国家层级战略平台所赋予的利好政策，有效撬动国家投资和政策倾斜，对宁夏长远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统筹好国家意图与区域目标，借助国家级战略平台高水平搭载区域目标，放大国家战略的辐射带动引领作用，实现借势借力发展。
比如，宁夏率先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要善于借助先行区这个“金字招牌”，抢抓国家战略规划和平台的多重政策叠加机遇，争取更多国家级平台载体和改革试点落户宁夏。
此外，还要善于借助各类国家级展会活动和宣传推介平台，扩大宁夏知名度影响力。
二是用活对外开放平台。宁夏“两头在外”，必须主动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用好用足区内区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以更高水平开放推动更高质量发展。
当前，宁夏已拥有中阿博览会、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银川综保区、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中国（银川）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国际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等对外开放平台，在区域性航空枢纽、中欧货运班列、跨境电商和国际卡车班列等方面也在积极探索，积极争取在宁夏设立自贸区。这些都是宁夏需要重点关注和综合利用的难得的战略平台。
当前，区位劣势、思想观念、人才瓶颈是严重制约宁夏对外开放的三大突出短板。这三大短板又相互制约、彼此影响，共同造就并持续固化着宁夏的发展惯性和路径依赖。
笔者以为，宁夏地处西部内陆地区，要想打破区位劣势，必须转换思路，甚至剑走偏锋。从根上讲，宁夏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创新版图和经济格局的系统重构的机遇窗口，在加速传统产业向数字经济跃迁中实现“弯道超车”，而且，无论是从理论上来看还是从实践上来看，宁夏都存在这个可能性。数字经济自身具有分布式存储和去中心化的特征，可以打破传统的要素空间组织形态，重构新的区域产业分工和空间发展格局。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区域竞争新的制高点，也成为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的关键突破口，宁夏拥有中卫西部云计算基地，这是一个撬动开放的重要杠杆。
破解思想观念问题，首先要打破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坚决告别无序扩张“摊大饼”、“以地生财”、大拆大建、盲目投资等粗放发展模式，加快从“经营城市”转向“精明增长”，精准定位、紧密规划、精细管理、精打细算，实现集约、包容、紧凑、协调、可持续发展。
解决人才瓶颈问题，首先应从深化选人用人体制机制入手，坚决摒弃官本位思想，打破论资排辈、隐性台阶、部门壁垒，打破选人用人行政化、机关化倾向，借鉴国际通行的职业塑造成熟模式，引入人才竞争机制，形成优秀年轻干部不断涌现的局面。依托产业园区、开放平台、创新载体，加大招才引智力度和专业化力量建设，优先解决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中阿博览会、银川综保区、国际公铁物流港、河东国际航空港、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开放平台的专业化运营和人才团队建设问题，允许银川市在创新人才评价激励机制上先行先试，量身打造人才“小高地”、创新“小环境”，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
三是用足产业功能平台。国家战略不可能自动带来“真金白银”，必须借助各种功能平台、承载平台实现价值转换。两江新区、天府新区、贵安新区、西咸新区、湘江新区等功能平台已成为引领区域发展的引擎和发动机。宁夏拥有“国字号”的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经开区、高新区、综保区，以及苏银产业园、中关村“双创园”等东西合作产业园区。但总体而言，各项产业功能平台对转型升级的支撑引领能力不强，究其原因，主要是各产业功能平台布局分散、定位不准、发展粗放，平台撬动投资、整合资源、集聚要素的能力较弱，各平台围绕招商引资的同质化竞争，一定程度限制了差异化功能发挥。
其次是对产业平台差异化功能挖掘不充分，比如，国家赋予宁夏的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海关特殊监管、跨境电商贸易、区域性航空枢纽、铁路口岸、东西科技合作、闽宁对口协作等特殊政策优势，但对这些平台和政策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并充分利用，特殊政策的叠加效应没有发挥出来，各平台基本上各自为战，一些政策资源和差异化功能仍在深度沉睡中。
破解这个问题，首先立足发挥平台差异化功能优势，加强精准化、差异化政策支持，引导各平台充分挖掘并用好用足国家赋予的政策资源和差异化功能；其次是强化功能整合和政策集成，推动各功能平台联动发展，发挥经开区、高新区、综保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政策叠加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和错位发展，防止同质竞争；三是借助东西合作共建园区的平台优势，引进东部先进招商理念、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激发开发区发展活力。
四是用优科技创新平台。宁夏并不乏科技创新平台，如科技部东西部科技合作长效机制、银川高新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中关村银川“双创园”、国家（中卫）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暨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宁夏中卫）国家枢纽节点城市，以及新材料、新能源、葡萄酒、枸杞等协同创新中心和新型研发机构等。
创新平台要转化为发展优势，关起门单打独斗不行，必须坚持扩大开放、内引外联、深化合作，以市场需求和产业转型为牵引，以东西部科技合作为平台，以产业项目为载体，以人才合作培养为重点，以服务九大产业发展为主攻方向，精准对接东部优质科技资源，建立协同创新共同体。另外就是，依托宁夏优势特色产业，合作共建东西科技产业园区、研发中心、成果交易中心、离岸孵化器，积极承接东部产业和技术转移，助推国家高新区和各类创新平台提档升级，打造一批以工业园区和重点企业为支撑的创新“小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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