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僧西来，游子东渡——在澳门重读近代史

文/蔡朝阳

在澳门，大三巴，出博物馆，阶梯往下，游人如织之处，立着一个塑像。塑像着中国明朝服装，握毛笔，执书一卷，满脸络腮胡子。边上有注释：利玛窦。

利玛窦，这个在中国鼎鼎有名的洋人，1582年来到澳门。这一时间，距离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已经过去30年，圣保禄公学也已经于1565年开始教学。这个公学，便是圣保禄学院的前身，也是“大三巴”成为著名遗址之前的那个建筑。

利玛窦的到来，许倬云把这个看做中西思想的非常重要的一次交汇，事实上也确实带来了很多的变革。利玛窦自己看重的记忆之术并没有受到中国士人的推崇，但阴差阳错的一些事件，却最终推动了万历年间科学技术的发展。包括《几何原本》的翻译。事实上翻译《几何原本》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现在数学的体系，而是为了观测天空，以及校准历法。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起点，恰好在于澳门。利玛窦利用其高超的学习能力，在几个月内，就已经粗通中文，为他进入中国腹地准备了主观条件。

事实上，这一时期中国人的心态颇为开放，除了著名的徐光启之外，还有同为世家子弟出身的李之藻和瞿汝夔，他们在天文，地理，历法上，深受影响。这些影响除了《几何原本》和《万国舆图》之外，甚至包括大炮铸造技术。所谓《万国舆图》，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世界地图。中国人看到的第一种较为精确标准的世界地图，就是由利玛窦所带来的。这个地图，深深震撼了高官之子瞿汝夔。

历史记载，明军在1500年代就已经开始使用佛郎机大炮，此后又从葡萄牙人那里学会铸造红衣大炮，这个制炮厂就在澳门。因而努尔哈赤初兴，来犯辽东，还是吃了袁崇焕的大亏，因为袁崇焕有大炮11尊之多。

如今有一座大三巴矗立在澳门，这恰恰是当时东亚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大学的遗址。圣保禄学院几经火灾，如今只留下一堵照壁，成为澳门的地标性建筑，游人来来往往，却不知道照壁之下，那位着中国明朝衣冠的大胡子洋人，究竟是何来头。

时间回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正式宣告，中西方的陆上贸易之路中断，丝绸之路成为绝响。而恰恰这个时间，地圆学说开始流行，而此前一个多世纪，《马可波罗行记》风靡欧洲，人们在想象中构建了对东方的神话与认识。

就这样，出于对财富的向往，对香料的贪婪，以及对于信仰的坚定，一波波海洋民族从各个方向向东方进发。包括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

在葡萄牙，最早与中国接触的是欧纬治和佩雷斯特罗，他们分别在1513年和1515年乘坐马来人的船只，来到广州附近，将船停泊在Tamao（此地也称为贸易岛），在那里进行了利润丰厚的贸易。

据记载，在他们带回马六甲的重要货物中，主要是名贵的中国货物，包括素丝、塔夫绸、绸缎、麝香、珍珠和瓷器。而葡萄牙人没有预料到的是，这样一场贸易的获利远超他们的预期：近乎为成本的20倍！这样，他们日益向东方进发。

利玛窦最终得以进京，并最终死于北京，皇帝御赐准予埋骨北京。尽管利玛窦进了北京，但他事实上没有见到万历皇帝本人，他对着朝廷上的一张空置的龙椅，行了觐见之礼。这个时候，万历皇帝不见朝臣已经很多年。

饶是如此，不管利玛窦最终的目的如何，他还是以一己之力擘开了暗夜帝国的重幕一角，透进了些许光亮。在这个地理大发现带来的不可逆转的全球化之中，实行朝贡体系和闭国锁国政策，明清两朝，仍是不能自外于世界潮流。

接下去，要到200年之后，我们今天的另一个主角容闳才会登上历史舞台，而另一个改变历史的人物孙中山又比容闳小40岁左右。

容闳和李鸿章都是1820年代的人，只是李鸿章地处内陆，他毫无选择只有走科举之路，未能博得功名，转投曾国藩麾下，因太平天国之乱而招募淮军，从此成为封疆大吏，国之重臣。

容闳有所不同，他出生在今珠海一个贫穷的家庭，离澳门仅有咫尺之隔，他们一直有“下南洋”谋生的传统，对“洋鬼子”也是见怪不怪。这就是容闳会去念一个教会学校的诸多原因之一。

容闳和李鸿章各自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行，直到容闳学成归国，才得以跟已经成为国家重臣的李鸿章有所连接。

道光十五年（1835年），七岁的容闳跟随父亲前往澳门，并入读当时仍附设于伦敦妇女会女校之马礼逊纪念学校（MorrisonSchool），由独立宣教士郭士立（原属荷兰传道会）之夫人负责教导。

道光十九年（1839年）中英交恶，郭夫人因此离开澳门，但容闳仍于马礼逊纪念学校就读。同年美国教育家勃朗（Rev.Samuel Robbins Brown）牧师抵达澳门，马礼逊纪念学校正式独立。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由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故马礼逊纪念学校迁往香港，容闳亦随之迁往香港继续学业。之后赴美，最终于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容闳是第一个在外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在容闳和孙中山之间，还有一个澳门人，名叫郑观应，这些人物，以澳门为核心，建立起了彼此思想的关联。

生于1842年的郑观应，在近代启蒙史上也鼎鼎大名。如今澳门的郑家大屋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单位，郑观应正是在这里，完成了他的皇皇巨著《盛世危言》，提出救亡图存的主张。那天下午，我迈着疲惫的步伐，走进这座历史悠久的豪宅，就像走进了近代史的深处。

郑家大屋门口有两棵大树，并排而立，树高参天，都有上百年历史，一棵是莲雾，一棵是桑树。我很感慨。桑树这一树种，由北向南中华大地上都有栽种，而莲雾则是热带植物，在广东才有所见，在这里平行而立，一点也没有违和感。

青年时代的孙文，深受郑观应《盛世危言》一书的影响。1883年，17岁的孙文自檀香山归国，同年前往香港读书。孙文在香港学医5年，受郑观应的思想影响不少。1892年春，郑观应在澳门编成五卷本《盛世危言》，孙文其时写的《农功》一文，经郑观应润饰而收入书中。

1892年，孙文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同年9月，26岁的孙文来到澳门镜湖医院，出任新设的西医局首任义务医师，成为澳门的第一位华人西医。可惜的是，孙文因为施行西医，医道高明而又爱护病患，而遭到澳门中医界的驱逐。他决定抛弃“医人生涯”，进行“医国事业”。后来的事情，我们也都知道了。

容闳1854年学成归国，一路在国内奔波谋食。日后帮办江南制造总局，与曾国藩、张之洞多有接触。其中最著名的事件，当属“幼童留美”。

同治九年（1870年），在容闳的运作下，派留学生一事，终获得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批准。同治十年（1871年8月）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由陈兰彬任出洋局委员、容闳为副委员。陈兰彬负责留学学生在美期间的中文学习，容闳则负责孩子们在美国的教育，直至同治二十年（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学生为止。容闳在沪、粤、港共招生120名，从同治十年至十三年4年间，每年派出30名赴美留学。

这批留美生中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30人，其中工矿负责人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从事教育事业者5人，其中清华大学校长1人、北洋大学校长1人；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者12人，外交部部长1人、副部长1人，驻外大使1人，总理1人；从事商业者7人；进入海军者20人，其中14人为海军将领。

总之，除早亡、留美不归和埋没故里者外，大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如今，容闳当年捐资创办的“甄贤学校”，已经成为容闳纪念馆，容闳被称为“留学生之父”。而我觉得，这个称号，远不足以概括容闳的贡献。

澳门弹丸之地，如今以博彩业闻名于世，但在近代，却是思想激荡之地。澳门同胞不可妄自菲薄，大陆游客也不可随意轻慢。

我们来到澳门，第一顿午餐，我特意要求去葡萄牙风味餐厅就餐，并且，点名要一样主菜，叫做“葡国鸡”。

葡国鸡，据说是澳门的代表菜之一。它是葡国人从非洲及印度食品中学到的，将整鸡、土豆、洋葱、鸡蛋，配以胡椒粉、咖喱制作而成的一道菜肴。但有意思的是，葡萄牙本土却并不这么吃。因为，它是葡国人来到澳门之后，吸收各种饮食文化，在传统中国南方的饮食之上，加以改造，而逐渐发明出来的一种做法。这道菜配料繁多，有来自东南亚的物种，比如咖喱；有来自地理大发现的新物种，比如马铃薯。但仅仅咖喱的原料，就又值得我们大说特说了。

我跟孩子们说，读书旅行，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要在不疑处有疑。我们在澳门吃葡挞，在香港喝奶茶，大快朵颐。这个时候，希望大家能记起来“哥伦布大交换”这个词。

以及，我跟孩子们说，这是夏天“丝绸之路”游学的延续。因为，有陆上丝绸之路，有海上丝绸之路。澳门，是文化碰撞的重要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