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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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公路那边银杏树黄了。一阵阵风吹来，扑啦啦的，那些黄透了的叶片，便洋洋洒洒的离开母体向地面飘落而去。很快，地面上就成了一片金黄。不知不觉中又一年又将过去了。
关于过去，脑子里是一片空白。如果要去把这空白填满的话，或许是要花费些功夫。时间与记忆，时间总是胜利者，尽管有时候记忆很是顽强，但记忆总是被时间打败，我想这应该是常识。
很多时候，我都竭力从这一片空白中，想搜寻出一些和过往的一些联系来。譬如：少年、青年、农村、工厂、机关、电视台……等等的一些蛛丝马迹，可都不太成功，直至最后，所有的指向全在这个年份的1972年1月25日……
这是我下乡的日子，距今应该是整整50年了。
那一天，位于今天通锦桥的西郊体育场，那真有点像阿城后来写的那篇《棋王》里关于送行的场景：
“车站是乱的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谁也不去注意临时挂起来的大红布标语。这标语大约挂了不少次，字迹都折得有些坏。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更慌……”
阿城在这里写的是北京欢送去云南支边的场景。而我这里是成都市重工业局，在那一天，几千厂矿子弟在这里云集去绵阳地区江油、广元、安县、梓潼等县乡下落户的画面。不过那个时候无论是下乡还是支边，情况都差不多。锣鼓、大红标语、高音喇叭、语录歌、哭泣、离别，只是送行的人大大的超过了要走的人，整个体育场人头攒动，看不出有多少喜悦，只是比生离死别要好一点……
那天我坐在解放牌车厢靠边的角落里，母亲站在车下的不远处，寒风散乱着她的头发，几缕白发尤其显眼，眼神几乎是空洞着，一直等汽车驶出了老远，母亲依然还在那里，我不知道她当时的心情。只是记得我二哥、三哥下乡的时候，我站在母亲的身边，她也是这样默默的凝望着驶向远方的汽车，任冬天的风肆意着，也任满地干枯了的黄的不能再黄的树叶卷曲着在她的脚下，无序的滚来滚去……
那个晚上，汽车终于在一座小山的脊梁上停了下来。四周，一片漆黑。所有的东西都被暗夜隐去，只有一串串火把之类的东西从各条山路在向这里汇集。远山、树林，在那微弱的光亮下，有了一些轮廓。那是各个生产队的人来领我们这些刚刚下车的知青们。
那个晚上，在火把与电筒光的指引下，我背上背着铺盖卷，右手提着网兜里的洗脸盆，左手提着绛红色的行李纸箱，深一脚，浅一脚，爬坡，下坡，终于在汗水把内衣打湿的时候，到达了目的地。
那是一个四合院，住着几户人家。狗吠很大，一只脚刚踏进院子的门槛，后一只脚还在门外，几户人家的的门“嘎吱”一声打开了，当我的后一只脚刚跨进门槛，随即又是“嘎吱”的一声，那是把门关上了时发出的。
领着我的人指着中间那间房屋：“这是住的地方，坐了一天的汽车，明天就不用出工了，把里面打整一下，就早点休息哈。”他似乎还想说什么，只是那张嘴好像不大听他的使唤，感觉得出来，他想说的话语只是在喉咙里打转，但那意思明显的是写在脸上：就这样吧……
这是四合院里的堂屋，里面停放着两口还没上漆，上好的柏木棺材。两口棺材的对面，就是一张没有靠背帖着土墙根的柏木做的简易木床。床的对面是刚刚砌好的灶台。灶台上是两口一尺八的铁锅，一些烧饭用的松枝，柏丫散乱着堆放在灶台旁。
那个晚上，我没有打开行李，就和衣躺在铺满稻草的床上。那盏昏黄的煤油灯灯芯在床边装谷物之类的柏木柜子上静静的毫无表情的燃亮着。我就这样两眼直勾勾的看着房梁上的那两片亮瓦，似乎想透过这两片亮瓦，看到这屋外的东西。失望的是，天黑什么也看不见，只是时不时有几声“哇、哇、哇”的声音，在屋外的空中叫响着又回荡着。这是乌鸦的叫声，声音很干净，但不好听，有些凄厉。它穿越着土墙进入到耳朵里，让自己也开始感到了时间开始凝固，一种茫然、一种孤寂，还有一种无助……
这个晚上，是我刚满十七岁零二十五天。
1972年的农历春节到了。
那一年，距离春节还有一周的时间下了一场雪。
尽管在很早的时候，我在成都见到过下雪的场景，但与这次相比，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只是下的头皮屑。
整整的一个晚上下来，殷家嘴的山头，山林，弯曲的小路，田地，房屋都有了一层薄薄的积雪。当地的农民对此说不上是喜也说不上是忧。在他们看来，仿佛这天就是这样，爱怎样就怎样吧，只要这惊蛰一过到了清明，人还能下地播种，夏收的时候，还能有几颗麦粒，这人也就活络过来了。
那个春节是我独自一人在离家两百多公里外的地方度过的。大年初一，在殷家嘴的潼江边上，我独自徘徊着。风依然凛冽，脚踏在河边栽种着油菜松软的沙土里，一边抬眼望着河岸上那边竹林里飘出的袅袅炊烟，感觉自己就像是干涸的河床上停泊在乱石堆里的那只渡船。
记得，大年初六的那一天，当我回到家里，刚一踏进门，母亲有一种不相信的惊愕："你怎么回来啦？！"“你们不是要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吗？”父亲说。
在我还没有坐下，母亲就开始问这问那。
接着，我就开始编了一套龙门阵，说春节期间殷家嘴的农民们是如何这家请，那家拉的去请我做客。甚至还说农民们是如何送我腊肉、花生、核桃之类的，接着我就把行李打开，翻出一块腊肉，几斤花生，还有几斤糯米来。母亲看到这些在城市里的稀缺的东西，那脸上浮现出的是一种很复杂的表情。连忙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事实上，那腊肉是我从屋后农民晾晒腊肉的树枝上顺来的。只记得那个晚上，隔壁的那个妇人在院子里使劲的骂顺走她家腊肉的人。语言虽然难听，我可是有点幸灾乐祸的。至于我为什么幸灾乐祸，在当时我却不知道，只是心里觉得痛快。
或许是因为那一句“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革命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还有就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但这些我却都没感觉到。
那个晚上，院子里的那个妇人让整个院子的所有人都不得安生，但院子里却安静得出奇，除了这个妇人的声音外。当然作为一个城里来的人，她是万不能怀疑到我的头上的。后来当我从城里返回生产队时，我悄悄的把两块钱（当时的鲜猪肉是七毛七一斤）趁这家妇人都下到地里的时候，我从她家的门缝塞了进去，自此以后，院子里的敌对情绪消除了，这妇人看到所有的人，都是笑嘻嘻的，脸上阳光灿烂，她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提起裤腰跳起来，用手指着几户人家的门和窗问候他们祖宗十八代的那种很怪异的神情了。
农村向来都是这样,一直要到农历的正月十五，这“年”才能算过完。经过一个冬天，地里的小麦、油菜、胡豆、豌豆在初春阳光的抚摸下，渐渐的缓过气来。这个时候的乡村，有了一种死去然后又有了活过来的勇气。尤其是那些绿绿的田地，镶崁在山腰、河坝、沟坎之上，远远的望去，就像这个世界什么都没发生，一片风和日丽，也仿佛让人感叹到，中国的乡村历来就是如此：无论是菜花黄了，然后是又再黄了，这块土地依然是简单，平淡、无，就像是在地里耕田、耕地的老牛，一边懒懒的把胃里的东西反刍着又回到嘴里慢嚼细咽着，一边任随着农民那手里的树枝在它身上抽打着、吆喝着……
2018年的11月，当我再次踏上这潼江边的殷家嘴时，已经是46年之后。我曾经住的堂屋尽管已经是断垣残壁。但田头地垄，依然还是和46年前一样。江岸。巴茅草。山林。弯曲的小路。碧兰透底看似已经断流的江水。看到这一切，给我的想象就是，或许我们还没有到来之前，或者是更早千百年来它就是这样。
唯一可以给你想象的就是这山上曾经是有大片，大片茂密的树林。这话是我下乡来到这里殷家嘴的农民告诉我的。当时我问，后来呢？农民说，后来？后来就大片，大片的没有了。我继续问，那是什么时候，农民说要去问爷爷的爷爷，爸爸的爸爸了……
“冬瓜，你还记得那年半夜三更起来扯豌豆的事吗？”问我的曾经是这个四合院的邻居，她叫罗琼英，是生产队副队长殷开元的女人。那个时候她刚从这条山沟那边的杨家湾嫁过来。
“他那个时候，个子好小，在地里扯豌豆，扯到、扯到就站起来开始大骂，'扯你个妈，老子不要这工分了’，他一骂完就回去睡觉切了。好笑人喔！”
罗琼英对着和我一起来的人说，还没等我们张口，她自己就捂起嘴笑了起来，那神情，很轻松，就像那事发生在昨天一样。其实那天的罗琼英已经是六十好几的人，除了口音，人已经很是苍老。
乡村里的夏收春播，大多的时候是从过了清明半个月以后的露水气很重的下半夜开始的。每到那个时候，下玄月已经西沉，生产队长殷文有就会借着月光的清辉，便从殷家嘴的那头走到保管室这头的小山坡上，就把那挂在老树上破烂铁敲得叮当响。声音很纯，在夜空下的山村里能传得很远。这有点像电影《地道战》里日本人进村，高老忠在大树下敲钟的感觉。只是那个时候敲钟是用来报警，而现在是在催促睡梦中的农民赶快起床下地扯豌豆、胡豆、油菜。毕竟到太阳开始爬上山头，光芒照射到田间地头、房屋、树林的时候，那些已经熟透了豌豆角，胡豆角，菜籽等等的，都会等不及似的，就会像炸子一般噼噼剥剥在地里遍地开花……
月夜下的地头，基本上都是些女人。男人们基本上不干这些婆婆妈妈的事，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等待着，那就是趁着星夜，把每家每户猪圈里的猪粪清除，然后再一粪档一粪档的从猪粪坑里舀起来到进能装八九十斤的粪桶里，一挑一挑的往山上担。经过一个冬天，山上那些山茅坑，已经干涸，底朝天了。它们正等着这些睡眼惺忪的男人们，用尽力气，把它填满。春播就要到了，那些大片大片正待播下去的玉米、棉花、花生等等的土地的底肥，就是靠着殷家嘴的这些男人们的肩膀，从山下往山上，抗哧、抗哧的来来回回着。
倒进山茅坑里的猪粪已经不是那种稠密的猪的分泌物了。很多人家在人们来舀粪之前，都在深夜里放了不少水。毕竟这粪坑里的东西是要用来记挑数的，到了年终，都是要用来抵工分的。那放进粪坑里的水，那也是钱呀。
“狗日的，这两天你不知往这坑里放了多少水，舀起来的东西全他妈的都是清汤寡水的。”
“日的，你那坑里的东西也不收拾干净，你老婆的那些烂玩意儿，全在坑里飘着，你也看得下去。”
“我日你先人，你和你老婆在床上干的那些龌蹉事还少了，经常吵得老子睡不着觉。”
“那你也弄噻！”
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山坡上挑粪的殷家嘴的男人们，坐在横在两个粪桶之间的扁担上歇息着。他们一边抽着旱烟，一边无邪的笑骂着。浑话，起哄，追打，狂笑。他们所有的神情，完全看不出来是刚起床时的那种无精打采。欢乐来自内心。他们此时的亢奋，很简单，就是男人和女人的那些故事。
但在后来，吃完夜饭然后再到保管室学习“林彪事件”的文件时，男人们却没有了那山上挑粪的精神。或许是白天的劳作耗尽了他们的精力，再或许是北京离他们的生活太远。一个个焉头焉脑，就像是一只只秋茄子，无精打采。有的人鼾声甚至让我想起了一首歌的歌词“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那样的一种感觉。当旁边的人用两只手掌在他的耳边用力一拍：“天亮了！”的恶作剧中，那人猛醒过来，惊慌中：“糟了！糟了！”他已经是六神无主，揉了揉了眼睛，四下张望：“你们咋个还坐在这儿喃，我咋个没有听到殷文有敲钟喃！”他一边自言自语着，一边转身就朝着保管室的外面跑去。他的身后，坐在那儿的人纳鞋底的，奶孩子的妇人，眯缝着眼睛抽旱烟的老人，低头编篾框的男人等等的先是一阵惊愕，然后便开始东倒西歪，捶胸顿足，各种姿态的爆笑，在这个只有月光没有星星的夜晚，有了一种黑色的幽默。看到这个场面，念着中央文件的殷文有也憋不住一脸的严肃：日的，散了，散了……
没有了男人的地头，是殷家嘴女人们的世界。房事。自己家的男人。别人家的男人。那火爆爆的都是裤裆里的那点事。类似于这种乡村里的故事，在城里人看来是一种粗俗。但在她们的眼里，这津津乐道的却是一种关于她们自身的、天然的、既粗鲁又温馨肉感的消遣。
“你男人这两天喝了那老虎尿，那下面很凶吧？”。
“你才凶，一夜一夜的吆二喝三像猪叫，吵得房子都要垮了。”
“哎，把你男人借来我用用！”
“你这死鬼，我的男人是你能用的吗！”那妇人说着、说着就要扑上去......
月光很温柔的抚摸着殷家嘴这片只有女人的土地。
女人们在豌豆地里嘻哈着，扭打着，笑骂着。地里的豌豆成片成片的在她们的身下被扭曲着，被蹂躏着。殷家嘴的女人们是在用这个最为原始的方式，在诠释着那个年代她们依然还是作为一个女人的真理。
的确，在那些时候，这些女人们除了给男人们纳鞋底，奶孩子，给男人们暖被窝，她们还能有什么呢？！
四十六年后，看到眼前这个已经有六十好几的妇人，不知为什么我一下就想到了沈从文的小说《丈夫》、《柏子》、《萧萧》里的那些居住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湘西的那些女人和男人。只是现在殷家嘴的女人和男人靠着的是和土地打交道，维持着饥肠咕噜的起码生活。
还是在那天，我向罗琼英问起殷家嘴的那些老人们。
她说。很多的人都去世了，也包括他自己的丈夫，曾经和我打过架的副队长殷开元。
“陈老三呢？”我问。陈老三是外姓人，是属于倒插门的那种。
“前几年得了病不久，也走了。”罗琼英说。
他是我下乡到殷家嘴之前接触到的第一个人。
这人不高，但在脸上堆满笑脸的时候，那双眼睛的背后，总有一种让人不易察觉到的狡黠。到了殷家嘴之后我才了解到，他是大队的培养对象，能说会道。他也总是很忙，经常是以各种去公社、县里开会的理由，而在生产队里都难见其踪影。可在接我们下乡他到刃具厂的各种活动中，他却是家长们的贵宾。
那些个时候，他的上下嘴唇，总是油光水滑。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你感觉不出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但他的身份是容不得家长们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他是交泰公社派来的人。
这个身份让一些知青家长们对他趋之若鹜。在刃具厂的那几天，我感觉这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几天，也是人生最为得意的几天。几顿酒醉饭饱以后，他也就基本掌握了本生产队几个知青还有本大队其他知青家庭政治、经济的基本背景。以至于后来我回到城里探亲，父母们总要我带些东西给他，我就说：你们别让我带了，他是一个无底洞。母亲说，我们不带其他家的还是要给他的。我说，那就随他们吧。但最后，最初的那一两年，我还是没有免俗，该送的送，该给的给。宿命，一种渗透到文化骨子里的宿命……
那一年的夏天，秋收打谷子开始了。不知什么原因，我和殷开元在稻田里发生了争执。
“冬瓜，听说你家老头是一贯道的坛主，这官有点大，是不是？哎哟！”
(关于这事，是当年，一个路过重庆去台湾的人，经朋友介绍，把一尊观音菩萨的像寄放在父亲的家里，这样一来父亲就背上了一辈子黑锅......)
还没等我回话，一记拳头首先就击在了他的眼帘。殷开元一下就捂住了脸，“哎哟，哎哟”的顿时就蹲在了稻田地里。
“你打贫下中农！你打生产队长！”旁边的邓春龙一边愤怒的吼着，一边举起挑稻谷箩筐的扁担劈头就向我挥来。当然，被我挡过，毫发无损。那时候，我敢说，我是在用百米跨栏的速度，跳过一个一个田坎，躲过了这场灾难。后来得知要不是当时会计殷文均的阻拦，我看在他那一扁担下，估计这篇文字是没法写了。
“你知不知道，你打贫下中农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
那天晚上，陈老三来了。
“你应该知道自己的家庭出身，今天这事，我就暂时不向公社和大队汇报了，但你必须向殷开元和罗琼英他们道歉。”
说完这话，陈老三从我的床上看见了一个包裹，那是我刚从公社邮电所取回的，里面是母亲怕冬天殷家嘴冷，特意亲手给我织的一件蓝色的毛衣。
“这是我妈妈给我织的毛衣。”我说。
“你看你妈妈多心痛你，可你还在这儿给他们惹事。当然这事我调查了一下，也不全是你的错，但以后你一定要注意影响。”陈老三的话不知为什么，突然缓和了许多。
只是那年的冬天，我没有穿上这件毛衣，但它被陈老三给穿上了。
当然，歉总是要道的，是我的闪击战，击溃了殷开元的对我的嚣张，尽管最后在另一个农民挥起的扁担下，我落荒而逃，但在心理上，我却有了一种自我的安慰，殷开元的眼睛被我的一记拳头打成了乌鸡眼。
当然在那天见到已经是老年的罗琼英我向她表示了当年那一拳的深深歉意。“哎呀，冬瓜，你都还记得呀，我都忘了。”罗琼英说完，脸上挂满了笑容，有点像她年轻的时候，看人总是笑眯眯的。
时间，又回到了那个晚上。
乡村夏天的夜晚，总是这样，星星在深蓝的夜空遍布着，眨巴着。殷家嘴在夜的俯瞰下，明月在江水里破碎的散烁着，那些散落在殷家嘴沟沟坎坎的院落，炊烟也早已被空气里的热气吸收殆尽。只有狗吠的声音不断，它穿过院落周围的竹林，此起彼伏，破坏着这个乡村的静谧。
殷开元的家离我住的四合院不是太远，只有几步路的功夫。当我从殷开元家道完歉出来，回到我住的地方点燃煤油灯不久，那扇大木门“咯吱”一声，被推开了。进来的是罗琼英和殷开元的母亲。老人手上端着一碗还在冒着热气的腌菜面条，放到装谷物的柜子上：趁热快吃吧。罗琼英也在旁边催促着我。然后没说什么话，然后是被煤油灯的灯光把她们投射在去拉房门时的那土墙上的背影……我看着她们消逝在四合院的大门外，眼泪就从心底流了出来。毕竟在殷家嘴，吃面条应该是他们在很隆重的日子才有的。在那些日子，吃面条在他们的生活里是一种很隆重的仪式，把媳妇娶进来的第一碗，就是面条，或者是家里来了贵客……
“我记得院子里的殷文高，那个时候还在县城里读过高中，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这样问着正在身边给我介绍殷家嘴这些年情况的罗琼英。
“他呀，可能现在也不比你年轻多少了。高中那个时候，在县城，后来回来在家待了一两年后，好像就去了观义区去教书了。你看嘛，你们那个四合院，就只剩下那个时候你住的堂屋，也是破破烂烂的，前几天乡上说要把这片全撤光，也不知道，他们拿来干什么，幸好你这次回来，你的那间房还在。”罗琼英说着这些让我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时候我住了五年零七个月的四合院。
堂屋，是先前四合院供奉神明的地方。我下乡住进去的时候，我算不算是他们的神明，我想应该不是，最多就是帮他们守护棺材的人。罗琼英说我走了很多年后，这四合院里的人家基本上就在殷家嘴的其他地方找到了归宿，最后就剩下我住的那间堂屋。
那天，天气不是太好。太阳有点懒散。堂屋，已经没有了任何生气。断垣残壁的，荒草萋萋，一副被人完全抛弃了的景象。
殷文高和我那个时候的个头差不多，不是很高，那头和圆头萝卜差不了多少，只是两片嘴唇往外突，两只耳朵大而向内卷。殷家嘴的人说，他那是招风耳，命好。
刚刚来到殷家嘴的时候基本上难得见到他。除了有一天早上他来敲我的门以外，说了一些话，大多的时候只看到他的姐姐，还有一个小妹妹，经常在收工以后，两姐妹那背上背着柴火等等的背夹子，看上去人已经没有了。进院落门时，她们就半蹲着，侧着身，弯下腰，低着头，很是小心翼翼的，进到她家的柴火房。出来的时候，就在院落的天井，她们用手拍打着浑身上下的枝枝蔓蔓，然后再清理着沾在发辫上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叶片，枝枝丫丫。
做完这一切，殷文高姐姐就是洗红薯、切红薯、往一口大铁锅里倒水，往炉灶洞里添柴，然后在盆子里掺水和包谷面，再然后趁着锅里的水还没烧开，又坐在炉灶前，“咔嚓咔嚓”的剁着猪草……
可这一切，我是始终没有看到过殷文高的身影的。在我的感觉里，他放学回家，晚饭的时候，他的姐姐总是要喊一声“殷文高吃饭了”，然后就是一家人没有声响的，闷声闷气的各自端着自己那碗盛满红薯和着玉米面做出来的糊糊，就着腌菜，一股脑的往嘴里倒着。只是在他碗里多出了一只鸡蛋，而在他姐姐和妹妹的碗里是全没有的。吃完，就开始点亮他那间房的煤油灯，不知是在看书，还是在做作业。反正在他家厨房里的一阵洗刷锅碗瓢盆的声音过后，就是旁边猪圈里“嘌、嘌、嘌”猪拱食的咀嚼的声音。当这一切都安静下来，殷文高窗户透露出的剪影中，在放着很多书籍桌子的两端，就变成了两个人，一个人影在埋头，那是殷文高，而另一端的那个人也是在埋着头，距离煤油灯稍稍近一点，手臂在不停的动着，那是姐姐殷文群，就着煤油灯的光亮，在纳着鞋底……
乡村的夜晚，除去时不时彼此起伏的狗吠，还在显示着殷家嘴的存在。但每到这样的夜晚，没有狗吠时，我时常是把它作为一个孤悬在地球之外的星球来形容。但我依然还是喜欢月亮出来的时候，那山坡，那江水，那林间，那散落在七沟八坎的房屋等等的，在月亮的背后被镶上了青色一般的颜色之后的那样的寂静。
关于殷文高，在那天与罗琼英的说话中，尽管她说了一些关于他的一些事，但我还是没有理出关于他的头绪，我的头脑里依然还是我刚到殷家嘴时，他敲我屋门时的情景。
那是我刚刚下乡到了殷家嘴的那一天的早上……
“快起来，快起来，队长在叫你了。”
一阵敲门声，院子里的殷文高使劲的用手拍着门。
“城里的人就是爱睡懒觉，这都几点钟了。”
拍门的声音还没停下，队长的声音就从门缝里跟了进来。
这话有点儿自言自语，也像是他在对着天在说话。我还能想象着，队长说这话的时候，他的手上一定是在卷着旱烟，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只小烟嘴，便把卷好的旱烟塞进了烟嘴里，再然后就是又从另一个裤兜里掏出一盒火柴，便从中取出一根火柴棍，在小小的火柴盒边的鳞片上，那么随手一个弧线，那燃起的火柴棍就把含在嘴里烟嘴上的烟叶给点燃了，再再然后，见旱烟点燃，他便深深地吸了一口，便把还没燃尽的那根火柴棍在手上晃了晃，那根火柴棍一下子就横躺在门前的泥土上了……
嘎吱一声，门被队长推开了。随即一阵呛人的旱烟味由外到里弥漫着，那由队长嘴里、鼻孔里冒出的烟雾，在不太敞亮的房间里，由屋顶亮瓦投射进来的光柱中，就变成了青色，不一会儿就开始袅袅散开，就像是一阵一阵薄薄的轻雾缓缓从田野里涌了进来。
队长只有小学五年级的文化，能写几个字，如果读书，就有点儿吃力。有时候，队里开会，读《人民日报》上的社论，遇到不认识的字，他就会侧过头去询问坐在他身边的会计殷文均这个字怎么读。事实上，队长这水平，至于怎么去理解社论里面的什么内容，都是按照他自己的心思，当然那些年，只要不去冒把，怎么理解都行，殷家嘴是没有告密者的。至于生产队的什么事要拿出来讨论什么的，大都是他说了算。其实那年月也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讨论的。要讨论的就是我们要到殷家嘴的那几天，这会也是议论了一番，但那也不是讨论，只是告知。但在我的眼里队长殷文有是一个好人。
记得有一年母亲来殷家嘴看我。
那个晚上我住的堂屋很是热闹，那是我到殷家嘴后的盛大节日。左邻右舍的农民们拿着鸡蛋和挂面在我的屋里进进出出，都是来问候我母亲，然后是家常、寒暄，说说她的儿子，再然后夸母亲长得好，有福气。就连住在一里地之外，殷家嘴那头，从不关心这些事的殷文广的女人二妈，也在夜晚的时候拿着鸡蛋和挂面来了，还没进门就喊“老嫂子”。那阵子，母亲真的是忘记了一路奔波的劳苦，一阵阵感动，就在母亲的脸上挂满。
就在母亲要离开殷家嘴的当晚，队长殷文有，会计殷文均一起到了我住的堂屋。那个时候我一下就感觉到这个地方连老鼠都懒得打洞的地方，立刻就开始蓬荜生辉了。
“老嫂子，你别太担心他。在这儿他啥子都好，就是爱睡懒觉，就这点社员有意见。”殷文有说这话的时候，母亲嗔怪的看了我一眼连忙说：“这都是我们在家把他宠坏了，希望队长严加管教。”
“这倒不必了，老嫂子，我们这个地方穷，你大老远的到这里，不容易，我们又没得什么送的，这刀腊肉，还有一些鸡蛋你就带回去给大哥。”这个时候，母亲的脸上已经挂不住了，完全是感动了再感动。
“以后呀，”这个时候殷文有又点起了旱烟，当他从嘴里吐出了一股烟雾后“你以后自己做好吃的，要把门关上，如果让他们看见了，影响不好。”他说完看了一眼我母亲说“老嫂子别见怪，我们这个地方穷。”
那个晚上，我没睡好觉，我相信住在院子里殷文高家的母亲也没睡好觉。
我没睡好，是因为母亲到殷家嘴看我，还是因为来了以后没有受到农民们的冷落。再有就是我在殷家嘴唯一的缺点就是睡个懒觉，对于这心里有了点欣慰。
第二天早上，母亲要离开了，四合院里的老老少少都来给母亲送行。走到罗琼英她家门口时，殷开元和他母亲已经早早的在那儿等待了，照样的是鸡蛋和挂面，看到此，心里的五味杂陈一起涌了上来......
四十六年后的那天，我对罗琼英说“我母亲那一年到殷家嘴，多亏你们的照顾，非常感谢你们。”罗琼英说“那还不应该。那个时候，我们穷，都是没得办法，只能用那些来表示一下心意。”
接着，我问道“殷文旭还在吗？”
“你还记得殷文旭？”罗琼英有点吃惊“他前几年就去世了。”
罗琼英说，殷家嘴的人，那些年最有福气的就是殷文高了“整个殷家嘴拼了命的要去吃公家饭的就只有殷文高。殷文旭初中毕业以后，一门心思想出去，直到他死了，都还是一个村小的代课老师。”
接着罗琼英连珠炮似的又说道：
“你还不知道，你们还没来之前，队里开会说你们四个知青要到殷家嘴。你才不知道，殷文旭说的啥子哟。他说'还是你们城里人安逸，假模假样的在泥巴地里一滚，然后又回去了。’殷文旭说的是也是你们刃具厂来的叫秦一清，你们应该都认识，还不到两年，就回去了，他走了，你们四个就来了。”
关于罗琼英说的这事，我也曾经听到殷家嘴的人说过。当时殷文旭说：“那年来了一个城里的人，活不怎么干，口粮却和我们分的一样，这一次一下又要来四个，我们吃啥子？！”
“吃啥子？！你以前吃啥子，现在还吃啥子，饿着你个球了？！”
这是队长殷文有在会上说的。这些话对于一些想发表意见的其他殷家嘴的人来说，也就不便吱声了……
殷文旭在殷家嘴是属于回乡知识青年。尽管他是和我们一般大，但“回乡”和“下乡”中间的一字之差，很多时候就因这一字之差，让他愤愤不平。
听罗琼英说，还在我们没有到来的前两天，队长殷文有带着殷文旭，还有几个队里的人到院子里的堂屋来给你腾屋打扫房子，殷文旭就说：妈哟，我也是知青，我咋个就没有他们的那个待遇，简直就是不公平！
我对罗琼英说，我想去看看殷文旭。她说在山上，很远。罗琼英说这话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因为还要赶路回成都，我对罗琼英说，那就下次吧。“你们还要走呀，天都要快黑了。”我说“没事，现在不像以前，都是高速路，很快，一两个小时就到了。”
罗琼英听说我们要走就说“你等我一会儿，我去树上掏几个柑子，你们带回去，你还记不记得那会儿，你经常趁我们下地，家里没人的时候，就爬我家的柑子树，去掏柑子的事？”接着罗琼英就对和我同行的人说“冬瓜那个时候很有点板眼儿，生产队种的西瓜，刚刚结了瓜，他就和外面来的知青，就在半夜三更，给瓜掏了个小洞，往里面填小石头，有的还被灌了猪粪，被发现后，他说他们在搞科学实验。”
……
告别了罗琼英，汽车，在殷家嘴向着交泰乡坑洼不平的土路上颠簸着。46年了，除了在殷家嘴的那条潼江边上有了一座桥，沟沟坎坎里的黑瓦土坯房有些被两层的简易砖房取代了以外，那山，那江水，那田地，那树林依然在我的车后面没有任何的变化。我想殷家嘴这个被潼江水不知冲击了有多少年才形成的小山村，只有在梓潼县的地图上才能找到。但这个姓来自何方，又是怎样在这里繁衍生息，因为殷家嘴没有祠堂，或许有，也估计在很多年前的时候没有了。没有了祠堂，族谱照例也是没有的……
天，渐渐开始黑了下来，当我把车开上那条通往城市的公路时，几只乌鸦，在没有星星的天上盘旋着，从那里不时传出的“哇、哇、哇、哇”叫声，依然还是凄厉，就像我刚到殷家嘴时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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