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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锡伦 ▏聊聊成都公厕之今昔


聊聊成都公厕之今昔

  文/ 姚锡伦

人生一辈子,每个人都得吃喝和拉撒,一天也离不了,足见吃喝和拉撒在人们生活中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

吃喝,自不待言,民以食为天嘛!难怪超市饭店、茶坊酒肆比比皆是。“吃喝”可以写成书,拍成电视,办美食节,可以邀请穿红着绿的大妈腰鼓队,热热闹闹地沿街张扬今天又有一家餐饮店隆重开业了……

可拉撒就不行。虽然它和吃喝一样,对于我们的生活,同样重要。但它却少了吃喝那般光鲜体面,更不可能和吃喝平分秋色。因为一说到拉撒或拉撒必去的旱厕,人们很自然地都会把脏和臭同它紧紧地连在一起。尤其在过去,它的脏、它的臭更是给我们烙下了太多太多刻骨铭心的记忆。

昔日旱厕又脏又臭

改革开放之前,成都市民住房条件普遍都差,没有卫生间,要行“方便”,都得进公厕。实在要在家里拉呢?就得有马桶,于是就有了老成都天天都要“倒桶子”的往日时光。而那时街上的公厕,全是旱厕,既简陋肮脏且数量不多,常常是排班站队“打拥堂”。

以我老家半边桥为例,桥南仅一间面积不大,蹲位不多的公共旱厕。虽说它又脏又臭,但它却是我们记忆深处一段有趣的回味。那时,不象而今家家都有卫生间,这小小公厕可是全街近百户人家一天也离不得的“方便之处”。

天刚放明,内急的、倒马桶的、涮痰孟的即蜂涌而至。小小厕所门庭若市。先到的自然“幸福”,尽可暢快地“如释重负”,晚来者只好等在门口,讪讪地自我解嘲,来上一句:“哟,生意好喃!”这是现在人难以想象的情景。

1981年我搬家至黉门街,住在南桥商场东侧,有四幢四层楼高红砖房的一个纯居民大杂院里。虽说是住的楼房,但家家住房面积都很狭小,一般仅有十多平方米,福气好的顶多也不过二十来平方米,且都谈不上有啥子客厅、卫生间、厨房和阳台之类。而最让人烦心的是每层楼近十户人家才共有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旱厕,且上下相通,从四楼、三楼、二楼厕所,拉屎撒尿一直掉到底层下的粪坑里去,真是咚咚之声,颇为壮观。只是因为不能像抽水马桶那样大量放水冲洗,那臭味是无法去掉的。

当时我家就在临街那幢楼的二楼上,底楼正中就有一个储粪大坑,粪坑常年屎尿横陈,空气中老是弥漫着不快的味道,迫使着许多人家不得不将窗户紧紧关上。好在楼房与人行道之间筑有红砖围墙可将粪坑围在其内,要不然,街上行人见之,恐怕都会眉头紧皱,匆匆绕过。

过去我见识过不少旱厕,说得难听一点,有些旱厕的脏与臭真可用“哭、笑、叫、跳”四个字来形容。哭:屎尿难以及时清除,氨和硫化氢严重超标,臭气熏天,如厕如遭催泪弹袭击而泪流满面;笑:众人一起蹲坑,面面相觑,尴尬多多,让人苦笑不已;叫:蛆虫密密麻麻蠕动不停,甚至爬上蹲板、脚底,让人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惊叫连连;跳:污水弥漫,难以下脚,不得不踮起脚尖跳之跃之,实在是为难了“方便”之人。

记得二十多年前,我供职于浆洗街街道办事处,当时为迎接创建国家级卫生城市检查,最让我们头痛的也是旱厕的脏与臭,它哪经得起检查?当一听说辖区内第十五中学可能抽中受检,我们着急了!硬是责成这所学校当天晚上连夜突击赶修了一堵围墙,将有蛆虫的旱厕立马隔断在校外。现在想来,何等荒唐!何等可笑!可在那时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凭我们的条件真的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难忘“坦克”进城

别看旱厕又脏又臭,可在当时人畜粪尿是主要的农家肥,农家历来都把城里的旱厕视之为宝藏之地。谁拥有掏粪权,谁就有福啊!谁才能掏走粪便,运走尿水。没有掏粪资格而又想把屎尿弄走呢?那就得过偷。偷粪这事,虽说不是天天都有,但我也没少见。

以我老家半边桥旱厕为例,为防盗粪贼侵入,我知道这家厕所是有专人看管的。问题是看管的人总不可能像守“金库”那样寸步不离严防死守吧,于是这便给了盗粪贼乘虚而入的机会。一天夜晚,两位盗粪者火速入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偷得满满两挑大粪之后,挑起便逃。哪知不巧,恰被看守厕所的大爷堵在了门口,抓了个“现行”。于是便突发了只有那个年代所独有的“新闻现场”:守厕所的大爷和偷粪贼干起架来。甩扁担、拽粪桶的哐啷声以及劈头盖脸的喝骂声充斥于耳。此时,就在厕所隔壁居住的小学体育老师,自封为大使()馆馆长的邓哥子,便会主动行使“职责”,站在守厕所的大爷一边,把个偷粪的小批了几句。一待事态平息,他免不了还要打个总结:“这是人民内部矛盾。”然后,拍拍偷粪人的肩头打个招呼:“你吗,下次就不要到这儿来舀了哈。”他不说一个“偷”字,却換成一个“舀”字,也许在半边桥,只有象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才会如此而已……

改革开放之前,要将成都城内旱厕的人粪尿清运出城也不简单,全靠人工劳作。而这种事向来是不准白天干的,这大概是怕影响市容观瞻吧,因此規定只准在晚上进行。于是,每到傍晚街灯未亮之前,在浆洗上街口(万里桥南)便有一道奇特景覌,少则七八辆、多则十几辆那种安放有专运粪便的状如椭圆形的黄木大桶的胶轮平板车,便早早地在街口慢车道上排起了长龙,等待进城。

待天黑街灯一亮之时,交通管理人员一声放行,十余辆运粪平板车便浩浩荡荡地一路狂奔,“杀”进城去,车轮辗压路面轰隆之声震天动地,令街上小娃们大呼:“坦克进城了!”“坦克进城了!”其景甚是壮观,惹得路人一阵好笑。自改革开放始,粪便逐步实现由汽车抽运后,“坦克车”便下了岗,“坦克进城”即不复存在,它只深深地留在老成都人的记忆里。

告别旱厕

应当说成都市区告别旱厕的年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时老百姓都知道成都有个“刁厕所”。

所谓“刁厕所”,不是指某个厕所冠名为“刁”,如成都街上的店招“张凉粉”、“王胖鸭”那样,而是特指时任成都市市长的刁金祥。

刁金祥任市长期间,主持改造了成都市区的厕所,把旱厕全部改成了水冲式厕所,为老百姓办了件实事,因此民间都习惯地称他为“刁厕所”。这称呼听起来好像不雅,甚至有点不恭,但却实实在在地反映了市民们对刁市长主持这一工程的认同、赞许。

当然,现在刁市长早己不在位了,但许多老市民在闲谈中,每每一提到他总会说,哦!就是那个改旱厕为水冲式厕所的“刁厕所”嗦,记得、记得!

现在回头看,当初将旱厕全部改成水冲式,无疑是拉开了成都“厕所革命”的序幕,旱厕的脏与臭这个困扰市民多年的问题终于得到了初步解决,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进步。但是,实事求是地讲,那时公厕的数量、质量、档次以及政府对公厕建设的投入,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依然相差甚远。尤其是“如厕难”的问题仍旧存在,有些地段还十分突出。

朋友趙君,深有体会。一次内急,遍寻厕所而不得,好不容易到了人民公园门口,花了五分钱买了张门票,才解决了一个“非常大”的小问题。

可让人感到欣慰的是,近十来年,成都的“厕所革命”可谓大踏步前进,硕果累累,改建或新建的公厕如雨后春笋一般随处可见。在不少地段,如厕不仅是为了“方便”,更是一种享受!我家就在高升桥,家的周边那几所公厕就常常令我赞不绝口。

高升桥小游园公厕——这是我天天必去的方便之地。它掩映在一片绿荫之下,不仅颜值高且更有内涵。无论我何时光顾,均不见厕所内有烟蒂、纸屑、阻塞、尿垢、积尘、蛛网、臭味之类。隔板、蹲位、便池、墙壁、地面可谓洁净如新。洗手液、卫生纸、干手器、无障碍卫生间一应俱全。管理保洁人员分白班、中班、晚班全天候服为民服务。

这里还特设红外线监控预洁系统,每50人入厕,系统就会发出提示音提醒保洁员及时保洁……公厕旁专门配了间环卫工人休室,室内微波炉、空调、沙发、淋浴房设施齐全。厕所内挂有意见簿,翻开一看,哈哈!如同“新四军给沙奶奶提意见”:全是表扬!

菊乐路口公厕——从远处看完全就是一座“花房子”。屋顶布满了红艳艳的三角梅,前后左右立面是紫色的红花继木或黄绿色的鸭脚木、吊兰、肾蕨之类。这个公厕是成都首个垂直绿化公厕。占地面积仅有60多平方米,绿化面积却增添了120多平方米,当之无愧地成为成都公厕界有温情、有格调的“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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